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霖出狱后再入央企
更打消她积极性的是，他们曾花了四五个月帮TCL集团做过一个并购规划，但最终没有被采纳。
“很多人愿意接受我的理念，也有人不愿意，东方不亮西方亮。”陈九霖觉得别人认识他需要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家觉得陈九霖是做过大事情的人，这个人一定是不错的；接触一段时间，发现陈九霖也吃饭，也穿衣，也喝酒，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再接触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这个人确实有他的思想，有他的内涵，有他的能力。
K老板没有体会到这3个阶段就开始犯愁了：“心理落差特别大。投资一千多万，费用不断增加，光办公场地的月租金就要几万块，工资也很高。”更让她感到不满的是，陈九霖奔波于北京、山东、湖北三地，毕竟精力有限，有时顾此失彼。
她不清楚陈九霖该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重回国家队”
2009年下半年，国资委领导给陈九霖打了一个电话。
刚回国时，国资委曾找过他了解情况。陈九霖写了一份两页纸的报告，讲明了他投资石油期货的原因、操作过程、内部审批流程和内部信息披露机制等情况。
陈九霖渴望回归到体制中。正如年少时，他渴望进入体制内。
1982年考入北大是他从政梦想的孵化器。他在北大如鱼得水，活跃在各种学生社团，赶着去听领导人在北大的讲座，关心时事政治和国际趋势，兼任东方文化研究会和国防学会两个学会的会长。他常常写信告诉湖北的同学们一切关于北京的经济、政治动向。
“我真想叱咤风云地干点什么事。”陈九霖对朋友吴虹说，“我着急要走政治之路。它既能符合我的气质、特长，也是有利条件。”陈九霖从国内外政治家的经历中寻找典范：“(当时)分析中国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未来(领导)肯定是懂经济的，懂法律的，美国多少总统都是学法律的，议员也多是学法律和经济的。”
在北大，陈九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领导人的秘书；要么去团中央；或者让我找个好岳父。要么到西藏、新疆、内蒙古去，到最基层的地方。”进入央企，也是实现政治抱负的通道之一。
毕业包分配，专业越南语的陈九霖被分配到总参下属某部队，吴虹接到了陈九霖的信，“他说真不想去部队，部队有太多规矩。他想干一番大事。”
陈九霖是一个不放过任何机会的人，为了帮助湖北的同学考研、毕业分配，他能迅速整合一切资源，打听到最前沿的消息，找到最核心的关键人士，并且设计好与之对接的道路。
为了前途，陈九霖离开部队，先后进入民航北京管理局、国航公司国际处、中德合资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初到中国航空油料集团，陈九霖很不适应，虽然每个月有三千多元的工资(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收入)。他告诉吴虹，“主管领导趋于保守，其思想、工作方式与我本人很有差别。”陈九霖着急想发挥自己的长处，他说：“我有时真想自己下海独干一摊。”
Jeff感觉他随时都在待命：“从小的心态一直都是一个stand by的人，他随时都在准备迎接，他一直有种危机感，一直在等待这样的历史机遇出现。”
他的机会伴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了。他被中国航油母公司委派到新加坡接管当地的子公司——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在总经理、董事总经理、执行董事兼总裁的身份递增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国际舞台。他被称为“航油大王”。6年里，他把公司的净资产从17.6万美元猛增至1.5亿美元，并成功在新加坡上市，市值达到11亿美元。他在西班牙、新加坡进行大量收购，试图建立中国第四个“石油帝国”。
“放在古代，他就是一个愚忠的臣子。”Jeff对陈九霖重回央企的决定很无奈，但他也能理解陈九霖想再次证明自己的心态，“他曾经写过他是国家利益的看门狗。”
“他不愿意弯腰。”Jeff看到一家很大的国际机构提出很高的薪水请陈九霖复出，但是陈拒绝了，“他稍微弯一下腰可以得到很大的支持。”
“我还是想回国，我骨髓里面还是中国人情结。”陈九霖自述曾经有39家企业请他加盟，包括韩国SKI、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等外资石油公司都曾邀请他做高管。
重回央企，也有陈九霖隐秘的考虑。因为他入狱，他的太太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他不能一个人出差，必须要带上太太，而他的儿子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迷上了网游。他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
他的报告最终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批示。
体制的双面性
2010年1月，陈九霖低调上任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行政司局级)。葛洲坝集团是一家总部在湖北，以水电投资建设与经营的大型中央企业，葛洲坝国际是其下属子公司，负责管理股份公司海外经营业务。
按照《公务员法》，陈九霖此前被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不可能按照公务员流程进入葛洲坝国际，而是按照央企聘用制流程。也就是说，他的职位是参照司局级设置的，享受司局级待遇，但并不享有相应级别。
2010年6月，媒体在葛洲坝国际的官网上发现了陈九霖这个名字。一方面诧异于陈九霖以戴罪之身低调重回央企，另一方面又八卦他名字中的久变成了九，猜测他是为了到葛洲坝当领导才改名。
“没有特殊含义，就是九和久通用。”陈九霖在求学时已经开始用九霖这个名字。出狱后，他的朋友们将这个字赋予了“九死一生”的含义。
外界质疑和猜测陈九霖为什么还要再进央企，他是否够格再次进入央企。
“我这步棋走得是对的，一定是有道理的。”陈九霖深知中国社会毕竟是官本位社会，人们会高看一眼有官方背景的人，做起事来也方便。“如果2009年刚出来去谈合作，别人认为我就是一个刚出来的囚徒。在葛洲坝的任职就像过滤器，退休也好离职也好，现在我是以在央企工作过的领导的身份去跟别人合作。“
“回到央企不是当普通员工，而是高层管理人员，司局级干部。”陈九霖和他的朋友们都反复强调这一点。
2010年3月，陈九霖的助手接受《财经》杂志采访，并公开了一份名为《关于陈九霖的相关资料》的材料。材料称，“作为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一年后或处分期满后尚且可以重新起用，举重以明轻，作为国企的领导人，鉴于其超群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在问责3年后，国务院国资委经过层层考察，即使决定重新起用陈九霖以发挥其余热，于法于情于理都无任何可指责之处。”
陈九霖的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泰斗、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马俊驹主动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从法理上证明陈九霖的新任命是合法合规的。
在葛洲坝国际，陈九霖分管人事和海外投资两块业务。葛洲坝国际官网显示，陈在高管团队16个成员之中排名第14位。碍于体制，陈九霖没有透露他在葛洲坝国际做的具体事情。他说他讲党性。在内心深处，他希望在葛洲坝国际的平台上发挥自己多年海外投资的经验。
“在投资方面有些我走得是比较超前的，有些甚至在国内，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私企至今还没尝试过的，有些是他们现在才意识到的。”陈九霖认为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后，世界各地出现很多廉价的资产，这正是大型央企进军海外市场的绝好机会，而且不必再采用兴建的模式，可以通过资本运作、并购的方式。
他认为很多央企不敢进军发达国际市场，是怕失败，怕玩不过别人。他偏偏喜欢发达国家市场，因为它们完善的社会体系、稳定的政治氛围都让他觉得更加安全、可靠。“我们国家这方面领悟不够，老是想占发展中国家的便宜，为什么不去抓住机会占发达国家的便宜呢？”
迈出“重回国家队”的一步后，陈九霖开始将目光投向石油领域。他想尽一切办法接近国家能源高层领导圈子。有一次，国内一家重要能源类媒体举办活动，邀请陈九霖参加。他原本拒绝了，后来听说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也参会，他又追问媒体能不能单独安排与张国宝见面。最终，他未能如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