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人物流变史
先进人物流变史
文_本刊记者 叶茂
历史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发出如此一个疑问，作为清官模范的海瑞，行为古怪，开罪众人甚至皇帝，为何能顺利做官，直到死去？
作为当时的“先进人物”，“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
然而，他是必要的，是体制的产物，作为“软规范”和调和剂的合体。体制有什么样的需求，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凝聚力，我们就要产生什么样的先进人物。
哲学家弗洛姆说，“每一个时代模范，都是意识形态的形状，他们要说的话，就是体制的话。”
先进人物作为一种符号，流变至今，还可以看到时代风物的印记，无论是社会的变革、战争的激情、经济的发展还是文化的风霜，都可辨析。
先进人物的流变史，是一部体制史，也是一部社会符号史。
不言的身教：古代也有先进
中国最古老的“推先进”的完整过程，大概发生于公元前两千多年前。那个最古老“先进人物”——虞舜，是在《尚书·尧典》产生的。
当时，国家遭遇大洪水，殚精竭虑的尧帝因此四处寻找治水的人才，鲧、共工等人先后被人推举出来，结果被证明能力和道德都不足。于是，尧帝将目光投向民间，有人推举来自平民的虞舜。后来，虞舜不仅治水得力，且善于治家。尧帝又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虞舜看他怎么教育和规训，最后认为虞舜的品德和能力足以成为天下的表率，就将帝位让给了虞舜。
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最早的“先进”，就带着某种“政治任务”被挖掘出来。首先要能治水，然后道德足以“光宅天下”。而尧帝的发掘和让位，本身也成了某种流芳后世的榜样。
当我们从中国历史的源头开始考察“推先进”的历史流变，可以发现我国重视先进人物塑造，主要来源于“不言”和“身教”的政治心理学。
“不言”，其字面意思指“不依靠语言”。古人挂在嘴边的“圣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一种“先进”的代名词。需要人们来观察、模仿和推敲其中的行事准则，如《道德经》所说，“圣人行不言之教”。
各个朝代都以儒家为核心进行教育宣传，孔子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所谓“身教”最著名的言论，认为一个先进人物给旁人带来的引领效果犹如命令般强大。
古代的先进人物的特点，以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品格为主，从蒙童必学经典《三字经》中可管窥一二：“头悬梁，锥刺骨”说的是苏秦的发愤勤学；“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说的是孟子母亲的悉心教育；“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东汉黄香为父母暖被的事。
按汉代董仲舒所说“躬亲识此于上，而万民听善于下也”，倡导并树立社会层面的“带头人”，可以教化万民，安邦立国，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对于古代陈旧封闭的先进榜样，人们或许早已厌倦。例如，鲁迅曾说到他看孝道“先进人物宣传册”《二十四孝图》的感受。
有个年过70岁的孝子，不小心摔了一跤，为了不让父母发觉，竟装婴儿啼哭的声音，并在地上打滚，逗得父母哈哈大笑。鲁迅认为，这样的装佯，简直侮辱了孩子。“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而另一个孝子，因为自己的母亲省吃俭用，把吃的留给孙儿，就索性埋了儿子。鲁迅吐槽道，从此最怕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之类，“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他，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灯塔转向：从战场到商界
近代中国风起云涌，尽管无数极具个人魅力的学人和志士宛若星空、各领风骚，然而在从封建走向共和的多变历史中，政府机构脆弱又不统一，忙于内忧外患，疏于社会管理，更无暇树立官方榜样。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先进人物才算真正走上现代历史舞台。
建国伊始，保家卫国、为国捐躯是时代主流，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这些先进人物大都来自战场，属于“英雄式”与“牺牲式”的楷模。
