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法治铭刻在公民内心

　　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习近平同志指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将全民守法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一并作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突出强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体现了我们党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决心。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小到文明行走，大到依法治国，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源于公民出自真诚的信仰。

　　《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各界人士普遍表示，全民守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顶层设计与社会创新并重，立法执法司法改革与法治观念培育同步，努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氛围，有效推动现代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观念缺失三大表征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城市乡村采访调查，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法治意识觉醒。同时也看到，在向现代经济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交织、碰撞，法治观念缺失的窘境亟待破解。

　　其一，进步与缺失共存，维权与违法交织。

　　在上海普陀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办公室(隶属司法局)，负责人李建军向记者介绍：“现在人们总体素质提高了，调解时有人打砸过办公室但从未出现过伤人的情况。”话音未落，旁边调解室传来“打人了”的惊叫声。记者跑过去一看，一位医院代表正捂着眼睛躺在地上大喊，一旁打人者及其家属还在大骂。李建军尴尬道：“这不是维权而是违法！”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公众维权意识、法治意识大幅提升。但大量社会问题的存在，也折射出当前全民法治素养较低、社会法治环境较差的现状。

　　一方面抱怨别人不守法，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限制自己自由。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常常感受到群众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复杂情绪。

　　其二，人治思维延续，权力崇拜未除。法大还是权大？本来不成为问题，但在一些地方却是干扰法治实施的大问题。多位采访对象表示：当前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把“官”与“管”划上了等号，出现了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甚至“我就是法”的问题。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概括为三个“未根本转变”：其一，公权力不受约束的现状未根本转变；其二，行政方式、行使权力的人治方式未根本转变；其三，权力行使透明度低、不公开状况未根本转变。

　　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陈钟说，法治比较大的问题是官员理念，“一些官员‘公仆’意识不到位，总感到我是管理者，我是领导干部，做事情可以不按规定不依法。”

　　其三，社会心态失衡，法治意识需强化。

　　前一段时间演员黄海波因嫖娼被抓后，某知名门户网站进行了专项调查：近50万参与投票的网民中超过84%的人选择“不奇怪，娱乐圈嘛”；超过81%的人选择“明星也是人，正常”；72%的人选择“太难，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甚至一些网民称，自费嫖娼的黄海波比花公款包养情人的官员高尚。

　　此类漠视法律的荒唐逻辑，却在网络上一片喧哗。社会学家顾骏说：“比烂者”往往盯住别人不当行为而忽视自我“小恶”，甚至以别人不当行为来为自己开脱，以所谓的体制“大恶”，来为自己的“小恶”遮羞。例如，“贪官那么腐败，我闯个红灯算什么？”“那些贪官在大搞政绩造假，我卖点地沟油算什么？”如此怪论公然挑战法律权威，漠视社会规则。

　　德治与法治脱节，普法的形式主义，缺乏公平正义导致的社会情绪失衡等，均助推了“比烂”心态。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分析说，传统中国没有法治，但强调规则意识，以礼仪道德进行基层治理，现在传统的规则意识遭到极大破坏，而现代法治精神又没建立，社会容易处于失衡状况。

　　强化制度设计筑牢法治社会之基

　　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也是立法、执法、司法三者的终端。许多专家学者、干部群众表示，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建立有效的纠错机制，才能筑牢法治社会之基。

　　首先，以“让群众从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为价值指引，由全民守法促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形成良性互动。

　　公正宣判、以案说法是最好的普法教育。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甘元春建议，一是把不涉及保密与隐私的庭审全部进行网络直播或全程视频录播，有效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减少冤假错案；二是坚持真正的当庭审判，而不是开庭念判决书，挤压当事人庭外“勾兑可能”；三是引入陪审团制度，为公正审判增加保险；四是降低行政诉讼门槛，敢于依法处置行政违规行为。

