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改革难点何在
基层改革难点何在
《瞭望》：当前改革难点集中在基层，主要体现在什么问题上？如何从基层看待改革突破的关键点？
王立彤：我感到的困扰有两个：第一，不知道改革的边界在哪里。基层呼吁放权，上头也说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是我们担心这种试和闯就在违法违规。因此，一遇到法律政策瓶颈，就不敢突破。
第二，政府的责任到底有多大？改革的方向是“大市场小政府”，是“有限责任”的政府。但在实际中，一个“无限责任”的政府和“有限权力”的政府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时常困扰基层干部。我认为，基层政府要警惕成为一个“无限责任承担者”的政府。
现在，市场主体呼吁最强烈的是要素资源改革。现有体制下，要素资源改革步履维艰。如现阶段对资本和资金还未进行市场化管理，给民营企业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金融改革没有市场化机制，导致温州民间出现了金融信贷中的联保责任机制。这是很危险的“多米诺骨牌”，一旦一个风险点失控，就可能出现一批崩盘。当然，这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全国不少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不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还有社会发展秩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社会管理方面，当前存在很多矛盾，如管理手段缺失，管理权责授权不够到位，有时候让基层难以应付，因此社会管理改革也是众所期盼。
田志明：我认为，改革主要是要理顺关系、调整结构、改变功能、整合资源，特别是要综合性地推进改革，而不能说是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领域或哪一个方面进行改革。
最近，一位企业家就跟我提起一件事，他说以前自己没有搞过生产类的企业，主要是服务性企业等方面积攒了一定的资本。现在想搞生产性的企业，就遇到了一个两难选择。
这不是哪一个部门有意刁难的问题。他在注册公司的时候，遇到的情况是注册生产性项目的企业，必须得有有关部门的立项和批复的文件，他就去这些部门申请。但批项目的部门就说，必须有注册的公司，才能给你批项目。这就进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了。
我们在考虑改革的时候，或出台文件的时候，尤其需要考虑到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在基层实践中，我们就从串联式的审批改成并联式的审批，也就是所有的项目一次性都到一个地方审批，这样效率就提高了。
我觉得，现在上上下下各方面，服务的意识都有了，但在执行到部门规章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矛盾和冲突的。把这些矛盾和冲突降到最低化，我们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了。现在要么是相互掣肘，要么是互不相连，或者是各自强调自己那一方面的，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王韶华：市场主体如何能够在国家管理、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相对自由地推进经济发展，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如何能实现？政府应该管，但是怎么管是应该去研究的。我个人感觉有些事情我们是管得太多了。这是两只手的问题，一个是市场调节，一个是政府，两只手都应该发挥作用。
比如高铁经济，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如何发挥高铁经济的红利。正定高铁站到北京一小时里程，北京那么多高科技企业，如何让这些企业的作用辐射出来，或者在我这加工，或者把我这作为研发基地。现在，怎么去激发市场主体的作用？让政府管理的作用和市场调节的作用都能发挥出来，是最值得探索和研究的。
唐献泰：从基层来讲，我觉得现在改革的难点，最大的问题体现在事权和财力的不匹配上。上世纪90年代，中央开始收权，土地、工商、质检等都收回去了。关键在中国这种单一制政府的特点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发展和稳定的基本责任全都压在基层政府头上。最难的就是县委书记这个群体，上到国之大计，下至油盐酱醋，都要管。靠什么来管？手里要有钱，但是钱从哪里来？
当时的环境下，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没有钱，一些大事是干不成的。这几年，国家集中利用强大的财力，办了很多大事。现在又转回来了，该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了，比如城镇化建设。但是大部分钱国家已经收回去了，地方没有钱怎么办？只能搞土地财政。所以，事权和财力不匹配的问题在基层声音最大。
冯守权：发展的瓶颈往往就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农业发展为例，中央连续十年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但实践中仍然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
具体如农村金融，需要尽快破题，如今农业本身缺乏资金，但农村资金大部分流入城市，包括农字号的银行基本都很少为农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办理农村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基本就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前景，需要中央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又如农业科技问题，现在农民有种植经验但是缺乏熟练的农业技术，因此农业需要专业的农技人员，只有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农业科技队伍，现代农业才有希望，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普遍不愿回乡，包括学农的学生也更倾向于留在城市。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以为，要建立一套规范的政策制度。比如，医疗行业，现在农村医疗条件与城市差距很大，不仅是设备，更重要的是缺乏高素质的医疗人员，可以规定城市里的医生必须到农村来服务若干年才能评职称，平衡城乡医疗差距，教师职业、农业人才等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而不是现在的支农、支教。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实际上还算不上改革，而是政策问题。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配套的、有导向性的政策。
