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贿赂双方应处同责

　　行贿和受贿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互为因果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两“兄弟”却越走越远，受贿案的刑罚力度处于不变的情况下，行贿案件的量刑却在越来越轻，剪刀差在日益扩大。

　　包括任建明在内的学界学者将造成行贿非罪化、量刑畸轻化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构成行贿罪。如何理解“不正当利益”的含义，是认定构成行贿罪的关键。目前司法实践中，多数人认为“不正当利益”是指违反目前的法律、法规规定所得的利益，因而对“不正当利益”含义的理解等同于“非法利益”，这样大大缩小了构成行贿罪的范围。如何界定“利益”的“正当”性需要相关法律细化。

　　第二，“诉辩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行贿案件的处罚和量刑。为了找到受贿的重要证据，执法机关就想办法把行贿者变为“污点证人”，然后给出的交易筹码使行贿人得到“宽大处理”，任建明指出，这个现象在反贪污贿赂案件中相当普遍。司法机关为严厉打击受贿罪，积极鼓励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事实，对行贿人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行贿人在追诉前能主动交代行贿事实的，应当减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一般都作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但在司法实践中，行贿人的“交代”和“自首”、“检举”往往混淆，造成“行贿人只要一交代，就宽大处理”的局面。

　　第三，行贿中的单位行贿行为正在增多，但是认定上存有难点。在单位行贿的行为中，司法机关很难辨别出是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行贿存在难落实责任人、难定性和难处罚等情况。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单位行贿案件多，对单位行贿追究责任却较少，不用说刑事处罚，进行行政处罚也鲜有所闻。

　　任建明指出，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行贿行为的犯罪成本非常低，但是获得的利益却非常惊人，也造成行贿行为屡禁不止，甚至发展为一种商业“潜规则”。“若行贿行为得不到遏制，受贿行为将不可能防范。”

　　贿赂双方应处同刑

　　根据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28600多名党员因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司法机关，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而2006年一年就有14000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面对愈发严峻的贪污受贿犯罪扩大化的倾向，防止贿赂要从根部抓起——严厉打击行贿犯罪，若打击不力，不仅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拷问司法公正，还会成为腐败的重要诱因。

　　对此，任建明建议说，执法机关应该将贿赂双方放在同一水平线上，同等重视，并且修改相关法律，将两者在量刑上也取得统一，即贿赂双方应该处以同刑。

　　另外，一旦执法机关在查处受贿案件时，对牵扯出的相关行贿人应该立刻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可以公布的信息及时公开，接受社会舆论监督。

　　其次，我国法律中按照行贿数额来量刑是不合理的，而应以贿赂行为带来的实际损害来衡量。任建明举例说，如湖南凤凰桥坍塌案件中，不管行贿人行贿的金额有多少，但该行为带来的后果是桥毁人亡，行贿人也应该对此事件负责。

　　再次，任建明指出，目前对于行贿行为的处罚是重刑事，轻行政、民事，这样并不能有效地警示之后的行贿者。“应该加大对行贿人的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也就是对行贿者适用罚金刑更为适合，一方面要对其行业资格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可以采取2至3倍的经济处罚来遏制行贿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