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宿命论

　　富里迪指出：“21 世纪的宿命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断质疑人类能否掌握理解并塑造环境的智识的倾向……这种对人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持悲观主义的文化论调对体验政治生活的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之相悖的是，政治评论家却往往写到‘顺从的终结’。他们忽略的是，对传统权威的顺从虽然衰落了，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强烈得多的对命运的顺从感”。想一想我们现在对星座和算命的普遍热衷，对这段话就能感同身受了。事实上，人类自诞生以来一直面对着无数问题，一直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要勇敢地去面对新产生的问题。然而， “今天与过去的差别不在于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数量，也不在于我们遇到的困难的程度。真正的差别在于面对问题和困难时产生的宿命论情绪。”

　　富里迪并不是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来分析“恐惧的政治”，他把这一政治趋势与个人生活的态度紧密联系了起来。“政治活动的衰竭平行于启蒙时代之理想人格的衰落，而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为恐惧的政治提供了动力。”正是这一点，使得我有把握将所谓中年危机与“恐惧的政治”相提并论。中年危机的朋友们大多正是那些自称超越了启蒙理想的朋友们，而这种“超越”使得他们远离(广义的)政治，并丧失了自己的目标—毕竟他们还不是唯利是图的人，并且看不起唯利是图的人，不可能真的把利益看作人生的唯一目标。他们通常是骄傲于自己的智力的，但又不知道智力应该在何处施展。如富里迪所说：“反政治，纯粹就是一种注入了智力内容的犬儒主义与不信任的态度。”

　　富里迪对这种人的批驳可谓鞭辟入里：“认为公众太低能，因而无法领会久经世故的世界主义精英们高尚而复杂的观念，这种观点表现了一种对人类的深深的轻蔑感。这种轻蔑也为精英们的自以为是提供了一种表达方式，否则他们哪有机会对此高谈阔论？不加批判地将当代政治生活萎靡不振的责任压到没受过教育的选民背上，精英们用这种手腕将注意力从他们自身的道德混乱感转移开去。”是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是这类所谓的智力上的“精英”；我们没有去做我们应该做的，那些既然作为一个自恃智力者就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用我们的轻蔑掩盖我们的偷懒和无能；而且吊诡的是，实际上对大众的轻蔑与远离，往往是与辞令和姿态上不自觉地拍大众的马屁相反相成的。黑格尔很早就批判过这种智力上的自以为是、自我陶醉： “这种虚浮，善于把真理都一一予以败坏，从而退回自身，陶醉在它自己的知性之中，即，陶醉于会瓦解一切思想却不会从中取得其一切内容而只会从中找到赤裸的自我的那种理解力中……”(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

　　那么我们今天还能够逃脱这种“21世纪的宿命论”吗？我们还有机会不是靠猫在房间里孤芳自赏或者赖在酒席上互相吹捧来摆脱中年危机的心态吗？富里迪说：“人类面对的绝大多数问题实际上不可能解决—对于这种观点，我以为，唯一的一线希望在于：此种观念并非建立于对无法克服的新困难的确认，而是建立于一种对人类潜能的新奇的否定。因此，尽管这种偏见被深深地确立，但它也是能够被辩驳的。”“始终是有选择的，而我们能否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选择，这取决于我们是用脆弱性还是用我们保持弹性的能力来为自己下定义。”

　　因此我非常赞同富里迪的这段总结：“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是培育再一次启蒙运动。我们中的一些人是第一次启蒙运动的产物，通过设法与那些阻碍启蒙实现的障碍做斗争，我们将会对如何把第二次启蒙做得更好获得某种洞察。”这段话不仅应该被看作政治宣言，也应该被看作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箴言。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诊断出自己身上有所谓中年危机的文化人朋友们。因为正是那些拥有或正在获得话语权的朋友们所散播的“中年危机论”，在为这个社会愈来愈深陷其中的“恐惧的政治”添砖加瓦、装点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