张仕雄：改革在基层的呼声最高、最强烈，但困难也最大。
一是改革动力的释放空间受限。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决定了地方的权力主要源于上级授权，除明文授予地方政府的权力外，地方政府不得擅自改革，如项目和土地审批、矿产资源勘探、投资分配等。基层权力过于依赖上级的授予，导致基层改革虽有动力却没权力，过分依赖顶层设计。当基层发现问题时，不是考虑如何破除制度障碍，使生产活力得到及时解放，为上级改革提供“样本”，而是寄希望于顶层设计。
二是改革的风险和成本巨大。改革多是对旧体制或法律的破坏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甚至是对既有制度和上级权威的挑战，改革往往被认为是“自找麻烦”，大部分人不会甘冒风险推行改革。
三是受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对于改革者来说，能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需要有勇气与担当。一方面需要基层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敢于破冰，勇于亮剑，推动改革发展；另一方面，则需要上级出台一系列鼓励改革的政策措施，免除改革者后顾之忧。
李建阳：石屏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总量小、工业基础差、财政收入低。目前，县级在社会资源和公共配套设施上存在很大的缺口和不足，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对在住房、交通、医疗、教育上的需求。想要立竿见影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县级的快速发展来解决，这就需要一个过程。
一方面国家应当加强对县级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尽快完善县级各项公共设施；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的主题，县级应当合理规划，加大发展社会事业的决心和能力。
高昇：我们农牧地区主要集中在草牧场的经营体制、功能区体制建设、二元结构改革、牧区产权制度改革以及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比如，草牧场的经营体制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牧区也按照包产到户的原则，分包草场到牧户，在当时极大地提升了牧民生产的积极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单打一式的分散经营已经制约了牧区经济的发展。目前，很多牧民通过求学、打工等多种途径离开了牧区到城市定居，牧区人口大幅下降，将来谁来放牧？这是个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牧区的发展就没有希望。
王雪峰：改革不是论证出来的，不能只靠顶层设计。每一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错综复杂、敏感脆弱，涉及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体制机制的藩篱束缚，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建构，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基层而言，上级政策存在“打架”现象，部分政府部门职能交叉重叠、职责不明，导致基层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无所适从。
周斌：相比中西部县市，武进虽然情况较好，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参与到世界分工大体系，我们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弱的。在全球产业分工当中的层次还比较低，很多是通过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来取得竞争优势。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仍处在被配套、中下游的状况。
其次，三十多年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害。虽然这些年来也在不断加大环保的投入，但总体而言，我们的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第三是人才的短缺。虽然说每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是基础技术的研究人才、中高级的应用人才，尤其是有全球化眼光的专业人才，比较缺乏。
突破的关键点在哪里
《瞭望》：如何从基层角度看待改革突破口？
王立彤：授权。这个“授权”不仅仅是行政审批的授权，而是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法律授权，使得各个层面的城市有更大的自主依法行政的管理权力。
我深切体会到，因为授权不够，导致基层很多问题难以解决。比如，一些问题牵扯到多个利益主体，涉及到多部法律法规，副区长协调不了就推给常务副区长，常务副区长协调不了就找区长来协调，区长最后找书记。为什么我们会议多？因为协调各种利益矛盾的协调会多，很多时候，我们忙于对各种利害关系进行综合研判提出解决方案。
企业主体常会遇到一些“互相打架”的法律规定。例如，消防是对规划设计有严格要求的，原来的房屋结构是在原来的消防条件下建成的；可按照现在的消防标准，一些重新装修后想进行生产或商业活动的房子就不符合现行消防标准因而不能营业。这样的矛盾在基层很多，影响面很大。改革就是要让新标准运行时不和原来的标准“打架”。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无依据前置条件”清理。清理后发现有几百项缺少法律依据的前置条件，大多是部门要求基层社区出的证明。部门之间相互推责，到基层后责任没法推了，就变成基层去不断协调。这不仅仅是效能的问题，而是我们国家行政管理不统一不精简，授权不到位的问题。
唐献泰：突破口在哪？就是老百姓的需要。第一是上学。我做过一个测算，就以汤阴为例，从小学到高中12年，如果国家全包了，吃饭住宿、书本费一切，家长全部不用管，我算了算，大约一年需要3.2亿元，我们县的GDP是130多个亿。如果说推及到全国，以我这个县为例，我这个县是个中等人口县，全国是2700多个县区，我算了算大约需要8000亿元。按照目前来推行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没有那么大的财力，但是可以分阶段来实施。比如，到2015年，国家可以先实行高中教育全免费。我大约测算了一下，也就是1000多个亿。
