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红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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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3日11:19 中国新闻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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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重拍《红楼梦》及海选主要演员的喧嚣，关于《红楼梦》的种种民间记忆和学说纷争再次成为大家的话题。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后至今，小说《红楼梦》的发行就超过1千万册，各类版本数十种，仅人民出版社就再版122次。更毋论几近泛滥的各种红学研究书籍不计其数。
《红楼梦》的流传时间之长、阅读人数之巨、传播范围之广，为中国历史上文学作品之最毫不为过。无论时代变迁，无论是市井民间还是官场政治，学士或是草民，每个人都勾画着自己心中的宝哥哥和林妹妹，都有着一个百转曲折的大观园 谁是你心中的林妹妹 全球海选，上亿投资，大腕云集的制作班底，豪华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将要带给观众什么不同？ ★ 本刊记者/孙冉 随着8月21日“红楼梦中人”全球大型选秀活动正式启动，历时8个月、沸沸扬扬传了三年的电视剧《红楼梦》重拍终于不再只是传闻。 截至10月7日，已有11.8万人报名参加“红楼选秀”，60%以上是大学生。选秀也带热了一系列与《红楼梦》相关的产品。北京大观园的游客仅在活动宣布后10天就比原来多了4成左右，各种类型的红学讲座遍地开花，听者众多。和以往不同的是，人群中更多的是年轻人的身影。 “红楼海选”总负责人张强告诉记者，北京电视台前段时间重播86版电视剧《红楼梦》，“海选”之前的收视率是2%，宣布重拍后收视率一下飙升到7%。 据主办方透露，新版红楼梦将是中国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电视连续剧。重金之下，新版想打造出一部怎样的红楼？ 海选选什么 重拍《红楼梦》、海选演员，引起轩然大波，让此剧的总制片人、中影集团总经理韩三平感到意外却喜闻乐道。五年前，原央视台长杨伟光就曾找他谈过此事，韩三平一直在犹豫，直到去年下半年才感到时机成熟了：距离旧版红楼梦已经过去20年，这个时间差很适合重拍，因为相隔太长延续性不够，相隔太短又难以突破。 “红楼海选”总负责人张强告诉记者，因为原著中的主要人物年龄偏小，而目前成熟演员年龄普遍偏大；而且从培训到拍摄最短要一年,当红明星很难有合适的档期，也很难静下心来，所以只能启用新人。海选宣传策划人谭飞认为《红楼梦》是典型戏托人的戏，谁上都能出名；当年86版《红楼梦》导演王扶林最看重的是演员的外形与演技潜力，如今他们最看重演员是否有与原著人物相符的形象和气质。张强则认为，符合标准的外形、演技和文学素养三种素质缺一不可。 创造出王熙凤经典的邓婕被主办方邀请担任这次海选的顾问，她认为形象气质与人物接近是最先入为主的,“如果连像都不像,演得再好也没用；其次看你表演能不能胜任，红楼梦中的角色太复杂也太丰富了，演起来很过瘾，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对角色的理解也无法到位。理解可以从你的表现上看出来”。 据悉，宝玉、黛玉、金陵12钗、刘姥姥等60位重要角色都会从海选中产生。而一些中老年角色会请知名演员来担任。 当年86版《红楼梦》中，导演王扶林选角也是派出众多副导演到全国各大艺术院校、工厂，有些演员完全是外行。这点两者性质上并无差别，惟一的区别是现在可能运用更发达的传媒手段，在更广的领域去寻找。 谭飞称，虽然旧版的电视剧极深入人心，但并不意味着新版的演员一定要带着旧版的影子。“如果若干年后,有人会指着这个人说,你是新版红楼梦的演员吧，那我们的选角就成功了。” 邓婕说，当年《红楼梦》拍摄时，大家一起过了三年的集体生活，演员在一起听红学家上课，做大量的片段练习寻找人物感觉，天天如此，到最后只要每个人一化上妆穿上戏服，举手投足就自然变成了角色本身。她告诉记者，新版《红楼梦》也会如此，将海选的演员放在北京大观园封闭的环境里，一边培训一边进行深度情景体验。 新版新在哪 旧版《红楼梦》的编剧是由若干位红学家组成，电视剧结尾也舍弃了高鹗续写的后40回，而选择将红学研究成果进行演绎，譬如宝玉由出家改成了行乞等等，这使得86版《红楼梦》成了一部体现了红学家想法的红学经典。 而此次新版《红楼梦》则请了一位善于讲故事的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黄亚洲担任，却正因为他不是红学家。“他们考虑的，还是电视剧文本本身的文学因素和故事因素，不必过多地演绎文本背后的众说纷纭的东西。”黄亚洲告诉记者。 较之以前的版本，此次新版《红楼梦》最重大的变化，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的120回本严格进行“符合原著精神”的改编。