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实上报中央长葛实情
二、如实上报中央长葛实情
阅读习仲勋代表中央工作组写的长葛调研报告，发现：他将群众反映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呈报中央时，有理有据，言之有物。他把群众的反感、不满都写了进去，并认为这是群众敢于向人民政府讲真话、说实话的表现，说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只有把真实情况报告中央，才能为中央制定新的农村政策，纠正“左”的错误提供决策依据。
譬如，习仲勋给中央和邓小平写的报告中所附的《一个社员对划分大队的谈话记录》，原汁原味就非常浓郁。
合并到宗寨大队的王庄村村民桑树和说——
宗寨大队几个村距离很远，俺村离宗寨三里地，开会不方便，去的人不齐。这个村去了，那个村没去，妇女抱着孩子一等就是半夜。再一开会，鸡就叫了。开罢会回家天已明了。有的下地，有的赶集走了。开会开得人怕怕的，一说开会谁也不愿去。
1958年，将俺村“割耳朵”并到宗寨村。走的时候，一人一个碗，一身衣裳，一床被子，什么都没带。树砍完了，房子扒光了，木料都拉到宗寨了。面柜、缸、磨都分给宗寨的户家了。俺村桑铁旦一家6口人，闺女16岁，男孩二十多，扒得没有一间房，还在住人家两间房子。睡觉做饭的地方都很挤，连拉尿的地方都没有，人家却天天要他还房子。李古元家5口人，住人家一间磨道，他两口，一个闺女8岁，一个男孩二十多岁，还有丈母娘。住在一块儿很不像话。像他们这样的住户俺村有很多。一提这事，他们就哭哭啼啼。
“一平二调”、“共产风”，搞得到处是“玻璃村”，“水晶户”，穷得什么也没有了。其他行业，也面临严重打击。习仲勋不怕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给党“抹黑”的帽子，直言上书中央，反映了长葛真实境况。
再如，他在1961年8月7日写的《长葛县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的调查》里说：教师力量跟不上，有许多教师不称职。有的年龄太小，晚上还尿床。
又如，《长葛县恢复手工业的调查》里写道：把过去的手工业合作社和小组全部并成国营工厂，多年形成的手工业体系整个搞垮了。有的三个劳动力只有一把锄，谷马大队第6生产队28户只有一只桶，还有两户合用一把勺的……
长葛调查涉猎广泛，不只是农业，凡是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都调研。如《长葛县国营商店工作的调查》就有：工业品换购的面太宽，形成以货易货，不仅影响到货币信用和回笼，而且限制了群众购买工业品的自由。群众形象地说：“什么都拿鸡蛋换，哪有那么多鸡蛋！”光购不留，让群众大吃苦头：种油料的农民没油吃，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如果先留后购，农民有了油吃，就愿意种油料作物了。
在将近5个月调研并解决问题的同时，习仲勋代表工作组向党中央与河南省委连续写出了11份调查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保护农村劳动力、实行多劳多得分配制度、调整社队规模、改进干部作风、顺应市场规律、包产到户经营、走群众路线教育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些都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央办公厅接到报告后，迅速批转到各中央局和省(区、市)党委参考。
是时，如实上报长葛的境况，有多难、有多危险呢？
温故一下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写了个“万言书”的下场，也就晓得了。
长葛调查让长葛、河南走出了噩梦连连的困局，也为全国走出那个非常时期开辟了一条可行之路。
1961年6月15日，中央重新修改颁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月末，河南省委决定全省解散公共食堂，将粮食发给群众让农民回家做饭；7月22日，中央正式调整了河南省委领导班子。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那时，河南乃至全国都一如大病初愈之人，恢复元气还有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而从习仲勋在1961年4月27日写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一封长达6页的信中，可窥习仲勋悲悯、关爱百姓生活之心细如丝：
“……再有一个问题，是群众房前屋后的十边地，鸡兔容易啄食，最好把政策订好，用粮食收购，让群众多种烟麻等经济作物，经管的好，产量大，将是一大增产，群众多有此打算，我们提倡一下，好处很大。最后，公共食堂分散后，群众最大的困难是缺炊具。有些户缺锅烧饭，有些户锅小人多，一顿饭造两次，轮流吃饭，费时误工，很不方便。铁锅一时供应不上，可否由省上计划一下，专门督促凡能生产砂锅的地方，多生产砂锅解决这一急需。这种锅既省铁又便宜，容易制造，分别生产四五人、七八人、十二三人烧饭的锅，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据了解，河南很多地方能烧砂锅，现在多停业或生产的很少，请指定有关部门大抓一下。”