第二是看病。看病上国家也想了很多办法。我认为还需要加大力度，特别是在大病救助上要从上到下设立一种大病救助机制，在这点上得有突破。这个我也测算了一下，这种大病救助应该是中央、省、市三级财政，切出一块专门作为大病救助的基金，分三年或分五年实施。因为基层老百姓现在因病致贫的比比皆是，一生病，特别是大病，全家完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赢得民心的重要一步。而且我认为这是改革在民生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这个口突破了以后，连带的社会效应会非常大。
我县的上访量河南省最低，老百姓怨气少，就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关系，加大力度，让老百姓减少支出。我认为这是个决心问题，就把现在三公经费压缩、楼堂馆所费用压缩，把这些压缩出来的经费用来搞这项民生工程就够了，完全有能力把这事办好。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个国家的决心问题。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我看到了新一届政府的决心。
田志明：我认为是简政放权。对企业负责，应当是投资人为主的，而不是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现在，审核部门好像比企业家更懂企业一样，好像比企业家更懂项目一样。这两者完全是颠倒的。谁最对企业负责？企业的老板最负责；谁最对项目和市场敏感？是企业负责人最敏感。我觉得，这就没必要设置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和坎坎。
再一个就是政府部门收费，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给你发了工资，发了经费，为什么还要层层收费呢？我觉得，县一级的收费统统可以取消。企业和老百姓来办点事，你还要收费，就那样一些纸张等，政府还承担不了吗？你本来就应该给大家服务的啊。
为什么有一些腐败案件发生呢？就是因为部门或某个人掌握了这个权力，部门利益私有化了。如果统一取消了，一个公司的注册，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就行。一个项目好不好，你就得有几条硬指标，比如环保，设定了标准后，达不到要求将其卡掉就行了。
现在弄那么多中介公司，来了都一口价，就是给你出一个方案或是什么报告，我要多少钱。拿着这个方案或报告去那个部门就好批了。没有这个中介机构的东西就不好批了。很多中介公司跟权力部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就直接是下属单位，或者是延伸出来的机构。
如何推进和落实基层改革
《瞭望》：当前现实利益格局下，完成改革任务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思路和精神状态？
王雪峰：各级领导、各级组织，都愿意支持踏踏实实干工作的人，谁都想有工作成绩。说都想为民，就是找不到平台而已。我在大会上讲，青冈怎么穷的，就一盘大酱，他拿一棵葱，你拿一棵白菜，都上去戳。一定要从观念和行动上走出来干事，干事才能有信用嘛，才能获得老百姓的认可。
基层推进改革，一要有志气，二是不能贪。如果一个领导班子思想没有先进性，不符合大众利益，就不要当了。现在，青冈这个班子老百姓都信服，就是我们做事公道、不做私。这样思想就统一，组织上就容易形成共识，这是改革推进最关键的。
比如，青冈县人大、政协、工会、政法委所有的领导在基层改革中都有具体工作分工，都要干一摊具体工作，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而且他们都有实权，一定要给他们实权。权力是人的一种欲望，也是干事的一种工具。一定要吃透和运用好权力正面的东西，而不是消极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每一个思路，都请人大政协和老干部去调研，最后由政府制定实施政策，形成最广泛共识。其实，调研本身就是一个影响、启发和形成共识统一意见的过程。比如，青冈县政协主席在教育战线工作过，我就让他抓教育改革，他调研的建议，我们就认真采纳，形成政府决策。对此，他们也很有成就感和积极性。改革，一定要在孕育的时候统一思想，一开始就调动积极性，形成了共识大家就去做，千万不要定完了再去统一思想。
周斌：推动改革，涉及到三条：一是自身要想改，要想有作为，不能说“反正要交给别人，只要在我手上不出事就行了”；二是要允许出错，改革需要宽容的社会环境，对待出现的错误，领导和社会都要有正确的看待，要区分清究竟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还是工作中不主动、不作为带来的错误。要尽量形成一种包容失败、宽容改革的氛围；三是要主动纠误。改革一定是不断在曲折当中前进，不会是一条笔直线。因此，如果能早发现问题，早进行调整，主动进行自我改革，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推向前进，不至于出现重大偏差。
如果武进要进行某项改革，如果是面上的问题，我会先选择一些点来进行试点。要把问题看准，症结在什么地方；其次要做好方案预案的设计，怎么来推进；第三要经常关心，进展到什么程度，老百姓的反映怎么样，实施效果如何，等到了合适的时候再从面上推开。
改革落实难不难？首先要看政策制定得合不合理，我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调研，一定是针对性很强的。此外，比较中国发展，非常复杂，一个药方要对各种病、各个地方的病都要有疗效，必须做到普通话和地方话有机结合。因为中国这么大，发展差异很大，不可能一方药包治百病，但可以有一个总的规律。
这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深入领会中央意图，要精准把握地方实际，要在大背景的情况下有效地制定地方上的具体行动计划，要体现执行力。要自觉主动地把地方的发展放到全国发展的大背景当中去。现在一些地方，一是不想改，是惯性思维；二是不敢改，怕引起矛盾；三是不会改，不知道问题在哪，或者知道问题但不知道办法是什么，不知道如何制定方案。这些都可能导致一项好的政策出台之后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唐献泰：作风应该排到改革的第一位。没有作风就没有后面这一切。这也是十八大后，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狠抓作风建设的初衷，这就是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第一炮。在现有的环境和氛围中，一味因循守旧、按部就班，能革故鼎新打开局面吗？你好我好，能强力推动工作吗？能打破“官场”这种顽固不化的痼疾吗？作风问题已经给我们的党带来了极大危害，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若再对此熟视无睹、轻描淡写，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对于改革操作的策略，除了自上而下，还要先急后缓、稳步推进，先解决与民生关系最大的问题，先稳住民心，再考虑其他；还要先“点”后“面”，中间还要不断地修正，还要有个互动，互相融合。