进入建设时期后，百废待兴，艰苦创业、刻苦耐劳成为另一个时代精神支柱，例如雷锋、蒋筑英、王进喜、焦裕禄等先进人物，都具有“为国家牺牲小我、艰苦开创”的共同特质。而事实上，这些人物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精神感召，雷锋班、进喜队等无一不是这种感召的烙印。以钱学森等科学家为代表的海外学子陆续归国，也成为以“爱国创业”为核心产生过巨大感召力的先进代表。
文革“摧毁一切”的精神洗礼之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跋涉，思想在融冰和解放之后，开始迈向多元化。
1978年，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陈景润家喻户晓，那个“全世界离那颗明珠最近的人”成为了当时“科学春天”里的明星。另外，如李四光、茅以升、竺可桢等科学家也纷纷走进教科书。
女排精神作为当时另一种精神标本，“团结协作、永不言败”超越了体育范畴向各行各业延伸；而高位截瘫的残疾人张海迪，则将“战场”摆在自己与病魔之间，成为励志楷模。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先进人物”这一符号已经渐渐从战争、吃苦创业走向了和平、建设，并打破“个人——集体”的藩篱，逐渐更加多层化、社会化和生活化。
我们细致分析一下从1950年以来官方认定的“全国劳动模范”——12次大规模的表彰会，22000余人次的先进人物群体，其流变凸显着宣传思维与受众思维的变迁。
最早的劳模，如王进喜等人是以“出大力，流大汗”为主的，1966年国庆节前，毛泽东同志特意把掏粪工人时传祥接进中南海小住。国庆节当天，时传祥作为贵宾被请上天安门城楼。这样的宣传模式在当时的语境下应该是极有震撼效果的，且后无来者。
改革开放前后，由于邓小平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扩大了劳模队伍的外延，陈景润、袁隆平等得到社会尊重的同时，知识也得到了尊重。
在进入21世纪后，篮球明星、工程师、技术总裁等被选为全国劳模，先进外延再一次被扩大，“苦干型”、“坚持型”向“技术型”、“管理型”迈进。
近日，2013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单揭晓，96位企业负责人赫然在目，其中包括36位民营企业家，标志着官方在引领社会思潮上从道德释放到提高社会活力的重大转变。
不难发现，这些企业家除了吸引人的个人奋斗史外，还有其他附加光环，例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光明乳业的总裁郭本恒有着“让1200万弱视病童重见光明计划”，而去年获得全国劳模称号的联想总裁柳传志，则宣布了他的青年创业帮扶计划。作为商界“先进人物”，显然也要混合“道德血液”。
社会发展至此，先进人物作为一种“精神灯塔”，早已精英化和现代化，就连道德内涵也有了现代含义——从社会主义式的奉献到更具时代特征的慈善语境，不一而足。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微博等新兴媒体，让信息从体系走向碎片。如此一来，现今的先进人物宣传也在更加注重细节，注重瞬间的抉择等等。另外，随着民众看先进人物的视角变化，一些质疑声潮也随之而起，如赖宁、邱少云等事迹的细节受到了质疑；雷锋戴手表、穿皮夹克、开摩托的照片公布后，也引发了热议。仿佛整个先进人物群体都不得不面临一种“现代性”的审视与压力。
“砖”一代：沉默的大多数
纵观我国已有的先进人物现状，基本上都是将他们作为一个个道德高地来推行，要求“个人服从集体”，集体主义成为大多数的宣传落点。长期下来，实际上是给大众灌输“无我”的道德理念，教导人们“一切以整体利益为重”，“奉献一切”。
例如，在学校中，好人好事成为一种“软性道德”规范，更利用操行分、品德加分等来体现其价值。在社会上，这种集体主义准则慢慢代替了人自身的道德判断和品质发展，个人无需思考、不容选择。用学者王坤庆的说法，“我们被决定得太多了，接受这样的宣传教育，每个人都完完全全变成‘社会主义大厦的一块砖’。”
他进一步分析说，从我们宣传的先进人物来看，作为“砖”，其实也是接地气的，然而它本身的“无我”性，让我们主动丢失内在意志，其实就是对个人生命价值和尊严的丢弃。这是导致先进人物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化、越来越碎片化现状的主要原因。
光环外的违和感
文_本刊记者 王巧捧
大灾大难留下创痛，也涌现感动。5·12汶川大地震，如今过去5年，创痛虽然隐在，而抗震救灾涌现的先进典型，他们传递的精神力量，历久弥坚。
当下，社会飞速发展，各种思潮蓬勃兴起，在这样的时代更需要先进的引领，用时下的话来说，传递一种正能量。只是，有人感觉，现在的先进，总体上影响力在下降。这与我们在树立先进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违和现象不无关系。有些先进不够落地，让普通人有够不着的感觉；有些先进的树立过于刻意，威信度不高；更有些先进流星式陨落，给先进以及先进的评选带来危机……