第五章 /长葛探索
一、探索“户包总产”
长葛调研期间，习仲勋还指导了“户包总产”的探索与实践。
包工到户、定田到户、包产单位越小越好等“包产到户”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跃进的夹缝中生存着，它是中国农民自发寻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影响下，包产到户成为被批判、被打击的对象。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习仲勋指示“户包总产”、“不要向外宣传扩散”。这段鲜活的历史，时至今日还鲜为人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习仲勋心情沉重地发现：农村出现大饥荒，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村政策和工作方法不对路，最根本的是按劳分配出了大问题。社员一个工分折合8厘钱，一天做10个工分才8分钱。一个强壮男劳力干一天活，还不如一只母鸡下一个蛋值的钱多。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往城里跑，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习仲勋提出，要成立一个“经营管理调研小组”，由时任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任组长，时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宋德明与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孔宪瑞为副组长。同时，抽调董欣亭、苏林堂、朱保安、苏明瑞、周洪信等8人组成调研小组，进行联产承包试验。
习仲勋在县委前的大桐树下，对这些参与试验的干部说：你们不要怕这怕那，我们知道，搞公社经营也好，搞小队经营也罢，都不可能照着现有的那一套办法去描去画了。老百姓生活现在那么困苦，解放10多年了，农村还是破破烂烂。眼下缺粮又缺菜，照老办法去描，能解决问题吗？只要对生产有利，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老百姓多打粮食了，对国家对集体都有好处，何怕之有？搞对了，是大家的；搞错了，我们和县委负责。
在习仲勋的安排下，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定点在桥北、胥庄村搞试点。记工评分，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分配形式。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对5种记工评分办法进行试验，看群众对它的反应与生命力。
结果，5种办法，都以失败而告终。
譬如，试用“劳动定额管理办法”，即把所有工种活，以一个中等劳动技能、诚实劳动态度、适度的劳动工具，按规定的劳动时间、一般农活质量标准，制定出不同工种项目的劳动定额，各个劳动者干什么活，记什么工种的工分，就像查字典一样对号入座记分。试验发现，这个方法听起来一劳永逸，简便易行，可做起来，就出现了干活不讲质量，地头路边做得好，中间草上飞，“张冠李戴”，定额高的争着干，尤其是雨天、难活、脏活没人干。加上劳动计时无凭证，难以准确地判断出各个劳动者所报定额的对和错、高或低。
这个法不行，再试用“基本劳动日制度”，解决劳动均衡的问题。试用后发现，这样做了，虽然省去了记工评分时等诸多问题，生产队干部只负责查验农活质量就可以了，劳动者会经常主动找活、要活干。但还是出现了天气好、气候好、温度适宜时出工的多，反之，出工的少。
如此不厌其烦地在过程上下工夫，不在终极产品上做文章，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5种试验相继失败。
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队为基础”基本国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再往下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而当时的管理者，大多数都是“连社员名字都写不全的人”，管理着成百上千的劳动者。如此这般，只得沿用打钟集合、站队等活、一窝蜂，背工窝工现象非常普遍。
这样，建立作业组、划分耕作区一时成为群众的呼声。习仲勋顺应民意，鼓励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大胆探索。
建立作业区、划分耕作区后，农、工、商、牧、副、杂各业，由谁经营、谁管护耕作，清清楚楚摆在那里，谁勤快、谁懒散，谁下工夫，付出的多，明明白白地体现在各种作物上。这样的话，实行联产承包，就成了广大社员的一致要求。
