朱达志
一位优秀护士长的“退堂鼓”，敲得我们振聋发聩。这个多少有些特殊的个案背后，所反映的仍然是积弊许久的医疗卫生体制问题。
关心医改的读者，应该还记得源于去年夏天的那场“医改不成功”的大讨论。去年
7月，《中国青年报》率先披露了国务院一研究机构所作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调查报告两大结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倾向是完全错误的。由此引发了一场蔚为壮观的医改大讨论。
今年3月18日，新华社的一条消息又“引爆”了一颗有关医改的“重磅炸弹”：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却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两个截然相反的排名道出了目前中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困惑。
从去年夏天到今天，民间和大部分媒体有关医改不成功之原因的基本观点，可以说大都仍然是完全认同那个报告的，即医改不成功确实是源于“过度”的市场化。这一判断其实并没有触及医疗体制弊端的本质。其实，许多人并没有弄清楚医疗资源分配和医疗机构资本配置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这些年医改的最大失误，并非出在医院的商业化经营方式和资本的市场化配置上，而是源于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些公共品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合理。而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是政府的事，跟医院的市场化运作何干？
现代社会，公民应该享受廉价甚至免费的卫生保障和基本医疗服务，这毋庸置疑。这样的公共品提供当然须由政府负责，这恐怕也无异议。而当今的医院基本上已是企业法人了，它们当然要有自己的利益考虑，这也无可厚非。低收入者看不起病，只能怪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制度坍塌后，没有及时用新的卫生保障体系取而代之。至于看病贵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医疗机构市场化程度低，不足以打破公立医院准垄断地位所致。
因此，医改不成功，或者说医患矛盾白热化，医护人员和患者双方都感到委屈，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医疗资源这个公共品分配出了问题，而不能怪人家医院市场化。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杰弗逊“大小政府论”的这一经典表述，许多人都耳熟能详。但据考证，这话很可能不是出于杰弗逊之口。实际上，早在新政时代，罗斯福的支持者沃尔特·李普曼就指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完全正确；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
在医疗卫生体制上，政府的责任实际上就是三条：一是公平分配医疗卫生公共资源，在市场中发挥好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二是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为全体国民提供福利性质的公共卫生保障和基本医疗服务；三是制定完善的市场规则，并做好纠察工作。
政府肯为公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买单，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如果再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手段，打破公立大医院的准垄断地位，把医疗服务费用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水平，那么“护士长出走”之类新闻，就一定会在我们面前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