也就是说，新版将在相当程度上肯定高鹗续写的后40回内容。黄亚洲说，“选择匀称地改编120回本的关键原因，是觉得——套用鲁迅先生对这个后40回的话说就是‘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 黄亚洲告诉记者，编剧的想象和创作更多地体现在对情节的增删和种种细节的选择、强化、渲染中，其目的是让新版红楼梦更加通俗易懂，故事流畅，而不是简单地将一部复杂冗长的文学巨著的重现。 黄亚洲在编写剧本中力求“故事好看”，他说自己下了很大的工夫在加强故事叙述的清晰度上。有些文本中不曾描述的“幕后戏”，都拿到了前台来表现：比如宝玉、黛玉、宝钗的三角关系在黄亚洲的笔下有了新的演绎。新版中，宝钗的爱情主线会更突出，其独特的心理情绪将会被适当渲染，尤其是对其母薛姨妈的自私心理，剧本更会加以生动的表现。 这次重拍，黄亚洲将是神话与现实两条线同时进行。在剧本里，他安排宝玉和黛玉在转世投胎前就以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的身份见面。“所以第一集就是《石头下凡》。” 新版《红楼梦》故事发生的时代依然具有模糊性，亦明亦清；而语言也依旧是一个大问题。黄亚洲说，《红楼梦》台词不会用现代词汇，而是“那个时代的白话文”。原著中有大段的对白，那些显然不适合电视剧的台词，他编剧时，有的被剪断分成几句来说，有的被他稀释了，以期更明白晓畅；而有些小说中没有的，因为情节的设计需要，也要补上。这种补充，当然要小心翼翼，“曹雪芹和高鹗都不是那么好当的！”他笑着说。 胡玫担任该剧总导演，这位执导了《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创下收视高纪录的导演称，自己会选择以“历史社会分析派”的诠释方法来演绎新红楼，“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看过不少遍《红楼梦》。从宏观上说，我有把握从四大家族由荣转衰的角度，透视一个时代社会与文化生态的深刻变迁；从微观方面，我希望从人物个性化的角度，通过一些重要角色个人命运的沉浮，讲述表现好这部作品。” “红楼海选”总负责人张强还透露，由于北京大观园修建时间已久，设施陈旧不能满足新红楼梦的拍摄需求，目前，新《红楼梦》剧组已在安徽的黄山斥巨资重新搭建新的大观园和荣、宁二府，结构完全按照原著的描述进行建造，建筑规模将会超过现在的大观园。★ 红楼魅影 著名作家端木蕻良曾经说过：“我国第一部诉诸视觉的长篇小说，是《红楼梦》。” 端木的意思是，红楼之前的中国小说，如《三国》《水浒》等，大抵是用来听的。无论是章回的形式，还是写的方法，都适合给说书人做底本。《金瓶梅》对写人情细事有所发展，但标明“词话”，还是说唱文字的继续。唯独《红楼梦》画面感、立体感极强，读之好像置身在全景电影中一般。 越剧电影：颠倒众生“小红楼” “情”与“美”是60年代红楼影像的基本主题，是那个年代的难得之物 ★ 本刊记者/曹红蓓 1962年，正值1959～1961三年苦日子刚过，却出现了这么一部耗资70余万元、美仑美奂、集分上下的大片——越剧电影《红楼梦》，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很快，用现在的话讲，影片还在点映的阶段，就接到雪藏令，直到15年后方重见天日，这番周折为影片又平添了神秘色彩。而1978年影片复映时的壮观场景，使它终成两代人心中的银幕传奇。 放大了的“情”与“美” 1978年盛夏，在复映的首轮地上海，36家电影院24小时连放。每场快要结束时，影院的后门前门同时打开，观众同时出进，几分钟后下一场就开始。有时候散场因为过于拥堵，满地都是观众遗落的鞋子。 影片从上海到杭州，再到下辖的县城，一路放映下来，竟有很多人从上海一站站追随至偏远的山沟。很快，越剧电影《红楼梦》旋风一样席卷了全国。在黑龙江的农场，知青们为了看一场《红楼梦》，分成几班轮番赶20里路去放映点。 为什么观影史上会出现如此罕有的一幕？是什么让这部电影颠倒众生？ 把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舞台越剧《红楼梦》搬上银幕，最初是香港电影人的主意。内地方面则认为影片只能由“自己人”拍摄。最终，越剧电影《红楼梦》，由上影厂和上海越剧二团出人，香港金声影业公司出物联合摄制。因同期开机的还有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乐蒂版的《红楼梦》，就又有个打擂台的意思在里边。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影片的胶片、摄影设备、布景材料，甚至演员用的化妆品都是从香港邮寄过来的，室内摆饰的都是博物馆支援的真古董。如此一来，影片场面的华美精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内地自是无与伦比。 影片拍摄时，徐玉兰41岁，王文娟36岁，两位“角儿”艺术上正在巅峰，把一对碧人演得风华绝代。尤其王饰演的黛玉，自然美好，宝光流动又毫不外溢，真正是“玉精神，花模样”。 “我叫它‘小红楼’，因为它和真正有容乃大的巨作《红楼梦》毕竟不能相提并论，但它微观而精致，煽情而秀美”，生于70年代的越剧电影《红楼梦》研究者胡贞对徐进的剧本也极其推崇，认为它“抓住了一个‘情’字，因此深得原著神韵”；同时，此版词藻之美不亚于昆曲台词，结构之美，已到增一寸则嫌多，减一寸则嫌少的地步。 