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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回忆尼克松访华

  顾:你讲一下当时见到尼克松总统的情景。

  郑敏芝:1972年周总理跟我们说:"中国乒乓球队要访问美国。"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一员,也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能够访问美国。真的,我觉得很自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白宫,尼克松总统接见我们,我觉得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段话,尼克松总统讲:"比赛双方都会有胜负,有胜利者也会有失败者,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胜利者,那就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这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过了三十年,回顾这段话,我觉得好像是在昨天讲的。在这里我想代表中国乒乓球队,请你转达我们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问候,衷心地希望,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能够长存!像你父亲说的,成为最大的胜利者。

  朱莉:谢谢你父亲的信!太感人了!

  顾:她父亲是一位老师。

  朱莉:所以写得那么好。美国乒乓球队是否曾经打败过中国队,他们有过战胜中国队的记录吗?我们的乒乓球打得怎么样?

  郑:据说他们进步还是很快的。

  朱莉:你很会外交辞令。

  章:像个外交家似的。

  顾:朱莉,30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有了变化吧。

  朱莉:绝对是。你们不再叫我们美帝国主义走狗,没错吧?我们不再称你们为"红色中国",我们已经走出了历史的误区,我们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感动张朝阳刚才说的话,到美国留学改变了你的生活,当然很多美国人也到中国留学,我们之间的交流越多,我们之间的互相了解也就越深,只有这样世界和平才有希望。

  顾:我们还想听听这位当年的外交官的。

  唐占希(原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今天我的嗓子不太好,希望大家原谅。1971年基辛格博士第一次访华时,我在台湾工作,当时台湾人非常紧张;六年以后我调到北京,先后在美国驻华联络处和之后的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了三年多。当时中美刚刚建交,工作非常繁忙,也曾和冀朝铸大使一起工作过,您当时是美大司副司长是吧?

  冀:是。

  唐占希:对,当时每个星期都有美国来的代表团,要达成协议、签个合同什么的。我给他们做翻译工作,也吃过这个苦头,翻译文本都要我校对,天天晚上跑一趟钓鱼台,从人民大会堂跑过去,第二天早晨又重新再来,但是感觉非常愉快。以前我是从事文化和教育交流的,中国第一次到美国去的五十名访问学者是我安排的,我亲自打印他们的IP-66表。当时我觉得很奇怪,1978年快到12月中旬的时候,中美突然宣布:要在将来的两个星期内正式建交。第二天中国教育部来了一个很急的电话说:"请你赶快过来,我们有急事跟你说。"我们到了教育部后听他们说,邓小平今天早上亲自给部长下了一个命令,在中美建交的前夕,第一批50名学者一定要到达美国,这就意味着在两个礼拜之内,整个的安排都要做妥。哪里来这批人呢?然后还真是统统安排好了,因为教育部的人拼命干,大概是12月28号的晚上,在首都机场为他们送行,送行的有周培源,冀大使好像也在吧?有一大批人,有方毅,有伍德科克大使,还有一个七品小官--那就是我。我们到机场送走了他们,然后我问教育部的人,你们从哪里找到这些人,有50名,差不多在一个礼拜之内,从哪里找的?他们说我们去"抓人",我问怎么"抓人",他们说:"我们到各个单位问,谁在这里又红又专,又懂基础英语?你是某某人,上车!"

  顾:现在做事比10年以前总容易得多了吧?

  唐占希: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最理想的还是甘维珍女士,因为她是做生意的,而我不是"经济挂帅"。

  顾:甘维珍,讲中美建交为中美之间的商贸交往所提供的机会,我觉得你是个最合适不过的见证人。

  甘维珍(美国甘维珍公司董事长):我第一次到达北京的那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是1978年12月16日,你记得那是个什么日子吗?那是中美宣布要正式建交的日子,我是陪同美国大通银行的行长来访华的。当时我正在人民大会堂,我是他的蹩脚中文翻译,我们结束会议离开人民大会堂时,听到了中美将建交的消息。那天《人民日报》出了套红版面,从那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说到做生意,当时在整个中国,所有的商业谈判都必须在一座楼里进行,这个地方叫二里沟,与英语里"早点走"发言类似,因为那时与中国进行生意谈判十分艰难,那些大鼻子的外国人谈不成生意,就早早地跑了。 所以我们叫“二里沟”为“早点走”。在1978年,中国只有9个公司有权力与外国人签合同,我的老板也就是大通银行行长大卫。洛克菲尔先生,他说:“不管哪个行业到中国去谈生意,珍妮(他喊我的昵称‘珍妮’)你总是知道应该去找哪个中国公司接头。”但是他不知道只有九个公司可以谈,我老板认为我是如此聪明,但他没有意识到,在1978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来往少得可怜。我管冀大使叫“老头子”。