说到任务排序，我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其前提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科学地认清党政职能的性质和职权范围，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重叠、职责混淆等问题，党委不再对行政进行干预，集中精力管好大事，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应该体现在总揽全局上，从而建立新型的党政关系。
其次是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喊了这么多年，效果很不理想，甚至我认为又倒退了。全国的县长都成了总经理了。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了一只乱摸的手、乱伸的手。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不但扰乱了市场信号，而且抑制了企业活力，但增加了政府不必要的负担，甚至滋生了寻租腐败。
田志明：现在的关键是，我们敢不敢改革自己的利益，敢不敢在这方面开刀。先把利益和手中的权力剥离开来，能做到这一条，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最终还是因为利益，你在那个部门你就有利益，我不在这个部门我就只能喝凉水。你的利益是你自己有的吗？是那个部门赋予你的。把部门利益剥离了，你在那个部门干那么多活，跟我在这个部门干这么多活，没有多得到多少利益，那就不会非争着去那个部门了。
现在，根本是要解决利益问题，是为老百姓谋利益，还是为个人谋利益，或是为小团体谋利益，出发点不一样，路径和结果就不一样。现在一些规定，某一个部门制定后就成了全国性的规定，这一定要打破。改革最终的导向只能是，最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更公平地、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
冯守权：如何在基层改革和发展中才能有所作为？总结法库的发展与实践，我认为主要是打好“四张牌”：
资源是“铜牌”。资源固然重要，但如果看得太重，就不会科学地、可持续地发展，产业最终会走向枯竭。过去，虽然法库地下埋藏着二十几种非金属矿产，却主要靠变卖资源这种“守着金碗要饭吃”的方式发展，只有陶瓷产业有一定的规模。后来，法库既注重优化资源发展产业，更注重“无中生有”发展新兴产业。
作风是“银牌”。作风就是凝聚力、战斗力和生产力。很多工作确定之后，如果没有好的作风作保证，就不会得到有力的执行，更不会取得科学有效的工作成果。近年来，我们凭着顽强的作风和高效的执行力，把许多别人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变成了现实，创造了令人羡慕的“法库速度”，形成了“争第一、创唯一”的“法库精神”。
思路是“金牌”。思路决定出路。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一个地区的发展，资源再丰富，劲头儿再足，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思路，也是一事无成。我们从法库实际出发，从大的发展趋势出发，坚持全域科学谋划发展，大力实施“品牌兴县”战略，做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生态化”五篇文章，强化工业兴城、市场兴城、文化兴城，着力打造“中国瓷谷、北方通航、中国牛县、山水法库”，加快实现“建设沈阳北部新兴产业基地、区域中心市场和现代田园城市”三大目标。正是这个好的思路，保证了法库发展的正确方向。
团结是“王牌”。团结才能步调一致、人心思上、政通人和，一个地区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干群和谐，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创造不了的奇迹。我县几大班子团结、干群团结一致，无论县委换届，还是人大、政府、政协选举，都是满票、高票当选，形成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也正是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关键所在。□(本文执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采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自良张奇志吕晓宇王新明魏董华屈一平尚前名王仁贵李绍飞王健君)
放宽变革时代的视野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捩点。中国的改革含义将更加丰富，更加理性，更加智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迎接第三波历史大转型
新一轮改革，起步于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必将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多位研究者看来，需放宽眼量，观察此次全会所处的历史、国际与现实背景。
《瞭望》：当前，社会各界热望三中全会的召开，此轮改革有什么独特的时代特征？
常修泽：以中国现代史分析，中国经历了由1949年开始的第一波社会制度历史大转型，和第二波1978年经济体制历史大转型。现在，经济体制转型的任务尚未完成，同时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任务又提上日程。
所谓“第三波历史大转型”，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在内的“全方位转型”。未来十到十五年正是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和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交叉期，也可以说是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启动期。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完成的任务，可以在全方位转型的大框架下突破和深化。
以这样的大历史观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长期改革方案，应更带有战略性和历史性。
胡鞍钢：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看，平均每隔十年左右党中央都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的重大决定，这包括每一时期(通常指十年左右)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改革重点领域等。从1984年以来，党中央先后有三次重大决定：
