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楼”的真实与猜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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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3日12:32 中国新闻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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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的真实与猜想 很少有一本书，能像《红楼梦》一样引发如此多的争议。从书中的人物到主旨，从结构到结局，这部小说留给人们的谜团远比它所写到的内容多。正如一千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部《红楼梦》
★ 本刊记者/孙展 鲁迅在评点《红楼梦》时曾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从《红楼梦》诞生到现在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即便是这一点也同样没有共识)，从来没有一种观点能够完全合理地说服所有读者，甚至它究竟是否是一部小说也受人怀疑。时至今日，人们能够确认的仅一点，即无论从哪个角度，《红楼梦》都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之一。 猜测之：故事背景出自何处？ 最普遍的看法是，现在流传广泛的《红楼梦》是由清代雍、乾时期的文人曹雪芹写成。《红楼梦》成书后，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上层社会流传，直到乾隆末年，才由时人程伟元、高鹗用木活字刊印出版，进而风靡全国。 程、高二人在刊印《红楼梦》时提到，他们只见到前八十回稿本，而后经过四下搜寻，找到一些残稿，经过修补，最终形成当下常见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 虽然程伟元所处的年代与曹雪芹相去不远，但那时，有关《红楼梦》作者的情况就已湮没了。程伟元在序言中提到，“《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而这部“未知出自何人”的书稿，自它刊印之前就已是“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 由于《红楼梦》无论内容和手法都与此前传统小说大相径庭，因此引发不少猜测。 当时就有人评价，《红楼梦》描写的是“明珠家事”。明珠是康熙时代的大学士，曾经在平定“三藩之乱”时立下功劳。而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则是清初著名的词人，文学造诣很高，加之明珠家显赫的政治地位，纳兰性德又是为世人所知的多愁善感的富家子弟，因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 另外还有一种流传广泛的看法是，《红楼梦》描写的是清世祖顺治与董小宛之间的爱情故事。由于民间一直存在顺治因董鄂妃而出家的传说，因此认为贾宝玉的出家就是影射顺治皇帝出家，而林黛玉之死则是指董小宛之死。 及至清末民初，松江县有个叫朱子美的文人，最喜读《红楼梦》。一次，朋友问他：“先生现治何经？”他答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朋友不解，他说：“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至此，研读《红楼梦》在文人当中，就有了治“红学”的说法。 但对《红楼梦》的解读，影响较大的还是民国初年的文化名人蔡元培，他在1917年出版《石头记索隐》中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本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书中的尊女轻男，正是隐喻女为汉，男为满。《红楼梦》中的贾府则是指清朝，贾家几个主要男性对应的是清朝的六部，而书中女性则是明末清初的数位汉族“名士”。 “索隐”本是古人在解读《史记》时，对一些隐含在文中的深意加以阐释注解。蔡元培及其后来一些学者也正是试图用这样的方法，勾勒出隐含在《红楼梦》背后的历史真实。因而也被人称作了“索隐派”。 疑点之：假宝玉为真雪芹？ 蔡元培的观点出现不久，他在北京大学的同事胡适就撰文反驳。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一文，对历来已久的一些说法进行修正。胡适先是反驳“索隐派”的观点，进而从考证曹雪芹家世开始研究。 胡适发现曹雪芹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康熙时期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曹家与康熙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四次接待南巡的康熙，到了雍正时期，曹家因为巨额亏空被抄家，曹家因此衰落。 这一由盛而衰的过程与《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家的遭遇极其相似，另外，从曹雪芹好友的诗文中，也能看出曹雪芹能诗善画，但晚景凄凉，这与书中贾宝玉的形象也较为符合。因此，胡适推断，《红楼梦》正是曹雪芹根据自己家世撰写的一部作品，并不是索隐家们所提出的反清吊明的作品，而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他还提到，“《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胡适的“自叙说”一发表，就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因其严密的考证和相对充分的说服力被广泛认同。