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4年公安部部署“命案侦破专项行动”以来，“命案必破”就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日前，在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拿数据说话”，通报了“命案侦破”的有关情况，强调“命案必破”不会引发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情况，更不会影响公正执法(5月17日《新京报》)。
看得出来，有关部门仍然十分青睐“命案必破”的提法，对其震慑犯罪、提高破案
率的积极效应也是深信不疑。
近年来，全国恶性暴力案件急剧上升，给公安机关带来不小的破案压力。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部门，采取“命案必破”的专项行动，既体现了对公民生命权的高度珍视，也表示出其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的坚强决心。从实际效果看，“命案必破”也的确显示出很强的实用价值。据公安部提供的材料，两年来命案必破专项行动的结果证明，前几年屡屡发生的系列杀人恶性案件大幅减少，绝大多数系列案件作案两三起后，即被侦破。2005年，全国共有1680个县、市、区实现了命案全破，占总量的47%。命案破案率更是大幅度提高，2005年全部8类命案破案率达89.6%，超过了英、法、美等国家。由此，公安部门得出结论：在一个时期，一个地方可以实现“命案必破”。
然而，当一个个鲜活的案件被编制成一组组冰冷的数据，公众所能感受到的，始终只是一种虚幻的遥不可及的实体正义。每一个案件侦破过程中，是否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人格的尊重和程序关怀，我们都无法验证。正是这种感觉上的差异，让社会仍然对“命案必破”心存疑虑。从近来的媒体评论和网民反映看，“命案必破”的辉煌战果不仅没有赢得喝彩，反而引起一些批评和质疑。
笔者以为，这样的批评值得重视。在将破案率视为公安战斗力标准的情况下，在没有实行完全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下，强调“命案必破”是否会导致下级公安机关“先破后立”？是否会忽略证据收集上的瑕疵而单纯追求破案效率？是否会因为警力资源配置过度倾向命案而影响其他治安案件？这些疑问我们都无法从简单的数据中找到答案。例如，在刚开始推行“命案必破”不到半年，有的省就取得了“百日侦破命案近百起”的成绩，几乎达到一天破一件；全国有1125个县市区实现了“命案全破”……这样的战果在“令人鼓舞”的同时，也让人深感忧虑：谁能保证每一起案件都没有程序上的瑕疵？
在时间的长河中，每一桩命案都是发生在过去的历史。历史无法复制和还原，所以侦查人员要回到“过去”，目睹命案的发生是不可能的，他只能依赖案件所留下的种种信息作出理性的判断。而这些信息的有无和多寡并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由于案发时的痕迹真假、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以及某些偶然性因素等，很多案件并不能被人所正确认识，甚至成为“死案”。因此，案件侦破过程中，必须防止过度的盲目热情，而应以必要的程序规则达致最大的客观、理性。“命案必破”的口号虽说震慑了犯罪分子，但容易使执法人员迷失方向和理性。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一些公安机关一旦忽略程序上的正义性要求，就将会污染到社会公正的“水源”。
不难看出，公安机关强调“命案必破”，某种程度上面临着“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境地。既然如此，为何公安机关还如此热衷于提“命案必破”呢？在我看来，口号延续的仍是传统“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思维，与“挂牌督办”、“限期侦破”等一样，“命案必破”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色彩，是对“实体正义”的虚幻追求。
法治的理性告诉我们，任何对实体正义的绝对追求都将伤及正义本身。正因为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对实体正义无法百分之百地实现，我们才在追求实体正义的道路上中途转向，寻求可以“看得见”的程序正义。
对于程序价值的理解，我们显然没有英美法系的国家深刻。很难想到，在中国一个几乎“铁证如山”的杀妻凶手，会仅仅因为收集证据程序上的瑕疵而被法院无罪释放。可美国的“辛普森案件”就是如此无视“命案”的严重危害性，确立起近乎教条式的程序规则。
这种被我们看做教条式的程序正义，却正是迈向法治国家的关键路途。 傅达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