第一次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第一个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启动了城市改革，也称之为“全面改革的蓝图”。
第二次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第二个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创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
第三次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第三个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建设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其最重要的创新，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改革观。
按照中国改革的历史逻辑，可以预计，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第四次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的重大决定。
我们可以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精神，从顶层设计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精心设计未来十年改革蓝图、行动纲领、重大战略部署和重要决定，到2020年能够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这样就能够全面强化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能够全面改革各类体制机制，克服各种弊端，减少国家治理成本。中国的改革含义将更加丰富，更加理性，更加智慧。
刘春：当前的改革不是对起步阶段和扩大阶段的简单重复，而是一次升级，改革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都将有所创新。当前改革面临着这样几个时代特征：
一是，改革自2000年以后进入全面加速的发展新阶段；
二是，改革进入要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新时期，例如，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发展的协调等，很多问题在起步阶段和扩大阶段可以先易后难地解决，但如今这些问题已无法回避，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
三是，改革是推陈出新、除旧布新的大实践，从改革自身来说，也已到了必须解决动力机制的丰富与更新的新阶段。改革需要动力，改革起步和扩大阶段的动力不能简单复制到今天，改革面临着进一步丰富、进一步创新的问题。
韩保江：定位此次三中全会独特的时代方位，应考虑三个维度：
一是，历史维度。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有35年，此次三中全会必将对过去35年的改革经验、方法、得失进行总结，并将以此为新的出发起点。
二是，全球大视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将进入调整时期，这也是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和调整的时期，中国成功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是什么帮助我们经受住了考验，哪些经验、哪些体制中的优势需要我们在新一轮改革中继承和发扬？比如，国有企业主导作用的发挥、政府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金融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这既是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视角，也是需要我们主动研究和进一步探索的。
三是，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又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发展阶段，同样也是社会矛盾高发期，诸多矛盾仍待通过改革来解决。比如，社会活力不足的问题，如何处理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问题，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等矛盾；再如，改革推进不协调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比较靠前，而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制度不能同步跟进，等等。
观察新一届三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新的改革要沿着什么方向，突出什么重点，达到什么目标，都离不开对这三个维度的认识。
中国需要共赢的改革
改革是十几亿人民共同的事业，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就大大超过了一般意义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率，指向更加广泛的社会效益、社会和谐。
《瞭望》：如何理解此次三中全会的意义？
刘春：十八届三中全会具有标杆性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大历史进程中，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进一步打开新局面、进一步使改革发展升级的具有历史性标杆意义的重要活动。
谢春涛：三中全会将把十八大提出的方向和精神，加以具体体现与落实。改革将针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着力破除导致“社会板结”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改革新活力。
龚维斌：这次全会将是一次继往开来、承上启下、值得期待的会议。“承上”，是因为全会将承接35年来的改革开放，解决新问题；“启下”，是因为全会将为今后五年甚至十年中国发展绘制蓝图。
叶笃初：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捩点。对于这次大会，八个字可以概括，即“经典传接、创新不止”。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勇担重任，三中全会将动员全党，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力量。