各家各户如何联？干部们提出了多种办法。最后，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联产承包到户包总产。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缴够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这样，干得好了吃蒸馍，干不好了吃窝窝，谁也怨不得谁。劳动积极性不用干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了。
习仲勋敲定：可以试验。
来自群众的办法一经公布实施，想不到的优越性立马就体现出来了。社员们积极攒肥，主动学习农业技术，没日没夜地干活。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和中央写的第二份《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尽管习仲勋离开了长葛，但是，他指导下的联产承包“户包总产”经过一年实践，有了结果：试验的两个村当年公余粮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体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够了。116户社员，户户增产增收，家家有余粮。
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种联产承包“户包总产”形式，到20世纪70年代经安徽小岗村农民再创造，发展完备而为“单干风”吹遍全国，成了国家的基本国策。
二、上书“活跃市场”
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还敏锐发现：计划经济将老百姓管得民不聊生，顺应市场能够解决当时的困局。
譬如，和尚桥镇管理部门制定了关于市场管理的12条办法：在此交易者，不论买卖，烟叶不超过3斤，袜子不超过2双，鸡蛋不超过15个，肥皂不超过2条，粮食不超过5斤，五金、电料不准外出本地等。
为落实管理办法，管理人员设岗搜查。凡多带东西的，都被认为有倒贩嫌疑。违者不仅没收商品，还给予1～10倍的罚款。一些职工回家探亲，带一些自用粮食、衣服，也按此处理。
习仲勋提出，政府应把伸出的手缩回来，按市场规律办事。但是，他的倡导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当时市场上猪肉价格，每斤4元，比国营牌价高出433.3%；而鸡蛋，则高出300%。这样下去，还怎么了得？
中央工作组认为，市场价格过高，主要是因为求过于供，有些是同市场物价管理得过死有直接关系。如市场开放初期，上市的熟猪肉每斤三四元，约二两重的火烧每个1元。禁止熟食上市后，有的不来了。来了的，卖得更贵了，照样有人买卖，只是转入黑市交易了。“在商品少的情况下，市场价格高于国家牌价是难免的。市场商品的价格是随着商品的多少而起落的，只要产品上市量大了，价格就会自然降落。”譬如，“一斤重的家兔市场开放初期4元左右，现在每只0.7元。韭菜由每斤0.2元下降到0.1元，甜瓜由0.6元降到0.2元，不少商品已接近或低于国家牌价水平。”
1961年8月7日，习仲勋代表中央工作小组给中央和邓小平写的《长葛县和尚桥镇市场情况的调查》中，明确提出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只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处理做买卖的问题。要学会用经济方法来组织和领导市场。”“对市场价格的管理，不能采取简单的限价办法，也不能放任自流。主要靠经济活动的方法，如积极组织货源，增加商品上市量；国营商店、供销社参加集市贸易等。在行政管理上最好是利用税收杠杆来调节，对于应当限制的，课以重税。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不影响活跃市场。”
顺应市场，也来自习仲勋的悲悯苍生。
当时，生产力低下，解放劳动者体力的，主要还是牲口。“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下，村里和农民养的牲畜被调走了、“共产”了。社员、生产队都有这样的想法：“喂大不如喂小，喂小不如喂瘦，喂瘦不如喂死。大了被调走，瘦了无人调，死了能吃肉。”同时，因为劳役过重，耕畜白天晚上都在被使唤。加之草料减少，造成大量死亡。
习仲勋看到，畜力减少苦了群众。过去耕田、拉车、抽水、送粪、拉磨，都用畜力。现在，非用人力不可。人没有力气，耕地不深，耙地成为空谈，影响精耕细作。大牲口减少影响到积肥，影响到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基层干部和群众对耕畜减少非常焦虑，迫切要求改变这一现状，但又无可奈何。
习仲勋和调查组向中央和邓小平写的《关于耕畜归生产队所有问题的调查》中，再次提出放开交易：“靠国家调拨，不可能解决好，只有通过贸易方法才有利。今后应允许私人饲养牲畜，开放贸易，单纯禁止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