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的远望

　　近距离的远望

　　-本刊记者/李梓

　　从一本美国杂志70多年的记载中，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始终在美国的关注之下，“互动”从没有间断过

　　透过观察那双正在观察着我们的眼睛，来反观我们自己的历史——记者、传记作家李辉最近10年一直在做着这样有趣的研究。这双窥视中国的眼睛是美国的《时代》周刊。从1923年创刊以来，这本杂志一直在记录着对世界影响深远的事件和人物，它所形成的标准为世人所承认，并经过一次次的再度发散，产生了超越杂志本身力量的影响。

　　“正史充满了太多的宏大叙事而显得太线条化，而《时代》周刊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线索，为我们还原了许多被人遗忘的细节。”李辉说。

　　李辉对《时代》周刊的特别关注是从1996年开始的。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向李辉推荐了一本书《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在这本书的翻译工作过程中，李辉开始系统地研究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的选材报道。即使已经在传媒业工作多年，李辉仍然惊讶于这本书的记载。《走进中国》记录了从1905年到1949年在华工作的184位美国记者的见闻，他们来自美联社、《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100多家美国媒体，用索尔斯伯格的话说：“有十多位最优秀的美国记者在夜以继日地报道中国的战况。”李辉发现，他们透过报道对中国社会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的文字不仅影响西方对华政策，甚至也影响中国时局，这无疑是另一种对中国历史的观察和书写。

　　恰在此时，有人送给李辉一本《时代》周刊封面画册，荟萃了这本杂志创刊70年来的封面，“我一看，里面有50期左右的封面都是关于中国的”。于是，李辉决定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报道上。他开始着手收集大量图书资料，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印了1923年、1927年和1933年《时代》周刊关于中国的全部报道，由此开始了研究工作。

　　创办了《时代》传媒帝国的亨利·卢斯，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通，他出生于中国山东，那时候他年轻的父母刚刚从美国来到中国传教。回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之后，他成功创办了《时代》、《生活》、《人物》等一系列杂志，成为上世纪美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关于东方的话题上，亨利·卢斯和他的父亲都具有发言权。他一手策划了宋美龄访美，让她轰动全世界，为中国抗日战争谋求到更多支持。这样一位人物和他所领导的杂志，比起其他美国媒体，对中国话题不仅更有兴趣，而且更加权威。事实上，《时代》周刊的许多主笔和记者也确实都是中国通。

　　“自20世纪初，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和俄国、日本等中国的邻国相比，美国对中国采取新的外交策略，放弃领土诉求，而是希望中国对他开放市场，认同它的价值，听从它的外交政策。对美国而言，中国是它在亚洲的重要盟友，1933年以后尤其如此。”李辉说。随着“二战”的来临，全球对东方局势格外关注，使得美国媒体加强了对中国局势的笔墨。从那时起，中国人开始屡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

　　许多研究《时代》周刊的传媒学者都对它经得起时间考量的眼光不吝溢美之辞。《谁在〈时代〉封面上？》的作者DonaldJ Lehnus认为：“《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它们记录了当时美国内外事务，代表了美国社会生活，描摹了文明发展的历史方向。如果人类从过去可以推知未来，那么《时代》周刊的读者们确信它的封面不仅仅会继续关注所有重大的事件，关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进行的探索，还将继续展现这个世界上伟大的男性和女性，名扬天下的或臭名昭著的。这么多年以来的封面都是如此，未来必将延续这一风格，直至《时代》不复存在。”

　　“当我排列《时代》封面上那些中国人的姓名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背景广阔的20世纪中国历史画卷。”李辉说。

　　第一个走上《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吴佩孚。1924年，在创刊一年多之后，《时代》选择了这位当年的风云人物作为封面。在以后80余年的时间里，陆续成为封面人物的中国政要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溥仪、宋美龄、宋子文、陈立夫、陈诚、吴国桢、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陈毅、李富春、林彪、江青、邓小平、胡锦涛等。在他们中间，出现次数最多的几位依次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其余均为一次。还有几位封面人物虽是外国人，但与中国事件有关，故也可归于此列，如卢斯本人、抗战期间的美国将军史迪威、20世纪70年代首次访问中国的尼克松等。

　　在对《时代》周刊中国主题的封面逐期研究后，李辉得出这样的结论：《时代》对于重大事件的选材和报道，及时而眼光独到，经得住“时代”的考量。但在1920—1930年代之间，也有几处遗漏。“1924年9月8日，在报道可能统一中国的人物时，最终用了吴佩孚，而没有选择南方的孙逸仙，而张作霖和张学良也没有出现在《时代》的封面上，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这都是对中国时局影响深远的大事件。”李辉说。

　　人的行为皆有其立场，李辉认为，对吴佩孚的选取可以看出《时代》乃至整个美国的品位，曾经考中秀才、看上去儒雅坚毅的吴佩孚，比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上司曹锟更符合美国的口味。而孙中山当时已经确立了亲俄的方针，因此，《时代》自然地对吴佩孚寄以厚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佩孚在上《时代》封面后一个多月就被冯玉祥逼落马下。此后，《时代》多年力挺的蒋介石最终也遭致失败。

　　而在1949年以后，随着美国记者对中国政治影响的消失，中国出现在美国报刊上的篇幅大幅度缩减，但《时代》周刊仍然敏锐地追踪着中国的每一重大政治事件。在毛泽东逝世和邓小平接班时，对中国的关注和未来时局的预言与讨论多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邓小平更是两度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2005年6月，它以“中国的新革命”为题，用20多版对中国进行全方位解读，在这一期的封面上，又一次使用了毛泽东的肖像。尽管在1949年以前，《时代》从未对读者认真介绍过这位并不符合他们审美趣味和利益需求的中国要人，但今天屈指数来，毛泽东仍然是走上《时代》周刊封面最多的中国人。

　　今天，《时代》周刊不仅记录中国，也在中国“制造”着新闻。它的亚洲版经常以娱乐人物作为封面，而且同样冠以“风云人物”的头衔，令人眩目，对春树和李宇春的两次概念性“轰炸”，更在中国掀起不小动静。对此，李辉曾经数度撰文解析批评，他认为，对《时代》周刊真正价值的解读，还得距焦其主刊。

　　近两年，李辉把他的研究成果逐月整理出来，刊发在上海的纯文学杂志《收获》上。以《时代》周刊封面为线索，梳理世纪风云间中国时局的变迁，还原事件背景，剖析代表美国视野的《时代》周刊对此事件关注的缘由。这种对历史某一片断的再度挖掘，既让他觉得乐此不疲，同时也是一种繁重的劳动。“每写一期，我要翻译两万多字的英文报道，然后再查阅大量相关历史资料和其他的传记报道，这样一个人逐月坚持下来，工作量相当大。”李辉这样告诉《新世纪》周刊。按照一贯个人写作的原则，他坚持所有事情都亲手去做，研究和写作的进度并不快，但很丰满。“按照这样的进度，这工作也许会延续30年。”李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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