《瞭望》：从国家建设层面讲，此次改革要实现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胡鞍钢：如果说之前的改革是1.0版本，那么现在需要升级到2.0版本。此轮改革设计首先是“继承”，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其次是“深化”，即在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要深化改革，破解多年改革的难题，清除改革的障碍；再次是“全面”，即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
中国改革三十多年之后，全体人民所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改革，互利共赢的改革，共同分享的改革，共同富裕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才能获得人民的理解，人民的支持，人民的拥护。也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全社会改革收益最大化，改革成本最小化，保持天下大治，保证社会和谐。
新一轮改革将以“共同富裕”为主题，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维护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使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追求三大目标和进行三大改革：
一是追求经济更有效率，继续推进竞争改革。今后，提高经济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仍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建设公平竞争、公正竞争、公开竞争的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体系，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追求经济更加公平，需要实行公平改革。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全体劳动者提供机会均等、充分就业的社会服务，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全体人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促进农民、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
三是追求经济更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绿色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这三大目标、三大改革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支撑，产生三大效益和红利，即经济效益和红利，社会效益和红利，生态效益和红利，中国的改革将更加丰富、更加成功。
我个人认为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标准，将从“三个有利于”逐渐延伸扩展为更加全面的“五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否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是与“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相适应、相匹配、相支撑的改革总体布局，从而使改革开放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局。
常修泽：新阶段历史赋予中国的，是类似奥运“五环”环环相扣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改革，简言之，就是20个字：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
下一步，中国改革可能将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需采取“大均衡”改革方略，即：找准各领域改革的“均衡点”，“在两个鸡蛋上跳舞”。
怎么“跳”法？经济改革，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政治改革，找准“深刻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均衡点；社会改革，找准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文化改革，找准东西方文明包容互鉴的均衡点；资源环境制度改革，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敬畏自然，尊重人权。
刘春：这次改革要实现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改革以系统、全面、宏观的方式注入更强劲的活力，以支持新时期国家建设的新要求、新呼唤和新标准。
从历史进程来看，国家建设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1978年，我们最朴素的改革动因是要让大家吃饱饭，但是今天，国家建设的内容和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逐步提升，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群众对精神层面、文化层面、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的诉求逐步凸显。
这些都对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发展经济，更要实现社会、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同步发展，这也带来对社会管理和政治生活等方面的新标准、新要求。新一轮改革将进入更为系统、更为全面的新阶段，整体上来回应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全方面的诉求。
罗崇敏：从大的方面讲，历史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创造更有活力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具体肩负着三大使命：尽力使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各方面力量，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社会建设要更加公平，社会事业资源要更加丰富。
执政党的新考验