空乏年代的“秘密知音” 在封杀这部戏时，江青曾定性它为“资产阶级的秘密知音”。凡有幸在那个年代跟这个“秘密知音”晤面者，一生都怀着一份红楼情结。这对1974年之后出生的人们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事。 上海籍退休教师周乃萌初次看这个版本的越剧，是在1959年国庆，在永安公司后面的人民大舞台，那年她19岁，正上高三。已熟读原作的她，惊叹于剧中人与书中人的贴切，即把此剧引为心中知己。在后来漫长的隔绝里，周乃萌从来没有放弃过等待。突然有一天，收音机里传来熟悉的唱段，周立即从床上跳起来，口里喊着“快了！快了！”不久，她带着爱人、7岁的女儿和自己的母亲，汇入了壮观的观影人群，和大家一起，在酷热的电影院里痛快地洒泪。 对很多今天三十四五岁的人来说，他们的“小红楼”情结不亚于父辈。像周乃萌的女儿一样，“小红楼”可能是他们懵懂初开的精神世界中第一件美好的礼物。 1973年出生的杭州人胡贞回忆，电影还没解禁之前，年历画已经出了不同角度的“宝黛读西厢”，还有印着剧照的饼干桶，这些东西到现在她都好好地收藏着。1979年在杭州，妈妈带着胡贞看了第一场电影版《红楼梦》。此后的一两年中她一共看了7遍。然后她就可以一个人在家唱堂会，从头到尾把所有的角色唱下来，整本地默写台词了。 幸亏有这一部“小红楼”，给人们补了一个“情”与“美”的念想、一个空乏年代的“秘密知音”。 胡贞对“小红楼”情结的剧烈发作是在2000年她初到德国留学的时候。2004年回国后虽有缓解，但有时候中央台戏曲频道放的电影片段，她觉着不过瘾，看完还得看全本；最近电视里放86版电视剧，看到焚稿一段，她觉得意境未到，心里憋屈，又去补看了王文娟版的片段。★ 邵氏红楼梦：李翰祥的“幻想中国” 那样雕栏玉砌、曲廊回绕的中国，只能出现在70年代李翰祥所编制的红楼的梦幻里 ★ 本刊记者/曹红蓓 1978年，港台电影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五部《红楼梦》同时上映！包括《金玉良缘红楼梦》《新红楼梦》《红楼梦断》《红楼春梦》和《红楼春上春》。其中，只有由邵氏公司出品，林青霞、张艾嘉主演，李翰祥导演的《金玉良缘红楼梦》给人留下印象。 林青霞在这部片里第一次古装、反串。林的宝玉风神俊逸，贵气逼人，但，林青霞并非本片惟一的亮点。次年第15届金马奖上，此片最终荣获的是最佳剧情片美术设计奖，及第24届亚洲影展最佳服装及最佳美术设计奖。 看惯了布景简陋的香港古装剧的人，再看此片犹如做梦。李翰祥镜头下的贾府内闱堪比故宫，古董不是一件两件地摆，而是见缝插针堆满了，十足钟鸣鼎食之家的气象。园子里的飞桥比颐和园里的玉带桥还夸张。大到亭台楼榭，薄纱垂幔，蓝烟的水和翠绿的竹，朱红的桥栏，小到镏金扇子套，手绣丝帕，每一件物事都华丽瑰典，有型有致。 夏祖辉是当时此片的副导演，李翰祥四十年的朋友和助手。他从没有见过第二个导演对布景道具方面的细节有李翰祥那样的要求：一石一草如假包换，没有一样是塑料的；最小的道具都要求经得起考据推敲；作为古玩字画收藏者，李翰祥戏里看到的书桌和文房四宝多半都是他的个人藏品。 李翰祥曾在北平艺专师从徐悲鸿。之后由北京到上海，1948年出走香港投入影坛，先在永华后在邵氏片厂，1963年，到台湾创办国联影业公司，1971年事业失败返回邵氏。李的片子里用的是最纯正的国语，拍给那些跟他同样有怀乡心情的人。 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胡克说，《金玉良缘红楼梦》诞生的时期，香港传统电影基本走到头，而李也是强弩之末。本来，稗史片、宫闱片、风月片都是李的擅长，但这部红楼戏死守爱情，李的史观用不上；因为走的是雅路线，李在极俗方面的专长又没用上；也并不是第一次女星反串男角，所以几方面无法做到极致。剩下来的，只能是那些华美张扬的场景和服装了。 在属于李翰祥的时代，香港大部分有能量的人都是从内地过去的。胡克认为那时候香港一个整体的文化根基就是思乡。其实不只是服装道具，为了追求纯正中国味，当时请来给林青霞、张艾嘉她们辅导身段的，竟也是40年代京城“四块玉”之一的白玉薇。 李翰祥用邵氏的钱堆出来的“中国”没能延续。香港早年做中国古装布景造型的，多半也来自于内地，后来他们年纪大了，没人接续。现在香港的古装戏在这些方面难免粗制滥造。甚至在李翰祥后期，也开始自嘲没人找他拍片，是因为他要的东西太贵。★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自焦雄屏《映像中国》) 86版：一入红楼“误”终身 对于参演的好多人来说，86版的《红楼梦》老留在他们心口上，太疼了 ★ 本刊记者/曹红蓓 ☆刘芳 这是红楼影像史上一次最疯狂的尝试。 售货员、干事、接线员、皮鞋厂工人、中学生……导演王扶林要寻找的不是演员，而是那些二百年前生活在曹雪芹书里的公子小姐们的“转世真身”。他居然成功了。 一生陷红楼 “鸳鸯姐姐！”不久前，郑铮进入《我想有个家》剧组的第二天，会计小于冲上来这样叫她。郑铮的心里觉得暖暖的，过去20年了，演过30多部影视剧，在很多人心里她还是那个“鸳鸯姐姐”。 出演《红楼梦》，无疑是郑铮她们人生中的大事件。有的人甚至为了纪念而改了名字。比如演晴雯的张静林，后来改名叫安雯；演妙玉的姬培杰，改名叫姬玉。 然而，除了邓婕、郑铮个别演员，对于这个群体的大多数来说，在86版电视剧《红楼梦》之后，在影视圈里，他们集体沉没了。 角色被定型是一个表面的原因。这在宝、黛说得过去，那么其他人呢？那些戏份并不太多的丫鬟小姐也大都沉没了是什么原因？ 