在随后不久鲁迅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较倾向于胡适的“自叙说”。他写到，“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 “自叙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包括著名文学家俞平伯，后来的“红学”大家周汝昌都受到了胡适观点很深的影响。后来研究者还推断出，曹雪芹晚年曾居住在北京西郊香山一带。 但是，由于胡适本人在建国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自叙说”也逐步被阶级斗争论所替代，论者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小说，反映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黑暗、腐朽的各个方面，“并非个别家族、个别人物的实事记录。” 文革后，这种以阶级划分看待《红楼梦》的观点逐渐被人们淡忘，有关贾宝玉是否就是曹雪芹的化身，抑或贾府是否就是曹府的写照，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曹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在《红楼梦》会曲折地有些反映，只是这其中的成分到底有多少，则观点各不相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红学家周思源说。 争论之：钗黛如何能合为一人？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个最著名的女性。一个是“世外仙姝寂寞林”，一个是“山中高士晶莹雪”，两个人才貌不相上下，品性却各有千秋。 自《红楼梦》流传之后，对钗黛两人的评价也各不同，拥黛者多认为黛玉率真而宝钗曲迎，黛玉痴情而宝钗逐利；而拥钗者则认为宝钗仁厚而黛玉偏狭，宝钗合群而黛玉孤傲。由于《红楼梦》中处处流露出宝黛未能结合的遗憾之情，世人因此也更多的同情黛玉的遭遇。但钗黛优劣论，始终是《红楼梦》的读者中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 1923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辨》，书中提到了一个让世人感到新奇的观点，那就是在作者曹雪芹的眼中，钗黛是不分高下的，“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 俞平伯在书中指出，金陵十二钗的图册当中，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而其她人却是一人一图。另外在《红楼梦曲》当中，钗黛也是并行出场，不分先后的。 1952年，俞平伯修改了《红楼梦辨》，更名《红楼梦研究》进一步阐释了他对钗黛二人的看法，“钗黛在二百年来成为情场著名的冤家，众口一词牢不可破，却不料作者要把两美合而为一。”这也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钗黛合一论”。此次俞平伯不但引述了一些新发现的前人关于“钗黛一身”的批语，还进一步提到《红楼梦》第五回中写到警幻仙子将妹妹许配给宝玉，在宝玉眼中，这名女子“鲜艳妩媚，大似宝钗；袅娜风流，又如黛玉。”而她的名字也叫作“兼美”。这些正是钗黛二美合一的隐喻。 “钗黛合一”论述改变了人们多年来对《红楼梦》中这对“情敌”的成见，但俞平伯很快就遭到了批评。 不少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的文学批评者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异议，他们从阶级划分的方法来看待钗黛二人，并将林黛玉看作是积极追寻爱情自由，向封建礼教抗争的女子，而薛宝钗则被描述成一个工于心计，精于算计的封建道德卫道士，正是她破坏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纯真爱情。 这一说法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很快被推崇成解释《红楼梦》中钗黛二人的经典论断，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介绍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薛宝钗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又慢慢被复原为一个才貌双全，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淑女形象，而黛玉也依然是那个心智奇巧，为情所困的才女。她们在书中争奇斗艳，尽管各自有着种种不足，也因此给《红楼梦》带来了无穷的遐想。 谜团之：忽上忽下秦可卿 秦可卿是《红楼梦》中最为成谜的一个人物。在金陵十二钗正钗当中，她出场晚却去世早，“金陵十二钗图册”中的评语与其最终的结局也并不完全吻合，这也是困扰历代红学家的难题。 当代作家刘心武根据蛛丝马迹考证说，秦可卿并非书中描写的，是一个出身寒微，从育婴堂抱养而来的弃婴，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 刘心武从书中描写的秦可卿在言谈举止、家居摆设、死后尊荣等方面的种种特异之处，推断秦可卿的人物原形是康熙废掉的太子胤的女儿，而这个废太子和曹家的关系非常密切，胤将自己的女儿寄养在曹家。 正因为皇家血统，《红楼梦》中，贾家上下都对秦可卿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这才有了她在葬礼上超出众人的礼遇。同时，贾家的兴衰也与收养了这个皇室之女有着密切关系：胤的儿子弘皙，也就是秦可卿人物原形的哥哥，因为在乾隆初年参与了一次谋逆，遭受失败。而贾府收养秦可卿的秘密，又被元春告发给皇帝，因此秦可卿不得不听从家里的安排，以自杀结束生命。 由于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讲了自己对秦可卿的这番新看法，在社会中引起极大反响。刘心武所研究的秦可卿身世之谜也因此被称作“秦学”。 