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德化插队的知青在挖土拦水筑堤坝资料照片

　　来源于生活锤炼的

　　人文情怀

　　作家王小波当年也是知青。他把经历化解成幽默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

　　在他看来，“上山下乡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当年他从北京到云南农场挖坑时，想“我将来要当作家，吃些苦可能是大好事。年轻人没吃过苦，也当不了作家”。他因此似乎在揶揄自己，“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举例来说，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不可因此混淆。”

　　虽说作家贾平凹不是知青，但他在老家丹凤县棣花镇的农村生活到20岁，1972年才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了西北大学。在小说《秦腔》后记中，贾平凹记述了当年去上大学时的情景：

　　“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这两名作家的话，有趣，耐读，有着深厚的人文色彩。其实文学作品中对“知青一代”的反思要更早些，因此成就了一种被称为“伤痕文学”的文学现象。

　　但如同王小波、贾平凹的描述一样，这种悲剧色彩的际遇，被底层生活锤炼出浓郁的人文情怀，这或许是这一代人在触摸底层、感知社会的同时伴随而生的。有着高中、初中，甚至所谓高小文化知识的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与底层民众建立起一种难得的人文情感联系，就好比某些知识需要在书本中学习，而更广阔的社会知识和人文素养，只能在实践中磨砺、提高。

　　这辈人可能赋予执政党

　　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

　　大批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深入穷乡僻壤和边疆，必定会引起农村的变化，但更重要的，也为随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钱理群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对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乃至当今，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钱理群说，因为有了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使“知青一代”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对世界发展趋向也有一定的把握。尤其是他们当年在深入农村后，怀疑长期被灌输的思想观念，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

　　而正是有了这些思考，才为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做出了人才准备，以致于当今活跃在中国经济、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是知青或曾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知青一代”当年在农村得到的经验，对他们今天的观念、行动都有重要影响，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钱理群判断，走上历史舞台的“这辈人可能赋予执政党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化【专家简介】张化，山西忻州人，1952年5月出生。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北京市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理事。

　　自1985年开始从事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工作。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等党史基本著作的写作，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统改组成员之一。

　　党史专家张化也曾是一名知青。16岁那年，她从南京市下乡，到苏南农村插队，当了一年农民。张化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有过知青生活经历的一代人，不少已经退休，有些还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3月下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张化研究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她说，那段特殊的经历影响着知青的人生，而知青这一代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

　　知青上山下乡

　　最初与解决城镇就业有关

　　华商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已经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了。现在该怎么理解这段历史？

　　张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跨越了20多个年头。这一事件在各个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做法的出现，最初是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在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劳动就业实行统一分配制度，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而城镇可以容纳的就业人数，又取决于计划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这样，就业问题非常突出。对于计划内无法安置的劳动力，便号召上山下乡予以解决。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文章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关于《1956年到197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就明确提出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

　　1957年4月，人民日报发了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提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团中央开始号召并组织青年到边疆参加建设。以后，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以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方式得到推行。这一阶段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中形成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有区别的。

　　“文革”发动后，知青上山下乡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当时由于社会严重混乱，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停课闹革命”，工矿企业也“踢开党委闹革命”，很多单位瘫痪了。1966、1967、1968年连续三年，全国有上千万中、小学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分配不出去。学生到处串连，参加武斗和夺权，成为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

　　到1968年，毛泽东同志想要扭转混乱局面，开始号召“复课闹革命”。为了解决这批学生也就是一般称为“老三届”学生的出路问题，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出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知青上山下乡由此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在“继续革命”理论和“再教育”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一个青年下不下乡，被提升到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高度，很多青年是被用行政手段强制性地下放到农村和边疆。整个工作缺乏规划，方法生硬，很多时候搞得农民、知青和家长都不满意。

　　知青经历

　　对今后的人生有长远影响

　　华商报：你在1986年发表了《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论文。学界曾把这篇论文称为研究知青的“奠基之作”。你写知青这一代人，其实就是在写自己吧。

　　张化：呵呵，这篇论文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算是国内比较早的。不过，研究历史和文艺创作不同，研究者个人的亲身体验，对于把握研究对象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长达20多年的历史事件，需要考察的领域远远超出个人的插队经历，研究视角是宏观的，评价应该是客观而全面的，这和“写自己”的文艺创作完全不一样。

　　华商报：你认为应该如何评价知青上山下乡？

　　张化：我曾与很多不同年代下乡的知青朋友聊起当年，有苦涩也有回味，令人感慨不已。知青下乡插队，或者到边疆参加建设，用自己美好的青春，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青年在艰苦的地方劳动和生活，虽说是一种磨练，在实践中会有一些收获，但从人的一生来讲，毕竟耽误了在校学习的最好时机。

　　特别是“文革”这场运动，使一大批人丧失了受到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耽误了一代人。从国家来讲，它加剧了“文革”中的教育中断，出现了“人才断层”的问题，拉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是难以弥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个悲剧。在当年下乡、支边的知青中，有很多人至今还留在当地，没有回到城市，在工作、生活上面临各种困难。由于各方面的情况，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是比较敏感的现实问题。

　　华商报：那么，当今该如何看待“‘知青一代’走上历史舞台”这种观点？

　　张化：从年龄上说，这一代人也到“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考上大学，当了干部，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但是，从人数上讲，在广阔天地度过青春岁月，后来又成为精英的，毕竟是极少数。在领导干部中，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种经历的人相比较，在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时会有一些差别。那段特殊的经历影响着知青的人生，而知青这一代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发展产生影响。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孙强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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