　　顾骏认为，对一些典型案例，要加强舆论引导，重塑民众法治信心。譬如名人高晓松因酒驾被拘半年一案，对宣传酒驾入刑起到的作用堪称巨大。

　　其次，创新思路，填补制度设计的缺失，树立法治权威。

　　例如，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在信访制度方面，应弱化信访功能，回归创设时候的本意和初衷，体现党和政府听取民意、吸纳民意的作用，剥离解决纠纷职能；减少领导批示直接干预矛盾纠纷解决，尤其是避免批示干扰法律判决；完善现行考核机制，避免因维稳一票否决等问题引发违规、违法行为等。

　　推进现代治理拓宽法治社会之路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社会治理法治化。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正反经验教训表明：没有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就谈不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如何破解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难题，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

　　其一，在法治的前提下实现政府向市场、社会分权。

　　在过去资源配置、执行力量高度行政化的格局下，只要发文件就能解决问题，“红头文件满天飞”理所当然。依法治国的推进意味着政府要向社会、市场放权，由一个主体变成三个主体，由单一的上下级关系变为契约关系。

　　作为承接和拓展原有政府职能的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改革推进的一个短板。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组织大发展时期，有关部门应积极扶持和培育律师协会、民间帮教中心、慈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鼓励其开展法律援助、社区帮教等活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志愿者行动等形式担负起社会建设职能。

　　其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法推进基层自治，将现代法治与历史传统相结合，夯实基层平安基础。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多地行政村进行采访，深感村民自治质量直接关系着村庄和谐与否。在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星火村，民主理财制度施行8年，由村民选举出来的理财小组成员如果不盖章，村干部任何一张发票都没法报销。村民理财小组组长俞桂明说，村级财务是群众普遍关心和敏感的问题，特别是招待费用、扶贫帮困等情况，“我们对每笔业务费用、低保户补贴都要第一时间在村财务公开栏上墙公布。”如今民主理财制度已在整个金山区进行推广，全区近年来由村级财务管理引发的信访为零，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和谐。

　　其三，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包括全国信用体系建设在内的个人信息管理工作，提高违法成本。一位资深专家说：“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社会治理上表现为法治化；在治理方式上表现为信息化。”

　　培育法治信仰铸造法治社会之魂

　　培育全民法治信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进一步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处理好抓基础与抓示范的关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伟利说，从目前社会环境看，各个领域都存在崇拜金钱漠视法治现象，法治信仰缺失对后代影响很大。培育法治信仰，要从娃娃抓起，改变在小学教大道理、到大学教遵守规则的教育错位现状。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遵法守法的重点人群。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加大法治进校园、进教材力度，提高普法教育的有效性。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学校理应成为法治教育的主战场，宜借鉴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经验，以立法形式强化学校法治教育的主体责任和考核办法，按照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特点，制订更为全面的法治教育规划，真正抓好法治教育的基础。

　　中国人传统的“清官意识”浓重，推进法治离不开官员的示范作用。马怀德等认为，全民守法首先是领导守法、官员守法。全民守法的形成，最终要靠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从而带动全社会守法、遵法、用法。

　　处理好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社会发展既靠法律“硬约束”，还要靠风俗、道德、规范意识等“软力量”。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等表示，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某种意义上，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治建设要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把他律与自律结合起来，共同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处理好普及与创新的关系。在“普法”过程中，既要重视普及，更要重视创新提高。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故事大王”唐秀芳，非常善于总结农村中的真人真事，先后创作了一系列有关农村题材的法治故事。村民们都说，听唐秀芳讲故事，好比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记得牢、用得上。在湖南常德，从2012年开始的群众文艺演出“百团大赛”，成为法治教育的舞台，主办方通过比赛规则的设定，例如参赛节目若有法治文化、善德文化等方面内容就给予加分奖励，调动了文化团队创作法治文艺节目的热情，产生积极宣传效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郭奔胜 张羽 肖春飞 黄豁 周立民 崔峰 张非非 谭剑 杨金志 李伟 许剑铭 周立权 詹奕嘉 程子龙 康淼 李萌 何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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