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练洪洋) 抚顺两名民警伙同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将当地一出租车司机打死后，抛尸荒郊野外。抚顺市中院日前作出判决：主犯冯剑“有立功情节，且能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被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见2月27日《工人日报》)。
看完这则新闻，真不知要用什么词来形容我的愤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两个人，
因为小事口角，警察就召来众歹徒将人家活活打死，抛尸荒郊！第二天还前去转移尸体。情节之恶劣，令人发指。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最后只得一个死缓的处罚。
无怪乎此则新闻一出，各大网站网评如潮，在新浪，到下午3时，就有过去3000条跟贴，有的人认为警察知法犯法，罪不可恕；有的认为当地法院判决不公，杀人犯何来“立功表现”？更有人都列出死缓的潜规则：坐几年牢，弄个证明，保外就医，又是一条好汉。
诛心之论我们少说，就抚顺中院对这个杀人犯的判决，笔者有两个质疑。一是从轻处罚的理由，一是程序正义。
先说这个案子从轻处罚，法院给出两个理由——立功与赔偿。冯剑杀人之后何来“立功表现”新闻没有说明(实际上，像这类比较敏感的案件，司法公开显得犹为重要，法院应该公开他的“功”立在何处，有多大，能否将功补过，让社会监督)，暂且不说，就说另一个从轻的理由：“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
“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能否作为杀人罪从处罚的理由？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颁布实施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的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对于这个语焉不详的条款应该如何应用，恐怕还有争议，有些地方还专门加以“解释”，如北京朝阳区法院就规定，这一条款的适用对象是“依法可以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被告人”，如果“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可以依法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情节轻微的，免予刑事处罚”。
可见，朝阳区法院吃这个“螃蟹”也是非常谨慎的。事实也是如此，“以钱赎罪”必须严格控制适用范围，否则将会严重伤害司法公正。不难想象，如果杀人犯“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也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充要条件，那岂不是客观上等于说“用钱买命”？有钱人岂不是可以仗财杀人？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公正可言？
另一个质疑事关程序正义。众所周知，程序正义在某些时候比实质正义更重要，对于司法公正尤为如此，因此我国的相关法律也制定了“回避”制度。抚顺警察在抚顺杀人，抚顺的法院在审理，如何保证审判不受到干扰？又如何能让百姓对判决信服？像这种情况属不属应该回避之列？该不该异地管辖？
谁都知道，公检法是一家，正因为如此，警察犯法，法院更应该注意司法公开、公正，不要让老百姓产生不必要的猜疑。 (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