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两桶油”曾发生污染事件、安全事故、环评争议等的地方。篇幅有限，未能列出所有事件概述。南方周末实习生廖钰娴、龚君楠不完全统计。 (曾子颖/图)

　　原标题：央企社会责任：无压力，难公开

　　钟宏武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陈荣平广东省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何智权CSR Asia(企业社会责任亚洲)中国区总监

　　马英社会责任国际(SAI)中国地区代表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真实与否很难说。就中石油而言，因为对其社会责任表现不满，一些海外投资者甚至大学的投资基金，都已将它列入“黑名单”。

　　很多中国企业理解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就是只说正面的。公众期待企业披露更多信息。

　　国资委对国企社会责任的推动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而第三方机构、媒体和公众正好形成互补。

　　两桶油的减排实效与其社会责任报告中呈现的“绿色”形象剧烈冲突。时下最为流行的CSR(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诚意信息披露，还是言行不一的高级公关手段？两桶油在成就“美丽中国”的道路上，看上去态度比行动用力。

　　南方周末采访了四位权威的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者、实践者，就两桶油限批事件暴露出的央企社会责任“真假”做逐一辨析。

　　报喜不报忧

　　南方周末：两桶油没有完成减排目标，算不算没有履行自己在CSR报告中承诺的环境社会责任呢？

　　何智权：企业CSR报告中的内容到底真实与否很难说。就中石油而言，因为对其CSR表现不满，一些海外投资者、甚至大学的投资基金，都已将它列入“黑名单”。但就我的观察而言，这一类型的垄断企业对外部评价并不敏感，因为它的很多决定并非商业决定，而是主管者决定。此外CSR报告披露是自愿的，不像财务报告那样强制，如果财务信息不实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钟宏武：这个信息我没有看到，无法评论。从我的研究来看，企业信息披露不全面、不及时是客观存在的。在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上，国外可以说是完全透明、及时，而我们还有很大差距。首先，企业规模很大，每天发生的事情成千上万，披露的信息只能是挂一漏万。其次，信息披露和信息管理的时间不同步，比如环保部的处罚可能在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的时候还没有公布，报告无法提前披露。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存在“报喜不报忧”问题。

　　陈荣平：从我的了解来看，中石油、中石化在CSR报告中自觉引入第三方审核方面，是走在前面的。它们报告上的减排承诺可能依据的是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与环保部的要求可能存在偏差，很难把企业社会责任跟节能减排简单一一对应。

　　南方周末：央企的社会责任报告是诚意信息披露，还是高级公关手段甚至“漂绿”？

　　何智权：CSR报告容易沦为企业的广告工具。CSR原本是一种跟利益相关方沟通的渠道，让大家知道企业在做什么。利用CSR来“漂绿”，也是央企、国企普遍的行为。

　　马英：现在CSR报告有点变成了许可证的意思，公司找第三方机构，至少产生了两个商机：做报告咨询是一个商机，对报告评级又是一个商机。大家一起把社会责任做成了买卖，大公司一份报告的费用就几十万。

　　钟宏武：社会责任报告在西方一直存在争议，被人认为是“漂绿”(greenwash)、变相的公关工具。如果社会责任报告像财务报告那样向强制信息披露转变，公关作用就会下降，实质性、强制性、及时性就会增强。当然，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目前还处在从无到有的阶段，不应求全责备，要求太高。

　　写给领导看

　　南方周末：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央企的自我评价和公众评价差距如此之大？

　　钟宏武：原因有几个方面，首先有些企业的履责还有缺失。其次，少数企业报喜不报忧过于严重，比如个别企业连续出了多起安全事故，社会责任报告都没有做相应的披露。

　　央企的自我评价与公众评价缺乏共识，可能跟央企的垄断地位和收入分配有关。我个人认为，垄断并非都是低效率的，有些行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竞争反而是低效率的。至于收入分配，据我们了解，有1/3的央企确实过着好日子，1/3一般般，还有1/3也很艰难。

　　何智权：很多中国企业理解的CSR报告，就是只说正面的。双方的期待之间的差距很大。公众期待企业披露更多信息。

　　马英：企业CSR现在变成了一个潮流，但披露的信息是否真实、对公众的承诺能否兑现都是问题。属于自我动力不足、外部压力不够。

　　南方周末：央企的社会责任跟其他企业有区别吗？

　　陈荣平：央企是个并非完全市场化的定位，在准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之下，央企的表现会与市场对它的要求之间有差距。以CSR而言，因为从总部到基层的管理链条过于漫长，总部对CSR的理解很难不打折扣地传递到基层。对于基层而言，利润考核的压力远大于社会责任方面的考核。

　　何智权：国企、央企是一个特别群体，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让它推进做企业社会责任是很难的。

　　钟宏武：企业性质和社会责任的关系，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种，企业性质跟社会责任无关，是企业就要遵循基本要求。第二种，认为国企的社会责任与一般企业不一样，需要积承担各种泛化的社会责任。第三种观点居中，认为除了一些特殊情境下要求国企承担更多责任，一般情形下两者并无区别。

　　数据矛盾，无法追溯

　　南方周末：你怎么评价央企环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何智权：我自己也有过跟央企合作的经验，里面的数据准确性的确有问题。比如温室气体排放，实际表现和统计数据有差距，整合验证的机构是否能验证出数据的问题也很难讲。验证只是看企业自己的文件，问题是企业文件的数据是否是真的就无法再追溯了。

　　钟宏武：在一些企业报告上发现过数据前后矛盾的问题。比如，一家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前一年是每万元2吨，过了一年变成了四五吨，按说生产工艺也没有调整，怎么会这样？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数据，比如员工培训的投入，第一年是人均3000元，第二年就变成了800元，怎么会突然降这么多？这是因为社会责任报告中的很多指标，企业总部都不掌握，建立健全新的社会环境指标的统计体系，还需要时间。

　　南方周末：央企的环境信息披露跟一般的民企、外企相比，要好些还是差些？

　　钟宏武：根据我们的研究，2012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排名前20的企业里，八成以上是央企。我解释一下，我们的排名不是针对实际绩效的。社会责任的评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管理评价，即评价有没有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对应的管理机制及执行情况，第二阶段评价的是信息披露的情况。第三阶段才是评价企业的实际绩效，比如一个企业的排放水平在行业内排第几，国家标准是什么，国际水准是什么。现在我们所做的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水平和社会环境信息披露完整度的综合评价。

　　中石油、中石化在我们的榜单上分别排第24位和第4位，这些指标并不是用来衡量它们真实的履责表现的，只能说明这两家公司在环境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管理体系建设上是领先的。

　　第三方机构、媒体和公众正好形成互补

　　南方周末：如何才能让央企信息披露更透明、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体系更实在？

　　马英：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尽快出台一个路线图，让企业有明确的CSR信息披露目标，且披露是可操作、可监测的。此外披露意愿不够强，是因为外部压力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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