  冀:我们是1978年认识的吧?我叫她“小姑娘”,她是我的“小姑娘”。

  甘维珍:你别说吧,我们相识于1979年新年伊始,那次冀大使在为薄一波副总理当翻译,而我是大通银行行长的翻译,20多年来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我认识朱莉的时间不长,只有不到两年时间,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很亲密,我非常遗憾从来没有见到尼克松总统本人,但是中国有句俗话叫作“精神不死”,你父亲的精神将永不泯灭。

  朱莉:谢谢你。

  顾:张朝阳,你在中国这几年变成一个媒体红人了,你对中国的变化有什么感慨?

  张朝阳:我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与中美关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我1981年上大学,1986年到美国去,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学位,并且在那儿发现了互联网,我于1995年回到中国。我们这个搜狐公司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纯粹的硅谷创业型公司,作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我们必须要签署合同。过去的30年,我们经历了几个时代的变化,现在我们和你们没有太大的不同,我们讲一样的语言,喝一样的咖啡,在北京到处可见星巴克咖啡店。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

  朱莉:你说得非常对,今天世界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我想起了前上海市长说过的一句话,他前不久跟我的伯父说,在我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我以前做梦也不敢想像的:一件是人类登上月球,另一件就是美国总统踏上中国大陆。虽然两件事情都实现了,但第二件比第一件似乎更难。

  章含之:刚才张朝阳先生讲的今天的中美关系和今天的中国跟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像我刚才说的,当时在中国根本没有一个媒体,我就想起一个笑话。当时没有真正的记者,记者就是一些干部,新华社的干部就叫记者。在杭州的那天晚上,《中美上海公报》最终在4点钟达成了协议,第二天早上,我们全体人员坐空军一号飞到上海,然后决定下午4点钟在锦江宾馆小礼堂举行一个breafing(发布会)。当时美方提出来,中国当时的新闻都是外交部叫去告诉你怎么写。我们没有breafing这个词,我们就说吹风,一直到现在都叫吹风会,然后就通知中方的记者,通知上海新华社,我们说要开breafing,下午四点钟开吹风会,在锦江宾馆。后来有几个记者老不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迟到,反正他们那天 迟到了。当天晚上,我去理发,理发室的师傅就问我:“你们下午干什么了?”我说:“下午开会。”他说:“记者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说:“你们告诉记者要吹风,他们就跑到我们理发室里来了。”还有一个故事,当年我们第一次去美国,实际上是去联合国,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我们之所以1971年进入联合国,实际上跟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密切相关。7月份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 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一下子就把联合国的局面改变了,于是当年的11月份,通过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当时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于是我们就急急忙忙上阵,真是匆忙上阵,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之前,我们就急急忙忙去了美国。当时我们真的像到月球上去一样,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们那批人大概是第一批的中国的公务签证,在这之前恐怕没有人用公务签证到过美国。结果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我们觉得去美国是一件特别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对美国人来说,我们这些"红色中国"来的人好像是从太空来的人一样。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在住的地方,人们把我们看得特别奇怪,相隔二十年的敌对之后,我们以为会看见一种比较敌对的情绪,我们都有思想准备,所以当时我们走的时候,给党表示决心的时候,都说“处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都是准备牺牲去的。我们感觉到我们就是一个突击队,到敌后去了,现在的人大概没法理解。现在我的一些美国朋友、中国朋友,他们来往北京和纽约,比我去颐和园还多,差不多两礼拜来一趟,有的甚至一个礼拜来一趟,我们走在大街上,你们现在能想像吗?中国人在美国被围观,我们的衣服一看就是"红色中国"来的, 因为男的女的穿的都是一个样子,基本就是后面照片上的衣服。男的衣服和女的衣服除了领子有点不同,其它都一样。

  顾:出去的时候没有把衣服改装一下?

