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改变的羊圈村

　　在进入羊圈之前，魏明德在凉山的其他村庄也做了大量访谈。“起初人们告诉我，凉山社会是传统和稳定的避风港，但几次参观访问下来，我发现凉山社会和其他地方一样，正承受着一些急剧的转变。”

　　魏明德最初的计划是设立毒品戒护所，但当地学者马尔子建议他成立一所乡村小学。魏明德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四处募集款项。第一笔经费来自于一个西班牙基金会以及位于巴黎的法兰克林高中，后来的经费多来自台湾和成都的一些个人捐赠者。2000年9月，羊圈小学成立，第一学年，学校计有130多名学生，至2007年9月，学校招收了270名学生。学校每人每学期收取50元注册费，其余包括考试的费用便由学校包办。在魏明德看来，并不完全免费的原因是：一项完全免费的服务在受惠者眼中很容易被贬低其重要性，反而会变相激发较多的缺勤率。

　　学校成立的第二年，第一批暑期志愿者包括来自台湾的两名护士学校的学生和四名来自成都的小学教师，为村庄里的孩子开设免费的暑期课程，包括卫生课、汉语、英语和美术。2002年夏天，志愿者增加了另外两名台湾的医护人员、两名中文教师、四名法国学生，以及台湾陶艺师蔡婉湘，她在村民的协助下，仔细寻找当地独特的黏土种类，渐渐也集合成一个小小的团队来参与研究制作技术。2004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学龄儿童都已经入学，另外有一些学生来自附近的村庄。志愿者的队伍也从医护人员、老师扩展到水利学家。

　　从一开始，魏明德就试图将羊圈变成一个“另类的世界化交流中心”，诺苏人、成都人、台湾人和法国人等可以聚集在一起并且相互学习。这一梦想很快实现。2004年，作为“中法文化年”的重头戏，羊圈孩子们以“四川小王子”为题的系列画作被带到法国，在巴黎、里昂等城市巡展，之后，又被带到成都、上海等地。

　　魏明德注意到，“羊圈村在剧烈变化之中，也许是我们带给了他们改变，又也许是中国本身就在改变。”

　　一个明显的改变是，羊圈村的村民开始踏上远行打工之路，到了2004年，整个变化变得更加强烈：大约有十五六名年轻人，多是男性，远离家乡到别的省份去了，其中有三人曾远赴缅甸和巴基斯坦从事修路工作。几个月后，一些人带着积蓄回到家来，然后等待下一次离开。这并不是最终的离开，因为他们的资本——土地仍留在村里，他们终将回来。

　　魏明德说，“羊圈的变化，更多在于观念的变化，他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对金钱有了概念，所以外出打工去寻找更多赚钱的方法。”他们同时非常自卑，他们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一个年轻人告诉魏明德，“活在大山里，人生好痛苦。”除此之外，最令魏明德担心的事情是，“外出本身并无坏处，但是他们终将回家，回家之后，做什么，这是个问题。”

　　学校的建立，对羊圈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魏明德也没有答案，“应该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他在书中写到， “我们的原意是为了让这个地方更富有生命力，但这样一来是不是更导致村里所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为寻求工作而远走他乡？我们是否打开了潘多拉之盒？”

　　但学校仍将继续下去，只是针对这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又重新设置了一些实用课程，包括开设银行帐户、寄信、买车票和坐公交车等。针对留守在村子的居民也开设了一些课程，比如教导如何使玉米收成更好的课程训练。粱准希望羊圈的年轻人能够慢慢脱离外力，承担起小村的未来，而不是永远等待外来的捐助。她说，“羊圈的未来，究竟是什么结局，谁也说不清。”

　　“有一天，羊圈里或许没有羊，羊圈的小孩或许一个个都会离开家乡，到他方生活。不过这种种记忆、经验和所有的计划终将伴随着他们前往。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会向其他人述说——信息将由此传递出去。”在书中，魏明德以这一段话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