1986年、电视剧、《红楼梦》，关于年代、形式和内容，这三个关键词交杂在一起，带给这些红楼儿女的除了机会，还是一场人生莫大的误会。 带着80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从一开始，导演王扶林对待这部戏的态度就是极端严肃的，给出寻角的第一标准是“一定要像古代人”。结果主要演员的身高多在1米5几，身材比宝玉还高的郑铮在剧组里感觉自己就像三等残废。很多人的扮相宜古不宜今，单从外型上，这些人在那个年代再难找到适合的现代戏。 而因为当初要的就是本色，大多数演员的实际性格就像所演的角色，漫长的三年拍摄过后，好多人已经分不清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 郑铮说，“鸳鸯对我的影响是绝对的，影响了至少十年。”前一段她翻出1996年的剧照，发现时隔10年脸上的神情还是“鸳鸯”样。大概在1996年之后，她下决心背叛自己。一直到1999年，郑铮才有了从艺以来第二个自己喜爱的角色。接下来，又有了《军人机密》里的石鹅、《家有九凤》里的四凤，她真正适合的大青衣类型才逐渐水落石出。 这部戏充满了古典和理想主义的内容与态度，而托身的形式却是当时最前卫的电视剧。当演员的诱惑，让一群古典气质的男孩女孩们在这条路上一再被耽搁。今天，有人靠到处串戏挣一点辛苦钱，有人挣扎未果只好返回老家重新过起平常的日子。精彩的世界刚向他们打开又关上了。 古典气质逐渐被时代融化 这些红楼儿女的真实人生也像一部沉重的大戏。在激烈的社会变动中，他们的古典气质最终融化于时代的主旋律。 出国的有一拨。“宝钗”张莉、“元春”成梅、“紫鹃”徐丽霞都在国外，“可卿”张蕾戏没演完就出去了，“黛玉”陈晓旭也曾短暂出国。现在剧组有好几个姐妹在加州。原本还有一个叫乐韵的，貌极美艳，本来是凤姐的第一候选，当年为跟一个香港影星去港，执意辞演。后因感情颇不顺意，在港以跳楼告终，年仅25岁。 下海经商的又是一大堆。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黛玉”陈晓旭，“惜春”胡泽红、“迎春”牟一、“妙玉”姬玉都开了自己的买卖。 另有一堆人，选择读书考学，上了艺术专业，这些人今天多半还留在演艺圈，勤奋地做着分内的工作。如“迎春”候选金莉莉、“鸳鸯”郑铮、“秋桐”沈璐、“宝玉”欧阳奋强…… 可能是戏里的儿女情长催人熟，红楼儿女大多早婚。不过随着变动年代，他们的婚姻也大多经历了变动。 褪去星光回归平淡所要经历的内心磨砺固然难测，但相比另一些人，平淡即福。世人只知道欧阳奋强的宝玉，殊不知宝玉曾经还有一位人选，即后来演了贾瑞的马广儒。他的命运与乐韵一样让人嗟叹。 马广儒原是黄梅戏小生演员，21岁那年被选入红楼剧组后，他不仅以宝玉自居，还入戏地爱上了“黛玉”陈晓旭。在剧组的短暂时光里，他经历了角色落选、爱情失意、父亲去世等打击之后，端起了杯中物。红楼关机后，他曾在几起戏曲电视剧中演过主角，但在生活中始终无法与周围环境相容。 马广儒的好友陈清贫告诉记者，马曾不止一次地对他感喟：“我最崇尚古代社会，朋友之间能两肋插刀，一介书生敌万千将士。”每每醉倒杯中，他穿上戏服，满口都是所饰角色的对白及唱腔。1995年，32岁的马广儒因酒去世，陪伴他的是生前最爱之物：一部红楼和一只洞箫。 去年《艺术人生》的一期“红楼梦20年再聚首”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郑铮说，那次聚首其实更多地是为了观众，因为她们在私底下已经不止一次地聚过。第一次在一起，聊的是剧组趣事，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还是，像录音机反复播放。“对好多人来说，那红楼老在心口上，太疼了。”★ 关于“红楼”的真实与猜想 很少有一本书，能像《红楼梦》一样引发如此多的争议。从书中的人物到主旨，从结构到结局，这部小说留给人们的谜团远比它所写到的内容多。正如一千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部《红楼梦》 ★ 本刊记者/孙展 鲁迅在评点《红楼梦》时曾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从《红楼梦》诞生到现在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即便是这一点也同样没有共识)，从来没有一种观点能够完全合理地说服所有读者，甚至它究竟是否是一部小说也受人怀疑。时至今日，人们能够确认的仅一点，即无论从哪个角度，《红楼梦》都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文学作品之一。 猜测之：故事背景出自何处？ 最普遍的看法是，现在流传广泛的《红楼梦》是由清代雍、乾时期的文人曹雪芹写成。《红楼梦》成书后，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上层社会流传，直到乾隆末年，才由时人程伟元、高鹗用木活字刊印出版，进而风靡全国。 程、高二人在刊印《红楼梦》时提到，他们只见到前八十回稿本，而后经过四下搜寻，找到一些残稿，经过修补，最终形成当下常见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 虽然程伟元所处的年代与曹雪芹相去不远，但那时，有关《红楼梦》作者的情况就已湮没了。