“够不着”的先进
这是我第三次面对身患绝症的先进典型。
这是一个实诚的乡镇干部。不高的个子，瘦弱的脸庞，衬得眼睛有点大。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应对省上来的记者，显得过于严肃。
这个乡镇干部，患上肝癌后，其有关事迹，被报送到省级有关部门，记者应邀去采访。
他的工作有不容易，有令人敬佩之处，但站在新闻价值的角度，客观地说，未感觉特别闪光之处。
稿子最终没有用出来。
有人发现，不同层面评选的一些先进里，大多数带点悲情的色彩。悲情，似乎成为先进人物评选时一个重要的加分项。
悲情的背景，固然更能让人看到先进典型的不易，衬托得人物更加崇高。至于这些先进为什么到罹患恶疾，或者不幸遇难时，才被发现以及发掘，过去是否先进，是否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往往在悲情的背景下，没有人好意思追问。
但是，这样的先进人物宣传太多，会让人有种主次倒置的感觉，典型的示范意义，反而被打折扣。
这样的先进典型，如果真是长期劳累致病，或者重病不下火线，也不符合当代的社会理念，对于普通人的示范意义又在哪里？
同悲情背景一样，太明显的示范意图，太完美的履历，太拔高的形象，往往是宣传典型时惯用的模式。与此同时，社会的现状却是：多元化的思想，人性化的理念，实用的价值观，爆炸式信息，不断更新人们对新时期先进典型的要求。
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更需要一种道德力量。因为社会价值多元化，人们希望看到更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先进典型。也正是因为社会价值多元化，真正高大全的完美典型、绝对分明的形象，几乎不存在。
就连被树为典型的先进人物，同样拒绝被拔高，拒绝用模式化的东西套在自己头上。郭明义被发掘出来后，他表示愿意宣传自己，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做好事，但不要拔高神化。“我怎么就‘一贫如洗’、‘家徒四壁’了呢？”他说，“在鞍山这地方，我家得够中等收入了，我是两口子拿工资，好些工友都是一个人拿工资，和他们比，我穷吗？”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脉搏。尽管近年来高大全的宣传方式已经在不断改进，但仍难以脱离一些模式化的窠臼。模式化的东西，在当事人看来，不够准确；在普通民众心中，不够落地。或者说，已经不再符合当代人的接受心理，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
洛阳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霍华民对此深有研究：“典型人物新闻报道应适应潮流。以前赞扬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而现在我们更看重、更欣赏帮助他人的同时保护了自己甚至对自己也有好处的人，因为这是双赢，甚至多赢。”
“推出来”的先进
理论上，先进典型人物，应该是自然生长出来，然后为人发现，有了深厚的沉淀和口碑，事迹才有足够的说服力、影响力。
雷锋的事迹被广泛宣传之前，《前进报》的时任总编辑嵇炳前听了雷锋的忆苦报告。上面讲着，下面哭着，有些学生哭得呜呜的。嵇炳前激动地说，要报个大典型。
焦裕禄的发现，更加偶然。焦裕禄去世后，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在河南省沙区造林会议上，作为沙区造林先进县的代表之一发言，介绍到焦裕禄时，全场泣不成声。会议临时转变主题，改为全体讨论焦裕禄事迹。恰巧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在场。不久，第一篇关于焦裕禄的长篇报道在《人民日报》刊出。
时隔一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再次采访焦裕禄的事迹，采访时他哭了一次又一次。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播音员和录音编辑都泣不成声……
雷锋、焦裕禄的事迹，本身具有强烈的打动人心的力量，媒体发现后，根据新闻价值衡量，才有了他们被发现、被宣传的后话。
而现在，挖掘先进典型，作为当下宣传工作的一块重要内容，形成了一些惯用的方式：报送，评选，挖掘。甚至，有一种说法叫“推先进”。与当年对雷锋、焦裕禄的宣传，媒体从外到内的发现、宣传不同，“推先进”，却充满从内向外的意图与努力。
对于先进，在媒体宣传之初，不同的知情人，在同一事情上，会有些不同的说法，或者不能给出足够有力的素材。对此，有些地方会及时统一口径，以勾出先进的清晰轮廓。
先进人物事迹演讲团，往往由先进的领导、同事、亲属等，从不同角度，描绘先进的感人事迹。每一篇演讲稿，逻辑严密、起承得当、语法华丽、煽情到位。而这背后往往是一个宣传团队的努力。