中共中央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称。中央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通常都有重要标识意义，这既源于党章所赋予的地位，同时又因为其所作出决定的内容具有战略性质，更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密切相关。
《瞭望》：中央全会常常被视为是“出战略”的地方，折射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中央全会制度具有哪些特点？
叶笃初：中央全会制度本身就可以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缩影。实践证明，中央全会制度是一项民主、有效、便利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完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老党来说，是高度成熟的体现，具有世代传继、青出于蓝的深远意义。中央全会日益呈现出规范化、公开化、科学化的特点：
一是规范化。从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开始，中央全会基本形成了目前的形态：每届中央委员会召开7次全体会议(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除外，共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十六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全会从此走向了科学化、制度化、完善化。
二是公开化，更加广泛地听取意见。例如，在此次全会之前，结合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中央领导率先示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进行摸底调查、核实数据，倾听基层干部、群众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见，使群众对于新一轮改革的期待更加凸显出来。
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又先后赴基层调研，多方听取意见。而每次三中全会的纲领性文件也都要经历复杂的起草过程：一般当年春天成立起草组，多次调研、座谈，数易其稿，耗时半年完成。会议结束后，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公布消息或发表文件。
三是科学化。通过定期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这个平台，中央讨论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具体决策部署。虽然每次全会内容各有侧重，但在整体上紧密联系、互相衔接，贯通着始终如一的鲜明主题，表现了我们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既承前启后，又继往开来。
可以期待的是，此次全会将对新一轮改革提出战略上的宏大设计，同时，也会在策略上循序渐进；既将找准改革突破口，又将谋划全方位的统筹协调；面对改革中日趋复杂的利益博弈，既离不开中央领导集体智慧，又必须注重上下沟通。
《瞭望》：从执政党而言，此次改革对其自身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刘春：从执政党的层面来讲，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整体升级，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决策能力，对党的建设将会提出全新的挑战和考验。
例如，执政党在全面、加速发展的新局面新形势下怎样提高自身能力、自身素质，怎样进一步提高执政党在决策、执行、组织、动员国家机器及社会力量方面的能力和手段。
可以说，这次改革对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新期待，并会以挑战、考验和冲击的方式出现。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这四大考验将出现在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会更加复杂、更具有综合性，对执政党的要求更高。
比如，要实现社会和谐的大目标，基本前提是妥善协调和疏导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但是，改革本身是一个容易产生社会矛盾甚至容易产生社会冲突的社会实践，如何能够既大胆加大力度推动改革，同时又在改革中妥善协调出现的矛盾，对各级党委、各级干部提出挑战。
应该说，这样的挑战在此前是不多见的，只有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才会浮现，而且，化解这些矛盾仅用简单的单项手段已很难达到预期，对执政党的能力要求更高。
叶笃初：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治党从严，预计此次全会必将再度重申。从中央厉行反腐，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党的建设有“严”的规定、“紧”的约束。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这支已有8500多万党员的队伍是生机勃勃的，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面对的时局愈加复杂，党的自身发展、自身建设就更加迫切。
罗崇敏：改革是必须经受住的考验。既不要低估我们党领导改革的能力，也不要低估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盼。党最根本的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创新体制机制，使我们国家在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制度中发展自己。这次改革关乎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乎党执政能力的提高，也关乎国家今后的发展。
韩保江：进入新的改革阶段，执政党顺利地适应并领导改革，将为未来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保障。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呼应了群众的自发要求，那么，而今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只有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相应推进、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同步提升，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
在锐意进取与步子要稳之间
