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出四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为什么经过多次整顿关闭，这样的煤矿依然存在？该矿非法开采、超能力生产巳时长日久，县、乡政府和有关监管职能部门就不知道吗？相关部门是如何监管的？井下有这么多隐患，为什么能够‘六证’齐全？”5月27日下午，在山西省大同市举行的国务院左云“5·18”特别重大透水事故调查组成立大会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愤怒地发问。
官煤撤股“最后通牒”发出之后，全国上下发起了对官煤勾结的战斗，但是，为什么结果只能是“初见成效”，甚至出现今年上半年“煤矿特大事故死亡人数增幅超过一倍”这样愈演愈烈的结果。
查处官煤勾结而言，本质在于治官，自上而下的通牒、怒斥、严查，其所以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发挥自下而上的民主的作用，轻视人权的重要性。以左云矿难事故为例，抢险指挥部新闻发言人白玉龙说，初步确定：这是一起性质恶劣、损失严重、影响极坏、特别重大的煤矿透水和瞒报事故。根据事故初步分析与核查，新井煤矿存在四大问题：一是非法生产；二是严重的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三是严重违反安全规定组织生产；四是矿主蓄意瞒报事故，而且在事故发生后，矿主转移家属，转移账上资金，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被认为存在四大问题、“五毒俱全”的矿井却又“六证齐全”，我不相信在这么多环节上全部是密不透风的暗箱操作，就会无人举报，问题在于腐败食物链上的贪官们力量过于强大，民众的诉求被压制，包括温家宝总理、李毅中局长等人在内的正义的力量被抵制。另外，一个体制，如果设计成了经历办理“六证”，还都能靠非法途径取得而不被发现，那么这个体制和机制本身的民主性和合理性大可被质疑。美国记者托马斯·L.弗雷德曼说过：“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来自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我们需要问的是：当今的煤矿管理体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人民到底靠什么去监督为他们服务的公仆？这都是民主要回答的问题。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严重的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严重违反安全规定”的生产，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矿工愿意不顾生命安危去参加？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太穷，这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就业机会缺乏、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教育负担过重，才是根本的原因。为何“垄断行业工资是普通职工10倍”？西部贫困大学生为何要“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每一起矿难后的新闻报道都给我们透露出：矿工宁愿冒死下井，并不是因为对金钱的贪婪、物质的奢望，而是为了基本生存或者负担子女的上学费用。面对“被困矿工的亲属抱着孩子哭泣”，我们靠对死者的赔偿“稳定矿工家属情绪”的同时，更应当关注的是对生者的底线公平和基本人权。
靠发挥民主的作用发现和清除类似于官煤勾结的腐败，靠加强人权保障维护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才能真正减少和避免官煤勾结下一起起凄惨的矿难悲剧。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高一飞 刘景 任大刚 徐德芳 单雪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