程伟元在序言中提到，“《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而这部“未知出自何人”的书稿，自它刊印之前就已是“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 由于《红楼梦》无论内容和手法都与此前传统小说大相径庭，因此引发不少猜测。 当时就有人评价，《红楼梦》描写的是“明珠家事”。明珠是康熙时代的大学士，曾经在平定“三藩之乱”时立下功劳。而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则是清初著名的词人，文学造诣很高，加之明珠家显赫的政治地位，纳兰性德又是为世人所知的多愁善感的富家子弟，因此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 另外还有一种流传广泛的看法是，《红楼梦》描写的是清世祖顺治与董小宛之间的爱情故事。由于民间一直存在顺治因董鄂妃而出家的传说，因此认为贾宝玉的出家就是影射顺治皇帝出家，而林黛玉之死则是指董小宛之死。 及至清末民初，松江县有个叫朱子美的文人，最喜读《红楼梦》。一次，朋友问他：“先生现治何经？”他答到：“吾之经学，系少一横三曲者。”朋友不解，他说：“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至此，研读《红楼梦》在文人当中，就有了治“红学”的说法。 但对《红楼梦》的解读，影响较大的还是民国初年的文化名人蔡元培，他在1917年出版《石头记索隐》中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本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书中的尊女轻男，正是隐喻女为汉，男为满。《红楼梦》中的贾府则是指清朝，贾家几个主要男性对应的是清朝的六部，而书中女性则是明末清初的数位汉族“名士”。 “索隐”本是古人在解读《史记》时，对一些隐含在文中的深意加以阐释注解。蔡元培及其后来一些学者也正是试图用这样的方法，勾勒出隐含在《红楼梦》背后的历史真实。因而也被人称作了“索隐派”。 疑点之：假宝玉为真雪芹？ 蔡元培的观点出现不久，他在北京大学的同事胡适就撰文反驳。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一文，对历来已久的一些说法进行修正。胡适先是反驳“索隐派”的观点，进而从考证曹雪芹家世开始研究。 胡适发现曹雪芹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康熙时期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曹家与康熙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四次接待南巡的康熙，到了雍正时期，曹家因为巨额亏空被抄家，曹家因此衰落。 这一由盛而衰的过程与《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家的遭遇极其相似，另外，从曹雪芹好友的诗文中，也能看出曹雪芹能诗善画，但晚景凄凉，这与书中贾宝玉的形象也较为符合。因此，胡适推断，《红楼梦》正是曹雪芹根据自己家世撰写的一部作品，并不是索隐家们所提出的反清吊明的作品，而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他还提到，“《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胡适的“自叙说”一发表，就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因其严密的考证和相对充分的说服力被广泛认同。在随后不久鲁迅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较倾向于胡适的“自叙说”。他写到，“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 “自叙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包括著名文学家俞平伯，后来的“红学”大家周汝昌都受到了胡适观点很深的影响。后来研究者还推断出，曹雪芹晚年曾居住在北京西郊香山一带。 但是，由于胡适本人在建国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自叙说”也逐步被阶级斗争论所替代，论者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小说，反映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黑暗、腐朽的各个方面，“并非个别家族、个别人物的实事记录。” 文革后，这种以阶级划分看待《红楼梦》的观点逐渐被人们淡忘，有关贾宝玉是否就是曹雪芹的化身，抑或贾府是否就是曹府的写照，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曹家与皇室的密切关系在《红楼梦》会曲折地有些反映，只是这其中的成分到底有多少，则观点各不相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红学家周思源说。 争论之：钗黛如何能合为一人？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薛宝钗是两个最著名的女性。