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的争夺正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本质所在

　　《瞭望东方周刊》：在现在的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版图上，我们处于边缘，而西方是中心，那我们走出去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是到达中心位置呢，还是平分秋色？

　　邓正来：正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在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版图中的确处在边缘地位，这种边缘地位恰恰与我们在世界结构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因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丧失，才使得中国表面上是一个主权国家，但事实上还不是一个我所讲的“主体性中国”，因为它受到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宰制，甚至包括经济上的宰制。

　　至于我们走出去的目标，我想，最迫切的首先在于我刚才讲的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种防御性的手段。1840年中国国门被打开以后，我们开始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但一百多年来，我们发现：不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西方化”倾向，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严重地“西化”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在西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冲击下几乎丧失殆尽；不仅如此，亚洲、尤其日韩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与日俱增。

　　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走出去”战略看作是中国实施“文化输出”、主动介入全球文化之争的重要步骤。但我并不只是在文化学意义上强调文化，而是在文化与政治相关联的意义上强调。这样，文化安全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安全，因为一个缺乏文化自主性的国家显然在政治上也只能是他国的附庸。

　　当然，从根本上讲，无论是文化安全，还是政治安全，其实质都是要争夺话语权。我认为，这种话语权的争夺正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本质所在。但是，这种文化与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却是单纯的文化、政治领域的活动无法承担的，它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理论支撑。

　　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战略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拿什么东西走向世界。能具体谈谈这个吗？呈现什么东西给世界？

　　邓正来：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重中之重的道理需要注意。我始终坚信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普世知识实际上是西方先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知识，而经过我们的知识努力，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的知识提升为另一种普世的知识。虽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普世知识，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而言，它们都是极有意义的。

　　换句话说，我们要首先区分两类普世性的知识。一类是西方先发国家的普世性知识；另一类是后发国家的普世性知识。我们过去总是强调西方先发国家经验的普世性，但却完全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验及其知识所可能具有的普世性。比如说，在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一些拉美国家学者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比如著名的“依附理论”)，就已经赢得了普世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却在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上没有做出相应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职。

　　按照我的理解，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也像文学和艺术一样，完全适用于毛泽东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研究西方不可能胜过西方，相对西方来讲，我们的优势只能在于对中国的认识。

　　具体来讲，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拿出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性质、走向的重构与理解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三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的烙印，也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学术作出贡献的地方。不过，这里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对中国的深度研究。一句话，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中国，这个中国不是西方知识眼镜下的中国、不是传统知识眼镜下的中国，当然也不是意识形态下的中国，而是根据中国知识的当下中国。

　　走出去的“三大战役”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走出去战略，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学术生产，学术环境，中国经验研究，中外沟通的平台，国家政策扶持等等，哪个最重要？

　　邓正来：你提到的这几个方面都非常重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是个复杂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按照我个人的认识，我认为，可以实行近期、中期和长期三阶段的发展战略，这就是我所讲的“三大战役”。

　　近期战略主要侧重于外部推动，以举国之力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创造条件，重点是把30年来已经形成的中国优秀论著，以及中国已有的西方学术界不得不承认的强势学科，比如说，考古、中国文化研究、中国艺术研究等通过翻译的方式推向世界。目的是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现状，通过外部推动以图逐步实现其创新发展的自身造血功能。

　　中期战略主要是争取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造血和健康发展上，取得初步突破。初步突破的标志就是在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内创立有着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派”。

　　远期战略旨在全面突破。其关键是在各种学派不断建立和涌现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真正地完全建构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和体制创新。比如说，可以设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馆”系统翻译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一批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论争的优秀作品和近30年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就的优秀研究文献。还可以考虑在985高校设立“中国古代文化翻译研究生班”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研究生班”，招收英语专业学生专门从事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对外翻译和交流事务的人才培养工作。还有，可以考虑在985高校设立“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高级留学生班”，招收中国研究和中国哲学的海外博士生，让这些学生把中国的思想和哲学带回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