针对“秦学”，不少红学家表达了反对意见，甚至称刘心武是新的“索隐派”。在这些红学家眼中，秦可卿固然有许多未解之谜，但并不代表秦可卿与政治斗争有什么密切关系，更不可能是废太子之女。书中有关秦可卿的情节存在矛盾之处，不过是因为曹雪芹成稿之后又删去了一段有关她的经历造成的。 红学家周思源曾针对刘心武提出的秦可卿出身皇族的证据一一加以反驳。在周看来，秦可卿有三个形象：一个是目前人们见到的《红楼梦》所描写的形象；另一个是贾宝玉在太虚幻境中见到的警幻仙子的妹妹；第三个则是曹雪芹未曾删改时的秦可卿。 根据周思源的论证，秦可卿不是所谓废太子的女儿，而就是书中所述营缮郎秦业从育婴堂抱来的养女。但由于曹雪芹修改了原稿，因此人们现在看到的秦业和秦可卿的形象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周认为，按照曹雪芹原意，秦可卿本是被描写成一个相对负面的形象，她仗着自己的美貌，卖弄风情，勾引男子，最终“淫丧天香楼”。甚至秦可卿的“淫”与贾府特别是宁国府的败亡有直接关系。但在修改后的书稿中，这些情节都被删去了，秦可卿成为一个“有补天之材却无补天之命的少妇”，从一个否定性的人物改成了肯定性的艺术形象，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原有的否定性痕迹。 争论不休的种种观点，给《红楼梦》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在周思源看来，人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对《红楼梦》的理解趋向多元，各种新观点层出不穷，对《红楼梦》的解读已不存在单一的标准。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也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人生百态的百科全书。在这个百科全书当中，各色人等可以笑、哭、怒、狂、痴、醉、梦、酣、娇、傻、颠��每个人都在自由地展现人生的种种姿态。★ 红楼研究，为何百年不衰？ 《红楼梦》曾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而关于红楼的研究，更是在百年来无论遭受打击还是受到追捧，始终经久不衰 《红楼梦》最早只是在文人圈中流传，聊作士大夫的谈资。清朝嘉庆年间已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的说法。 据说慈禧太后也曾痴迷《红楼梦》，达到了“略能背诵”的程度，并自比为贾母，其寝宫——故宫长春宫里就有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壁画。而具备讽刺意味的是，《红楼梦》也成为了慈禧太后所痛恨的新政人物的避风港，可谓仕途失意、“红场”得意。 《红楼梦》的精巧的趣味、盛而衰的体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精神堡垒，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一部小说，一直这么热，而且处于高温高热，这是极不正常的一种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评说红学热，他也是《红学：1954》的作者。 正是在1954年，文化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引导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红楼梦》自此变异，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 清末民初，红学开启了西方美学 其实早期的“红学”称谓不乏戏谑的成分，虽点评者众，但其成为一门显学，主要还是源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包括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吴宓、陈寅恪等。 清末民初，正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民主革命思想、包括排满反清情绪高涨之时。红学在某种意义上担当了“领导中国学术发展的任务”，比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用叔本华的悲剧哲学观点来解析《红楼梦》，这也是中国“20世纪第一篇介绍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而另一方面，红学则以索隐派为代表，与社会时事紧密关联，只是早期多旨在反官场腐败，后期则旨在民族主义。 而索隐派虽然因其“泛政治化”屡遭质疑，但是这种看似狭隘的民族情绪，在民族危亡之际，更容易获得共鸣。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顾颉刚、俞平伯的加入，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建国后，胡适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挽留，于1948年底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则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成为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的“第一人”，并表现积极。 特殊时期，成为“毒素”传播手段 俞平伯没有料到的是，他会成为1954年那场政治思想大批判的核心人物。风暴是由“两个小人物”偶然引发的。 大学刚刚毕业的李希凡与蓝翎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文章被毛泽东看到了，高度赞赏，并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表示“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批判运动很快达到高潮。