一个是“世外仙姝寂寞林”，一个是“山中高士晶莹雪”，两个人才貌不相上下，品性却各有千秋。 自《红楼梦》流传之后，对钗黛两人的评价也各不同，拥黛者多认为黛玉率真而宝钗曲迎，黛玉痴情而宝钗逐利；而拥钗者则认为宝钗仁厚而黛玉偏狭，宝钗合群而黛玉孤傲。由于《红楼梦》中处处流露出宝黛未能结合的遗憾之情，世人因此也更多的同情黛玉的遭遇。但钗黛优劣论，始终是《红楼梦》的读者中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 1923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辨》，书中提到了一个让世人感到新奇的观点，那就是在作者曹雪芹的眼中，钗黛是不分高下的，“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尽其妙莫能相下。” 俞平伯在书中指出，金陵十二钗的图册当中，钗黛合为一图，合咏一诗。而其她人却是一人一图。另外在《红楼梦曲》当中，钗黛也是并行出场，不分先后的。 1952年，俞平伯修改了《红楼梦辨》，更名《红楼梦研究》进一步阐释了他对钗黛二人的看法，“钗黛在二百年来成为情场著名的冤家，众口一词牢不可破，却不料作者要把两美合而为一。”这也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钗黛合一论”。此次俞平伯不但引述了一些新发现的前人关于“钗黛一身”的批语，还进一步提到《红楼梦》第五回中写到警幻仙子将妹妹许配给宝玉，在宝玉眼中，这名女子“鲜艳妩媚，大似宝钗；袅娜风流，又如黛玉。”而她的名字也叫作“兼美”。这些正是钗黛二美合一的隐喻。 “钗黛合一”论述改变了人们多年来对《红楼梦》中这对“情敌”的成见，但俞平伯很快就遭到了批评。 不少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的文学批评者对俞平伯的观点提出异议，他们从阶级划分的方法来看待钗黛二人，并将林黛玉看作是积极追寻爱情自由，向封建礼教抗争的女子，而薛宝钗则被描述成一个工于心计，精于算计的封建道德卫道士，正是她破坏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纯真爱情。 这一说法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很快被推崇成解释《红楼梦》中钗黛二人的经典论断，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介绍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薛宝钗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又慢慢被复原为一个才貌双全，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淑女形象，而黛玉也依然是那个心智奇巧，为情所困的才女。她们在书中争奇斗艳，尽管各自有着种种不足，也因此给《红楼梦》带来了无穷的遐想。 谜团之：忽上忽下秦可卿 秦可卿是《红楼梦》中最为成谜的一个人物。在金陵十二钗正钗当中，她出场晚却去世早，“金陵十二钗图册”中的评语与其最终的结局也并不完全吻合，这也是困扰历代红学家的难题。 当代作家刘心武根据蛛丝马迹考证说，秦可卿并非书中描写的，是一个出身寒微，从育婴堂抱养而来的弃婴，而是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 刘心武从书中描写的秦可卿在言谈举止、家居摆设、死后尊荣等方面的种种特异之处，推断秦可卿的人物原形是康熙废掉的太子胤的女儿，而这个废太子和曹家的关系非常密切，胤将自己的女儿寄养在曹家。 正因为皇家血统，《红楼梦》中，贾家上下都对秦可卿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这才有了她在葬礼上超出众人的礼遇。同时，贾家的兴衰也与收养了这个皇室之女有着密切关系：胤的儿子弘皙，也就是秦可卿人物原形的哥哥，因为在乾隆初年参与了一次谋逆，遭受失败。而贾府收养秦可卿的秘密，又被元春告发给皇帝，因此秦可卿不得不听从家里的安排，以自杀结束生命。 由于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讲了自己对秦可卿的这番新看法，在社会中引起极大反响。刘心武所研究的秦可卿身世之谜也因此被称作“秦学”。 针对“秦学”，不少红学家表达了反对意见，甚至称刘心武是新的“索隐派”。在这些红学家眼中，秦可卿固然有许多未解之谜，但并不代表秦可卿与政治斗争有什么密切关系，更不可能是废太子之女。书中有关秦可卿的情节存在矛盾之处，不过是因为曹雪芹成稿之后又删去了一段有关她的经历造成的。 红学家周思源曾针对刘心武提出的秦可卿出身皇族的证据一一加以反驳。在周看来，秦可卿有三个形象：一个是目前人们见到的《红楼梦》所描写的形象；另一个是贾宝玉在太虚幻境中见到的警幻仙子的妹妹；第三个则是曹雪芹未曾删改时的秦可卿。 根据周思源的论证，秦可卿不是所谓废太子的女儿，而就是书中所述营缮郎秦业从育婴堂抱来的养女。但由于曹雪芹修改了原稿，因此人们现在看到的秦业和秦可卿的形象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周认为，按照曹雪芹原意，秦可卿本是被描写成一个相对负面的形象，她仗着自己的美貌，卖弄风情，勾引男子，最终“淫丧天香楼”。