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越难走就越接近真理

　　道路越难走，就越接近真理

　　2005年3月，我忙于繁杂的影展会务，没有跟土本典昭先生详谈。但因为参加2007年10月的山形纪录电影节，却得到与他见面的机会。

　　10月14日上午，在明治大学的“云之东”讨论会开始前，藤冈朝子带我们去土本典昭先生的工作室，同行的有天津的纪录片作者冯艳、“云之南”的策展人易思成、杨昆和我。我们步行穿过几条小街，到了另一条小街的一座平房前。进屋，我顾不得东张西望，只看清了墙上一张水俣系列电影的海报：一只被飞速的现代化和工业污染扭曲了的手。

　　聊了一阵，我们跟土本典昭先生去看他的收藏。一个像车库又像书库的房间里，一排一排的书架上排列着装订整齐的剪报，它们都按各种专题归类，有：“地球环境”、“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水俣”等等，以及“中国”。土本典昭先生说，他收集了《朝日新闻》上1969年以来99%有关中国的文章，分36个主题，编辑为160册。光做剪报就消耗了全部精力，没时间读了，打算死后捐给大学的图书馆。

　　我发现，书架上还有《毛泽东选集》和《星火燎原》。

　　吃中饭前，土本典昭先生讲起和中国的缘分。他讲话直截了当，不掩饰内心的感情，说他曾加入过日本共产党。19 50年代发生朝鲜战争，当时很相信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有很多人下乡搞运动。他受日共的派遣，带枪下乡当农村工作队，结果被捕。在狱中读《矛盾论》等书，学会了看中文。

　　他说，以前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狱中却完全无法抵挡毛泽东思想的力量。又说，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说中国是极权统治，他不认可这种观点。“文化大革命”有问题，但毛泽东思想并没有失去价值。

　　19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土本典昭期望去中国看看。可因为他1968年到前苏联，拍摄了纪录片《西伯利亚人的世界》，被中国当作亲苏分子，没有接到邀请。一直等到2003年，他才自费访问了中国。2005年3月，他又应“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邀请第二次去中国，认识了云南。他觉得中国很了不起，非常喜欢。

　　土本典昭先生开玩笑说，他的运气没有小川绅介好，虽然他先跟中国发生联系，小川却先被介绍到中国了。

　　下午12点过后，我们陪土本典昭夫妇走路去明治大学。他弓着腰急急往前赶，等到达开会的大楼下，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他已年近80，弯腰站在石梯上，一口口地喘气，两眼瞪着天空，心里只把会场当作唯一的目标。我看着他，知道这是一个终身在追求自己理想的人。

　　下午的会议，先放了云南藏族作者扎西尼玛的《冰川》，然后，土本先生激动地讲了心里话。我坐在旁边，匆匆做着笔记：

　　“我们在战后的废墟上建立起影像的记忆，一切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那时，社会主义如太阳般耀眼。经过严酷的军国主义时期，我们把目光转向与之相反的苏联和中国。我在战后没领过工资，而加入了小小的‘日中友好协会’，发行报纸杂志，介绍中国的电影。

　　“战后，我们由剧情片开始，对世界的纪录片睁开了眼睛。1970年代以前，苏联大使馆经常举办放映会，大约持续了10年。印象最深的是此前没有看过的纪录片，如一个叫基尔基特的大师，他晚年很凄凉，很想看他的片子，为此找了苏联大使馆的官员，却被他们拒绝，感觉社会主义抱有拒绝纪录片的态度。1968年，因为想去苏联，接受了丰田财团的资助，前往西伯利亚。从日本的那贺港出发，跟电视台横穿欧亚大陆，制作8集纪录片。我们在中苏边境拍到两国居民的冲突，向往共产主义的我对此很难理解。我在黑龙江边问有蒙古血统的边民为什么拿枪对着中国人？在莫斯科我说出自己的想法，遭到批判，叫我回日本。

　　“今天忽然捡起记忆的碎片，第一次对中国朋友讲这些事情。我找过苏联电视台做纪录片的年轻人，问他们拍了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拍，因为收入很好，一切都有保障，只要计划通过审查，预算很优厚，想用多少胶片就有多少，机器也很好，不必多想什么，还反问我在西伯利亚拍了啥。可我倒觉得他们一生的自由很有限，而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日本反而更自由。他们唯一的拍摄可能是拍旅行、风景、节日。但如果想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把握，就得反映出作者内心的声音。因此我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拍真正的纪录片。

　　“后来竟如自己的期待，不是去了北京，而是去了云南。2005年请我去参加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此前还参加过北京的一个电影展。感觉社会主义的中心城市有文化官僚，所以想远离中心，去接近边缘的人。在那里内心得到了释放，不是简单的心情轻松。每个人都可以打开自己的心灵。在那里，年轻作者都围着高手，让我能安静地仔细观察电影展的情况。在一家酒吧看了关于讨论建大坝的片子，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纪录片。那样自主的放映会，那样兴高采烈地看电影。于是理解了民族的多样性，理解了年轻作者的热情。看到他们的身影，令我非常感动，为之，我写了有关云南的随笔。

　　“纪录片是用影像的方式表达强烈的愿望，这样的拍摄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经验告诉我，把自己感受到的表达出来。不是要说服谁，只是用嘴，用语言无法说的，可以用影像表达出来，从内心的挣扎中拿出来。

　　“10年前就有专家宣布水俣病已扑灭，可如今又发现5000多病人。周围有很多质疑的眼光，问为什么还要援助他们？可能10年前他们没有说，或不愿意说。现在我要再去拍，继续用纪录片去追究真相。

　　“真实就像太阳光，瞳孔睁大，眼睛就被刺瞎了。”

　　土本典昭先生讲述时，他的妻子坐在右手边，两眼紧盯着丈夫，随着他一会儿激动，一会儿笑。当演讲结束，大家鼓掌时，她也拿着背包上布娃娃的小手使劲拍巴掌。

　　今天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重演着日本当年追逐现代化的戏剧。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的民间纪录运动蓬勃兴起。这个运动，无疑受到了土本典昭、小川绅介的精神感召，并由此把亚洲新一代思想者和行动者的精神世界联系起来了。我想，亚洲的希望不在森林般耸起的高楼里，而会在那些把觉悟贯彻到影像、文字和行动中的人们身上。靠了他们的努力，那只被水俣病残害的手，会不会变成一只自我拯救的手？

　　2008年7月2日，藤冈朝子转来土本典昭夫人给中国朋友的信：

　　“非常感谢你们。很怀念我们在云南的日子。土本典昭非常喜欢在云南遇到的人们，也很敬重你们。我被你们的来信打动，那表明你们永远不会忘记土本典昭。

　　“道路越难走，你们就越接近真理。只要土本典昭留在你们的记忆中，他就会一直关注着你们。我对此深信不疑。”

　　(作者为云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