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主：辛瑞林(81岁)

　　●妻子：贺兰(83岁)

　　●成员：十五口人，包括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档案：户主祖籍山西洪洞人，1951年进京工作，现居于朝阳区红庙北里社区。

　　“家里粮食狗吃了，妹妹肚大了。”原本一封普通家书，只想表达“家里粮食够吃了，妹妹都大了”，却因为错字写成了笑话。在建国初期，文盲闹出的这种笑话不少见。

　　1952年，在当时政务院的号召下，刚刚解放的全国人民又投入到一场“扫盲运动”中。

　　在那个年代，上过大学的辛瑞林成为了单位的香饽饽，当上了工人夜校扫盲班的教师，很受人们尊敬。

　　而妻子贺兰，一个农村里出来的苦孩子，却带着“文盲”的烙印，走过了83个春秋。

　　两人文化水平上的差距，至今是贺兰心中的伤痛，一碰，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我太愧对她了。”老伴心中的疙瘩，也纠结着81岁的辛瑞林。回忆起那段患难与共的日子，辛瑞林越发体会到老伴的伟大。

　　包办婚姻 文盲姑娘嫁给读书小伙

　　辛瑞林和贺兰的婚姻，和很多旧社会的包办婚姻一样，建立在没有感情的基础上。

　　1942年，40块大洋，贺兰被卖到了辛家，嫁给了当时14岁的辛瑞林，那一年，贺兰16岁。

　　因为家里穷，贺兰从未上过学，是一个纯粹的文盲，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此前，大家都唤她做“兰女(音)”。而辛瑞林，因父亲和叔叔办学的缘故，日子过得虽苦，却一直有书读。

　　1947年，大儿子出世了。19岁的辛瑞林刚刚高中毕业，他离开了山西洪洞的老家，撇下了年幼的妻儿，外出求学。

　　“只要是共产党得了天下，我就能继续上学。”1949年，辛瑞林辗转到了北京，随后考入了山东胜利农学院。

　　报名扫盲 希望生活不再是柴米油盐

　　1950年扫盲运动到了农村，老百姓还不太响应，尤其不希望女儿或儿媳妇报名参加。

　　但盼着读书的贺兰报名参加了，她也要为自己争取一点学习的机会。贺兰的生活，因扫盲班有了变化，不再只是柴米油盐，不再只有孩子哇哇的哭闹。

　　贺兰要上课，婆婆不太支持。村里一敲锣，贺兰知道扫盲班开课了。同学来唤贺兰，婆婆却总说着“她还要洗菜，喂猪”。

　　后来政府为了防止阻拦妇女学习的事发生，特设规定：凡不同意家中妇女学习识字的，一律拉去带高纸帽游行。这一招很管用，贺兰的婆婆虽然经常抱怨，但却不敢阻止贺兰去上课识字。

　　学习写字 老师奖励铅笔和小本

　　1951年，辛瑞林在北京电力管理总局找到了一份工作。贺兰带着老二，跟着到了北京。大儿子被留在了老家。

　　进了北京城，生活和农村不一样了。贺兰发现，不识字太麻烦了。

　　出门坐公交，站牌上的字认不了几个，鼻子底下有张嘴，不识字总是问人。她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局限在家附近，八里庄、八王坟、十里堡。

　　贺兰发现，身边的人都在写写画画。她也想摆脱文盲的帽子，报了名参加扫盲班。

　　贺兰这名，是辛瑞林给妻子取的，为了她进扫盲班报名登记，一直使用到了今天。

　　识字班不用教学费，女老师是东北人，上课时，老师在上面写，大家就在底下记，主要学算术、汉语拼音和识字。

　　上识字班那会儿，贺兰的肚子里还怀着老三。那时，辛瑞林基本上不管孩子。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回到家中，在做家务、洗菜时，贺兰就蘸着水默写汉字，像是要把那些文字都揉进脑中。

　　丈夫辛瑞林从工地拿回来的做教学挂图的牛皮纸袋，贺兰也会剪下一些用来当自己的练习小本，在上面默写。

　　更多时候，贺兰要忙完所有的家务后，等天黑了才有时间复习，一边奶着孩子，一边用手指在墙上或肚皮上写着笔画。

　　“拼对字时，老师还奖给两根铅笔，有时候给小本。”贺兰也曾得过小本和铅笔，这让她很得意。

　　家事之累 至今还是一个半文盲

　　简单的扫盲，学了简单的算术，贺兰买菜算心账，连小贩都算不过她。

　　至今贺兰仍未忘记写的，是丈夫、自己和孩子的名字。“瑞字左边是个王字，写错了。”贺兰曾在一次亲戚的婚礼上纠正过一个错别字，有人把丈夫的名字错写成了“辛端林”，这件事她记忆犹新。

　　在孩子们眼中，父亲就是一个甩手掌柜，甚至不会做家务。这么多年来，家里的一切都是母亲在扛着。

　　经常家里人都睡了，贺兰还在干活、整理。孩子们有时候起床了，发现母亲还在拾掇着东西。

　　50年代初那会儿，辛瑞林总忙着给单位扫盲。“那时人才特别缺。”扫盲运动一开始，辛瑞林发现，单位的技工个个手艺巧，可就是认不了几个字，看不懂图。于是，辛瑞林热衷于为工人们扫盲了。

　　为工人们编写通俗的扫盲教材，成了辛瑞林经常思考的问题。贺兰洗菜时让他递一下剪子，他随手抄起递过去的却是塑料袋。

　　忙着给工人们扫盲，对待自己的文盲妻子，他自觉有愧。“有时她会问，我也教，但太少了。”辛瑞林很遗憾，当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工人身上，不管是妻子还是孩子，他给予的爱太少。尤其是他知道妻子聪明记性好，他却没有花时间去教她识字学习。

　　“他会教我？哼，我现在还是个半文盲。”这一辈子，贺兰最耿耿于怀的便是在文化程度上与丈夫的反差。提起此事，仿佛手中叠的那张麻布就是丈夫，用力地抖搂着。辛瑞林则远远地避进了卧室。

　　1988年，辛瑞林退休了，他惦记。那个年代的记忆，被他保存在了几本厚厚的相册和一堆模型、教科书中。

　　如今，辛瑞林最常挂嘴边的，不再是复杂的函数、图形，而是辛劳一辈子，为他做了一辈子后勤保障工作的老伴贺兰。

　　6个子女都长大成家，有出息了。一家15口，一个大家庭。儿女们说，这都是母亲的功劳。

　　贺兰这辈子仍在坚持的是识字。小儿子辛卫星说，哪怕是经过一个公交站牌，母亲看到了不认识的字，还会让儿子教她念念，只要学过了，绝不会忘记。(□采写/本报记者 王卡拉 实习生 魏楠 □摄影/本报记者 吴江)

　　我家事儿

　　1942年 我才14岁，和老伴结婚了，老伴16岁，没有结婚照片。那时候日子太苦了，不想回忆。

　　1947年 大儿子辛天容出生，那会儿我19岁，还在读高中。

　　1951年 我考进了北京市电力管理总局工作，解决了吃饭问题。妻子也带着孩子来了北京，一家人团聚了。

　　1953年 我当上了工会主席，开始主抓单位扫盲工作。扫盲，是我平凡生活中的三件小事之一。

　　1972年 二儿子参军，当上海军，1979年，小儿子参军，当上空军。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情。

　　1988年 我退休了。同年1月，我当选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委员，同时被单位返聘。

　　2004年 我开始正式享受退休生活，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到公园遛弯。(辛瑞林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