甚至秦可卿的“淫”与贾府特别是宁国府的败亡有直接关系。但在修改后的书稿中，这些情节都被删去了，秦可卿成为一个“有补天之材却无补天之命的少妇”，从一个否定性的人物改成了肯定性的艺术形象，但还是留下了一些原有的否定性痕迹。 争论不休的种种观点，给《红楼梦》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在周思源看来，人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对《红楼梦》的理解趋向多元，各种新观点层出不穷，对《红楼梦》的解读已不存在单一的标准。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胡文彬也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人生百态的百科全书。在这个百科全书当中，各色人等可以笑、哭、怒、狂、痴、醉、梦、酣、娇、傻、颠��每个人都在自由地展现人生的种种姿态。★ 红楼研究，为何百年不衰？ 《红楼梦》曾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而关于红楼的研究，更是在百年来无论遭受打击还是受到追捧，始终经久不衰 《红楼梦》最早只是在文人圈中流传，聊作士大夫的谈资。清朝嘉庆年间已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亦枉然”的说法。 据说慈禧太后也曾痴迷《红楼梦》，达到了“略能背诵”的程度，并自比为贾母，其寝宫——故宫长春宫里就有以《红楼梦》为题材的壁画。而具备讽刺意味的是，《红楼梦》也成为了慈禧太后所痛恨的新政人物的避风港，可谓仕途失意、“红场”得意。 《红楼梦》的精巧的趣味、盛而衰的体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精神堡垒，这个传统延续至今。 “一部小说，一直这么热，而且处于高温高热，这是极不正常的一种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评说红学热，他也是《红学：1954》的作者。 正是在1954年，文化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并引导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红楼梦》自此变异，成为中国文学中使用最频繁、地位最显赫、最红的政治道具。 清末民初，红学开启了西方美学 其实早期的“红学”称谓不乏戏谑的成分，虽点评者众，但其成为一门显学，主要还是源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包括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吴宓、陈寅恪等。 清末民初，正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民主革命思想、包括排满反清情绪高涨之时。红学在某种意义上担当了“领导中国学术发展的任务”，比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用叔本华的悲剧哲学观点来解析《红楼梦》，这也是中国“20世纪第一篇介绍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而另一方面，红学则以索隐派为代表，与社会时事紧密关联，只是早期多旨在反官场腐败，后期则旨在民族主义。 而索隐派虽然因其“泛政治化”屡遭质疑，但是这种看似狭隘的民族情绪，在民族危亡之际，更容易获得共鸣。 胡适为“新红学”开山立派后，吸引了顾颉刚、俞平伯的加入，形成新红学的鼎足之势。建国后，胡适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挽留，于1948年底被国民党“抢运”出北平，后赴美国；顾颉刚则远离了红学圈子；俞平伯成为了新中国大陆红学界的“第一人”，并表现积极。 特殊时期，成为“毒素”传播手段 俞平伯没有料到的是，他会成为1954年那场政治思想大批判的核心人物。风暴是由“两个小人物”偶然引发的。 大学刚刚毕业的李希凡与蓝翎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批驳俞平伯是以反现实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分析和批评了《红楼梦》。文章被毛泽东看到了，高度赞赏，并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表示“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批判运动很快达到高潮。195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称收到了373封读者来信，都向俞平伯提出控诉，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害了他们。当时文化艺术界、教育界乃至其他各界人士都或被迫、或主动地投入了这场批判，包括顾颉刚、郑振铎、老舍、何其芳、启功等。