195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称收到了373封读者来信，都向俞平伯提出控诉，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害了他们。当时文化艺术界、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人士都或被迫、或主动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包括顾颉刚、郑振铎、老舍、何其芳、启功等。俞平伯也不得不批判胡适，他寻找自己错误的根源：“不仅继续走了胡适研究《红楼梦》的道路，而且扩展了它，在社会上替胡适的反动思想散步毒素，这个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大洋彼岸的胡适关注着这场大批判，他感叹，“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 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中，给胡适带来最大打击的，还是他的小儿子胡思杜。这个当初坚持不肯随父母离开北平的积极青年，曾公开发表对胡适的批判文章，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尝到了被批判滋味的胡思杜悬梁自尽。 举国评红楼导致学术异化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一种学术，能够享受到如此的殊荣。一时间，它成为了全国数亿人全都参加的事情，成为决定着一个国家存亡、一个政权的存亡、一个政党的存亡的大事情”1973年，由《红旗杂志》出面发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评红运动。 评红盛行之前，政府曾发起一次政治色彩浓厚的红学考证活动。1962年，文化部决定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但首先要确定曹雪芹究竟死于哪一年——这在今天依然是个公案。当时“北京动员了几千人，兵分两路，全面展开了曹公身世的调查与发掘工作。” 孙玉明说。 评红的热度可从上海人民出版社署名“本社编”的一本《红楼梦》评论集看出，197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即5万册，作为一本评论集，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很“惊人”的。 这种异化延伸到了越剧电影《红楼梦》，并产生了戏剧化的效果。贾宝玉的扮演者，著名演员徐玉兰回忆，她是在文革被批斗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自己演的片子，当时林黛玉一出来，造反派说“女阿飞出来了”，贾宝玉出来，说“男阿飞出来了。”结果看着看着，观众被打动流下眼泪，批斗会起了反效果。 但即便如此，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影星林青霞特别打电话给徐玉兰，盛赞其“哭灵”的表演使自己从中获益良多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徐玉兰竟脱口而出，“越剧《红楼梦》是大毒草！” “当红学整个地失去了学术的独立品格而完全成为政治工具时，其实中国整个学术界也都失去了独立的品格。”曾任《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杜景华在《红学风雨》中总结。 现代社会，红楼研究创造财富 历经劫难，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红学又重新呈现了数度繁荣。热闹中不乏意见分歧，而且是“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著名学者余英时表示，“《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 而随着经济发展，红学的“泛政治”阴影逐渐淡去，但却日益和消费乃至娱乐关联。比如曹雪芹故乡之争已经由学术之争衍变为旅游资源的竞争，而借助电视媒体，《红楼梦》数次在大陆红透。最近一次是为重拍电视剧《红楼梦》，海选演员再次搅得全中国沸沸扬扬。 出版界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除了各类红学书籍，仅《红楼梦》小说市场上就流通着数十个版本。孙玉明介绍，虽然有人提出过禁毁《红楼梦》，但是包括清朝在内，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禁过《红楼梦》，“即使是文革时期”。 “当时批别人对《红楼梦》的评点，但是《红楼梦》本身从来没有被批判过”，出版《红楼梦》最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杜维沫向记者介绍。 而关于《红楼梦》的是是非非最终都促进了《红楼梦》销量的增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林告诉记者，该社《红楼梦》最早于1953年出版，至今已印刷680万套，再版了122次。孙玉明则预测，《红楼梦》的发行至少超过一千万册，未来还会继续流行下去。 但被红学改变了命运的“大人物”及“小人物”们却已经“倦说红楼”。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记述，“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显然这是有意回避。”不过，1990年，重病缠身的俞平伯“还是放不下那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些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记者罗雪挥采访整理、记者文晔对此文亦有贡献)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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