推选的流程化，操作的模式化，掩盖了先进本身的价值度。制定方案、向上报送、统一口径，然后广邀媒体，分工有序、按部就班的推动下，难得有人再冷静下来，去追问这个本应是最先确定的问题，到底这个先进是否有足够的份量，能否对社会思想，哪怕在局部范围，起到长久的引领作用？一旦引起上级或者高层领导的重视、批示，似乎就是最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先进最大的意义，即对社会精神的引领作用，更多地被替换为宣传某一系统的工作、宣传队伍。
于是，各级各行业各种标签的先进评选，多不胜数，但无论是被树为全国影响力的模范标杆，还是地方性的、某一系统内的先进，深入人心的，却少之又少。
同时，这让我们进一步反省，先进的光环为什么总是花落体制内？而体制外的社会个体里，一些诚信、法制、公德的模范，甚至有着更为珍贵的价值，他们不同样值得推崇？
“流星式”先进
在大批的先进典型里，一些人很快归于沉寂，一些人却在后来走上了歧路。尤其是那些腐化蜕变的先进，最后被处理甚至判刑，这无论是对先进这个荣誉，还是对曾经仰视先进的人群，都是巨大的冲击。先进，不再具有色调饱满的旗帜感。
解读一些落马官员的坠落轨迹，往往发现，其中有些人，在某些领域，曾被树为各种优秀、先进。
2012年9月，河南省项城市法院原院长李和鹏涉四宗罪被公诉，而他曾拿下法官职业的最高荣誉——“全国模范法官”，是囊获全国法院系统所有荣誉的“大满贯”。河南省委、省高院曾要求“各级新闻宣传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李和鹏”。在各种宣传报道中，李和鹏被描述为“十年如一日，忘我拼搏，清正廉洁，扎根基层，无私奉献，带出了一流的队伍，创出了一流的业绩”。
2013年1月12日，原湖南建材工业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湖南雪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厅级)王德元，犯受贿罪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被二审判处无期徒刑。重罪之前，王德元身披诸多荣誉，“湖南省优秀企业家”、“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劳模”等，还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特殊津贴，连续当选湖南省第七、八届人大代表。
先进的荣誉，是光环，有时也是资本。一旦主角思想滑坡，利用先进的幌子悄悄行谋私之事，往往有着一定的便利。而且人们容易从主观上先入为主，觉得先进有较强的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先进在被树立之前，是否经过了严谨的考察，人们往往不得而知。一位与法院、检察院关系密切的郑州老律师称，据他了解，李和鹏并不是因为事迹突出而出名，而是媒体登得多了，上面也乐得树立典型，于是顺水推舟，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起来。大多数时候，各地方、部门对树立典型的迫切心态，让考察匆忙而不严谨，这样的先进难免会在日后露出破绽。
更重要的是，典型的评选是否公平公正。这关系到先进的地基有没有勘好量准夯实。
有人总结，“落马贪官的抽屉里，大多都有一摞红证书”。手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在任期间获得几个市级、省级，乃至全国性荣誉，几乎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先进的评选，在权力面前无法挺直腰杆。
一位机关工作人员回忆，一次部门内评选先进，在部门主任的监票下，每个人都投了部门主任，于是“投票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结束了”……
即使一些更开放性的评选，有效率与民主的感觉，但其评选过程的公平性，仍然往往无法自证。2010年，在陕西渭南市教育局举办的“师德先进评选”中，评选网站当月统计的点击量只有4万多，但竟有百万人次参与了投票。对此网友提出质疑，甚至有网友称这是“渭南最搞笑的网络评选”。
一方面，人性如水。一个人在世时，思想总是在不断变化之中，以至才有盖棺定论一词。这些人后来的堕落，不一定能抹煞曾经的高大。
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思考，荣誉与现实之间，到底有哪些错位？
树立一个典型不容易。树起典型后，如何继续培养好、发挥好、监督好典型，也是树立典型工作的一项应有之义。这不仅是对典型负责，对典型宣传这项工作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长远的价值观念的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