拿捏得当
改革与发展一样，它本身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有不同的阶段，因而改革的主题不同、目标和任务有所不同，改革的动力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也不同。改革不但要与危机赛跑，还要与社会改革期望值赛跑。
《瞭望》：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改革都没有像这次改革承受着如此复杂而艰巨的利益调整，从历史角度观察，新一轮改革如何在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锐意进取和步子要稳之间拿捏得当？
胡鞍钢：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改革立破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前者称为“立”，是为了发挥制度优势，如同对正面做加法；后者称为“破”，是为了消除体制弊端，如同对负面做减法。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之后，立重于破，破为了立，先立后破。消除经济体制弊端，不是削弱和破坏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完善和强化基本经济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这就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创新与人民创新相结合，中央创新与地方创新相结合。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必须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协调推进。客观上要求有一个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主要任务、重点、优先顺序、路线图与时间表，对各项改革作出统筹设计、配套协调，针对体制弊端，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改革成效既要考虑短期效果，更要考虑长期红利。“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法，就是试错法，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认识论与知行统一观。
白钢：改革已进入高难度的攻坚阶段，利益冲突集中地反映了改革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遍及于社会经济几乎所有领域，影响并分化着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当不公平、不公正、不道德的力量介入利益分配过程，贫富两极分化拉大距离时，利益冲突就会随着心理震荡的加剧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了。因此，能否从战略高度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关键。
现阶段改革、发展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比如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政企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存在的隔阂问题、权利保障与司法不公正依然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有发展速度与社会承受力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政府驱动与调控经济改革与发展同官员“寻租”的矛盾、市场经济的规则和要求同政府机构职能转换滞后的矛盾，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从改革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这对主要矛盾中派生出来的不同表现形式。
因此，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克服这些新矛盾，必须紧紧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针对不同的表现形式，采用不同的处理办法。
罗崇敏：改革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改革中的矛盾还是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认为，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就行，即在改革中保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至于在改革中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有办法来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任何怕乱而不想改革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任何不维护稳定而进行的改革也是不可取的，在改革和稳定之间找到制衡点，需要更大的勇气、智慧，也需要更有能力。
刘春：没有稳定，改革会前功尽弃；但是不改革，放任矛盾和问题恶化下去，最后也会前功尽弃。所以，改革的步子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我认为，对于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中央已有清醒认识，不会盲动，不会因一味追求改革推进的速度而导致大方向的偏离。一方面，看准改革方向后，就要迈开步子，不可贻误改革良机。另一方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和政策手段的选择上，则要稳妥慎重、理性有序，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社会大局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党中央已经积累了经验。
当前，关键在于深刻把握住发展中遇到的主要矛盾，展现出推动改革的气魄与胆识，这也是全国上下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望。□
(本文执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采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实习生唐朵朵于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