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涛/漫画

　　研究者称此报道断章取义，但不少学者认为家庭背景加剧教育不公化

　　据新华社电 最近有报道称“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引起社会关注。这项社会学研究的一位主要研究者告诉记者，这是断章取义。多数媒体没有看过他们的论文原本，只是对论文进行片段式的解读。但更多的学者、教授则异口同声认为优质教育资源更倾向于经济背景好和社会地位高的群体。

　　研究者：“干部”定义被误读

　　近日，有报道称：一项社会学实证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后，北京大学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这一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北大学生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

　　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是报道中提到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梁晨说，几年前，北大对已有的学生学籍资料进行电子化保存，他们受北大邀请参与这项工作时，顺便对学生入学填的学籍表进行了一些社会学分析，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对研究引起众多人的关注和争议感到很意外，我们不是做社会问题调查，而是一个历史资料分析。”

　　对于“干部”的概念，大部分网友的理解是“官员”“领导”，网友的质疑也是由此产生。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干部指国家机关、军队、人民团体中的公职人员，其中士兵、勤杂人员除外。梁晨表示，他们的研究论文对“干部”等身份划分非常宽泛，并不是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定义。自己也不了解“干部”的定义和范畴，只是根据学生学籍表填的内容划分，档案上怎么填就怎么统计。多数媒体没有看过他们的论文原本，只是对论文进行片段式的解读，有断章取义之嫌。

　　北大：学校未做过这类统计

　　记者联系北大党委宣传部、招生办、教务部等多个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学生中干部子女的比例问题，学校未做过专门的统计。同时，北大党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干部”的定义很宽泛，从报道中看来，研究者仅从学生填写学籍表的内容来划分干部、工人、农民等家庭成分，得出的结论并不十分准确。

　　异口同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春玲：

　　家庭背景加剧教育不公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在加剧，而且学生家庭背景对学生上大学的影响日渐上升。

　　此前，李春玲曾主持一项研究，她以2005年的筛选数据为基础，对1999年大学扩招后教育平等化效应做了专业考察，结论是：十多年前的大学扩招，并未降低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城乡不平等。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还加剧了。

　　李春玲指出，这一现象是反常的。一般而言，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多，教育不平等程度会下降。即使没有下降，也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但中国的现实是，教育不平等趋势愈加严峻。这尤其体现在精英高等教育上，比如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农村孩子比例在降低。

　　据她分析，中国为了培养和选拔人才，长期执行精英化的教育路线。实践中，有一套异常严格的考试制度，并伴随着学校的等级化、行政化。教育经费的分配，更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好学校，“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同时，对基础教育则长期投入不足。“我们现在看到，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好学校里学生的家庭背景也越来越好。而很多农村学生，在初中升高中阶段，就被排除在好学校外。这种趋势势必加剧高中、大学阶段的教育阶层不公平。”

　　李春玲认为，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缩小教育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她同时指出，现在大量农村孩子不上高中或不上大学，不单单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更多是因为较之城里的孩子，高中或大学的教育投资，失败的风险更高，农村家庭难以承受。

　　北大教育学院丁小浩教授

　　优质资源倾向“有背景”群体

　　北大教育学院丁小浩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的研究。她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化程度发生了变化。对国内现有相关实证研究进行的分析表明，如果考虑高等院校内部分层的因素，则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更倾向于经济背景好和社会地位高的群体的趋势。

　　丁小浩说，质量差异是衡量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性更深层的指标。而要实现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仍是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理想，但对机会均等的不懈追求永远是各国政策制定者们所不应该轻视的。如果机会均等的理念受到不应有的践踏，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成为一个人能否进入高等教育的决定因素，由此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将是深刻和长远的。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

　　资源分配不公将致农民工世袭化

　　今年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大会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发言说，当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经形成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形成职业的世袭化，导致农民工的后代成了农民工。

　　“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扭转。”厉以宁分析，当前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不足，以致学校设备差、师资力量差、学生很难继续深造，从而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农民工要实现自身提升，必须依靠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常是同个人的学历高低、个人能力高低等相联系，农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专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因此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实际上是对他们关闭的，导致他们自身遭遇就业、收入的不平等，他们的下一代仍然不平等。

　　厉以宁建议，当务之急是提高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例，使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走向均衡，使农村教育经费不断增长，改善农村学校设施，提高农村教师的水平，使农村学生能受到较好的教育。此外，多办职业技术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使农村学生拥有较好谋职能力，能循着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去寻找更多机会，鼓励外出农民自行创业。除给农民以专门技术培训外，应当予以金融上的支持。

　　研究报告

　　北大生源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呈升高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2012年第1期刊载的一篇题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的论文如此指出：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北大学生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

　　该项研究的主要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李中清和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等人。该项研究基于对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对学生的社会来源做了详尽分析和研究。李中清系华人物理学家、诺奖得主李政道之子。

　　该项研究选取了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两所大学，前者代表全国性精英大学，后者代表省属精英大学。这项研究显示，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生源中，干部子女所占比例总体上呈提高趋势。

　　就北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而言，1952年，干部子女占11%，1997年升至39.76%；但在苏州大学，干部子女比例则从文革前的8%，上升到上世纪90年代的30%以上。到2002年时，上述两所大学中，干部子女的比例最多，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和工农子弟。

　　该研究同时显示，恢复高考后，北大生源中，农民子女比例有所下降。1985-1994年，北大生源中，农民子女比例平均为21.40%，而1995-1999年，该比例降至15.02%。不过，苏州大学生源中，农民子女比例仍保持基本稳定，并一直高于城市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