俞平伯也不得不批判胡适，他寻找自己错误的根源：“不仅继续走了胡适研究《红楼梦》的道路，而且扩展了它，在社会上替胡适的反动思想散步毒素，这个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大洋彼岸的胡适关注着这场大批判，他感叹，“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 而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中，给胡适带来最大打击的，还是他的小儿子胡思杜。这个当初坚持不肯随父母离开北平的积极青年，曾公开发表对胡适的批判文章，后来被划为“右派分子”，尝到了被批判滋味的胡思杜悬梁自尽。 举国评红楼导致学术异化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一种学术，能够享受到如此的殊荣。一时间，它成为了全国数亿人全都参加的事情，成为决定着一个国家存亡、一个政权的存亡、一个政党的存亡的大事情”1973年，由《红旗杂志》出面发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评红运动。 评红盛行之前，政府曾发起一次政治色彩浓厚的红学考证活动。1962年，文化部决定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但首先要确定曹雪芹究竟死于哪一年——这在今天依然是个公案。当时“北京动员了几千人，兵分两路，全面展开了曹公身世的调查与发掘工作。” 孙玉明说。 评红的热度可从上海人民出版社署名“本社编”的一本《红楼梦》评论集看出，197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即5万册，作为一本评论集，这个数字在今天也是很“惊人”的。 这种异化延伸到了越剧电影《红楼梦》，并产生了戏剧化的效果。贾宝玉的扮演者，著名演员徐玉兰回忆，她是在文革被批斗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自己演的片子，当时林黛玉一出来，造反派说“女阿飞出来了”，贾宝玉出来，说“男阿飞出来了。”结果看着看着，观众被打动流下眼泪，批斗会起了反效果。 但即便如此，上世纪70年代末，著名影星林青霞特别打电话给徐玉兰，盛赞其“哭灵”的表演使自己从中获益良多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徐玉兰竟脱口而出，“越剧《红楼梦》是大毒草！” “当红学整个地失去了学术的独立品格而完全成为政治工具时，其实中国整个学术界也都失去了独立的品格。”曾任《红楼梦学刊》常务副主编的杜景华在《红学风雨》中总结。 现代社会，红楼研究创造财富 历经劫难，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红学又重新呈现了数度繁荣。热闹中不乏意见分歧，而且是“哪里有中国人，哪里读《红楼梦》，哪里就有论争。”著名学者余英时表示，“《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笔墨官司。” 而随着经济发展，红学的“泛政治”阴影逐渐淡去，但却日益和消费乃至娱乐关联。比如曹雪芹故乡之争已经由学术之争衍变为旅游资源的竞争，而借助电视媒体，《红楼梦》数次在大陆红透。最近一次是为重拍电视剧《红楼梦》，海选演员再次搅得全中国沸沸扬扬。 出版界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除了各类红学书籍，仅《红楼梦》小说市场上就流通着数十个版本。孙玉明介绍，虽然有人提出过禁毁《红楼梦》，但是包括清朝在内，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禁过《红楼梦》，“即使是文革时期”。 “当时批别人对《红楼梦》的评点，但是《红楼梦》本身从来没有被批判过”，出版《红楼梦》最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杜维沫向记者介绍。 而关于《红楼梦》的是是非非最终都促进了《红楼梦》销量的增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林告诉记者，该社《红楼梦》最早于1953年出版，至今已印刷680万套，再版了122次。孙玉明则预测，《红楼梦》的发行至少超过一千万册，未来还会继续流行下去。 但被红学改变了命运的“大人物”及“小人物”们却已经“倦说红楼”。韦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记述，“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梦》。显然这是有意回避。”不过，1990年，重病缠身的俞平伯“还是放不下那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些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 (记者罗雪挥采访整理、记者文晔对此文亦有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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