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对年轻人有难以抵挡的吸引力 羊城晚报记者 陈文笔摄

　　公交上人贴人、地铁里人挤人、路上的小车像火柴盒一样密密麻麻……

　　生活在“北上广深”和经济强市，你无时无刻都会感受到人满为患的压力：看病挂号像打仗，漫长的队伍让你心急；孩子上个幼儿园，都要搬个小板凳，排通宵长队……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各地召开的“两会”上，引发共鸣。

　　羊城晚报记者 尹安学 

　　一个人的故事

　　23岁的邓潇潇，从湖南小镇闯深圳，“趁年轻，就该到大城市生活！”

　　老家小日子很安逸，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奔向大城市。

　　5年前，邓潇潇从湖南邵阳一所大专毕业，经家人联系，她进了老家邵东县城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语文老师。学校离她家很近。

　　在县城，邓潇潇的家是独栋院子，3层楼房，只有爸妈、她及哥哥住，宽敞无比。从楼顶望去，看到农田、山庄，空气清新。

　　教了一年书，邓潇潇突然辞职，众人惊愕，她只反复一句话：邵东这地方太小，从小待到大，没意思。

　　怀揣梦想，23岁的邓潇潇来到深圳，高楼大厦和高节奏的生活，让她很享受，觉得一下子充实很多，带来的1万多积蓄很快花光。她来到广州，借住在大学同学位于广州石牌西路的出租屋里，“在老家住惯了干净舒服的大房子，蜗居在这种出租屋，开始很不适应，后悔自己没听家人话。”

　　可每次走出出租屋，花一元就能买到厚厚一叠报纸，上面什么内容都有；出门就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四通八达的BRT、地铁；虽然自己所在的公司不大，可她看到楼上楼下充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感到很满足，尽管她每月结余只有两三千元……

　　4年打拼，邓潇潇经历了撕心裂肺的情感波折、房东的刻薄讨账、公司的突然减员……

　　不过，她从没想过要回老家过安逸的生活。她觉得，自己老家虽然在县城，但跟广州相比，连杂乱的石牌街都不如，“现在还年轻，就该来大城市生活！”

　　一个城市的容量

　　接纳一个外来工公共成本13万。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很大一部分进入了大城市

　　“邓潇潇”们何其多！无时无刻，无数“邓潇潇”们不顾一切地涌进大都市，尽管这里有望而生畏的房价。

　　2012年4月，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透露，按照广州城市战略规划，到2020年前广州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1500万以内，但全市实际人口已经超过1600万。广州已经突破控制目标，逼近城市发展空间上限。

　　从广州的实际来看，公共管理是摆在每一位公职人员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广州仅流动人口超千万，人口构成复杂、阶层多样，价值、理念、追求、个人素质千差万别。由于人口多，广州一天要处理1.4万吨垃圾、主城区要处理9700多吨垃圾，一天要处理污水465万吨，一天要宰1.5万头猪才能满足猪肉供应，一天要供应1500万斤蔬菜才能满足市场需要。

　　以人满为患形容特大城市，毫不为过。

　　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069.3万人，上海市常住人口达到2380万人。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的人口更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30万人迅速蹿升到2012年末的1054.74万人。

　　统计显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相当于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进入了大城市。

　　国家住建部2006年曾做一项调研显示，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需要增加的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小城市为2万元，中等城市为3万元，大城市为6万元，特大城市为10万元。

　　去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指出，农业人口进城市民化，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个人成本约为人均每年1.8万元。仅教育支出一项，假如农村学生1.25亿人中，有10%随父母进城，就让城市学校难以容纳。

　　一线城市的吸引力

　　千万不要嘲笑“邓潇潇”们，很多年轻人奔赴大城市，住的差，可他们并不后悔，因为大城市机会多、收入高、生活便利，很多资源是小城市无法满足的。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说，广东大量优质公共资源聚集在广州，如医疗、教育，政府投巨资支持广州发展公共交通，广州越变越美丽，周边没什么变化或者变化不大，“假如我是一位年轻人，我几乎没有选择，有机会肯定往广深跑。”

　　“大城市机会多！”广东省人大代表陈广富说，他认识很多农村青年，他们一有机会就愿意去大城市，“在大城市跳槽容易，在小县城一点风吹草动就能传遍四周，年轻人不喜欢。”邓潇潇说，在大城市更讲道理，更公平一些。在大城市生活自由，是年轻人最看重的。

　　如何调控 代表支招

　　多建卫星城镇搞好周边配套

　　城市增容费、清理“三无人员”等行政色彩浓厚的调控措施屡遭诟病，“控制人口”目标本身备受争议。

　　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让大城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郑梓桢说，放眼世界，世界各大城市，如伦敦、纽约、东京，都出现过外来工大量涌入的情况，“不是他们不想调节，而是无能为力，因为即使这些资本主义国家，财力向大城市聚集、公共资源大量集中大城市，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他认为，用行政手段调控人口流动，效果是不明显的。

　　全国人大代表戴振秋认为，解决城市人口问题，关键是要消除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促进公共资源在空间上的均衡分配，“只有大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也同步发展起来了，才能真正减轻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实现人口有序流动。”

　　列席广东省政协会议的省政府参事黄伟宗说，在大城市内部，应该鼓励卫星城镇的建设，分散人口过度集中给城市带来的压力。

　　将政府投资与人口调控挂钩

　　来自广州的一位省人大代表说，广州不应该在天河城旁再建一个正佳广场，这给城市公共配套带来很大压力，应该鼓励广州多点布局副中心城镇，这样人口承载力会大大提高，“一味扩大建设规模，一味注重市中心的建设，这很不科学的。”

　　对如何控制北京人口规模，北京市长王安顺提出，对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进行人口评估和交通评价、水资源评价，研究建立与人口调控挂钩的政府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机制。

　　【权威访谈】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政策教研室主任竹立家——

　　用市场力量调控而不是行政力量

　　羊城晚报：现在提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何迫切性？

　　竹立家：任何城市都有人口承载率问题，“北上广深”人口高度密集，导致环境恶化，本来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变得短缺，国家必然要严控大城市人口，鼓励卫星城镇建设。

　　羊城晚报：大城市交通拥堵，一天时间中1/12甚至1/6消耗在路上，但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还往大城市挤？

　　竹立家：大城市机会多，赚钱容易，更重要的是，大城市信息、知识传播迅速、便捷，在大城市生活自由多了，这是小城市无法比拟的。年轻人除了赚钱，更渴望交流，他们希望有好的环境，在大城市生活有很大的满足感，虽然他们普遍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

　　羊城晚报：很多年前，“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就提出要控制人口规模，为什么越控人越多？

　　竹立家：人口向大城市聚集，这是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的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市掌握了太多公共资源，必然吸引大量人口向这里聚集。

　　羊城晚报：如何缓解“北上广深”的人口压力？

　　竹立家：必须健全特大城市周边的公共服务配套，多开辟卫星城镇，我希望看到是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力量来主导这种分流。

(原标题：特大城市如何控规模？代表专家纷纷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