  章:那不可以的,衣服都是在红都服装店做的,都是一样的。红都服装店当时做这样一套衣服,要开介绍信,现在衣服卖不出去了,那个时候要开介绍信。有外交部的出国任务,才能做这么一套衣服,所以样式是一样的,颜色是一样的,料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出国的人员,不分男女老少级别,全是一样的。我们那时侯,每天下午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发布当天中国代表团的活动,我是发言人的翻译,每天下午记者多得不得了,中国代表团要发布新闻,当时在联合国特别轰动。有一天记者招待会散会了,我们宣布今天的记者招待会结束,有一位女记者就过来了,说:“我可不可以提个特殊要求?”我说:“你说吧。”她说:“我可不可以摸一摸你的衣服。”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我说:“可以呀。”她就摸了一下。第二天报上有一篇报道,说:“我昨天有机会摸了一下中国代表团官员的衣服,我发现虽然他们穿的都是一个样子的,但他们的料子都非常好,他们的料子是纯羊毛的。”我那套衣服在照片里有,当时美国人就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穿的衣服都是一个颜色,都差不多颜色?后来有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他自作聪明,他说:"我经过一番研究现在知道了,颜色代表他们的级别,他们的大使时穿什么颜色,他们一般工作人员穿什么颜色。"当时代表团团长乔冠华,他穿了一种颜色的衣服,当时给他开车的司机穿的跟他一样,第二天在报上有一张他的司机的大照片--《中国大使在联合国》。

  顾:唐瑞德先生,中美破冰之旅之后,普通的美国人民得到了一些什么好处?

  唐瑞德:我认为今天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中美关系在世界和平中所起到的中心作用都更重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天比一天更清楚的是:50年后,中美关系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未来的五十年,这个世界将由中国人来造就,这是毫无疑问,不可代替的。作为美国人,我为能在今天结交了众多的中国朋友而高兴,我为我们今天所缅怀的那一代伟大领导人的智慧而骄傲,是他们带领我们两国人民走到了一起。50年之后,中美关系将是世界和平与进步的关键。

  顾:朱莉,你同意吗?

  朱:我同意,他说得很对,我十二分同意。我经常阅读记者和历史学家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我了解到中国的迅速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进步一年比一年大。中国将站在人类时代的前沿。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说,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冀:在现今世界上要维护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一个关键性的关系,恐怕就是中美两国关系。

  顾:高倩倩女士是甘维珍公司驻北京的首席代表。

  高倩倩:我跟你一样,1972年,我年龄还比较小,我十二岁,比你大一点点,还不怎么懂事,所以我对当时的事情,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我现在住在这儿,住在中国,在中国工作,就是因为有了尼克松访华。如果他不曾访问中国,我也就没有机会学习中文,也不会在中国过着这么愉快的日子。非常感谢!

  顾:我们观众中间有向三位嘉宾提问的吗?

  观众(外交学院学生):首先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我觉得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美国朋友可以用中文跟我们交流,而我们也有能力用英文跟我们的美国朋友交流,我可不可以用英文跟嘉宾对话?我可以叫你朱莉吗?

  朱:当然可以。请!

  观众:我今天有幸见到了你本人,你看上去那么年轻,算起来你应该已经30岁以上了吧。我向你提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怎么看待今天的中美关系;第二个是如果你像你父亲一样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话,你的对华政策会怎样;第三个问题最重要,我希望你能直率地回答,那就是你喜欢中国饺子和北京烤鸭吗?

  朱莉:这个问题最重要,你提的三个问题都很好。但是我要说: 我最想回答的是关于饺子和北京烤鸭的问题。我觉得美国人每周至少吃一顿中国餐,至少我们家是这样。你们的饮食文化是美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这里的中餐,与美国的中餐有些不同,这里的更好吃。谢谢!

  顾:约翰·泰勒先生是尼克松先生生前非常亲近的朋友。

  约翰·泰勒(美国尼克松图书馆馆长):我非常有幸在尼克松总统卸任之后为他工作,他在1974年离开白宫时仍然是个年轻人,只有61岁。他在辞去总统职务的那天,就向美国人保证,他要继续为促进中美关系而努力。那时,中美关系还不很成熟,他所坚持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三点原则,对改善中美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卸任之后六次访问中国,从1976年开始,刚才朱莉谈到过,到尼克松去世前的1993年、1978年到1979年期间,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幕后协助卡特总统,筹备美中建交事宜。1981年里根总统上任,里根总统开始是属于美国共和党中怀疑美中友好是否有利于美国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是尼克松总统通过他的私人朋友黑格将军,强烈敦促里根总统到中国访问,亲身体验一下中美关系对于美国利益和全球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1989年,当中美关系出现了自1972年以来最大的危机时,他继续在幕后向美国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敦促,克服当时的困难,解决中美关系的危机是重要之重要。这不仅是解决眼前危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两国长期利益的大局。尼克松终生都在不断为中美关系而尽力,从1965年他在纽约做的第一场关于强调中美之间应寻求共同点的报告开始,直到1994年他去世。当那架空军一号在朱莉和家人的伴陪下将尼克松总统的遗体运往加州之际,也就是在尼克松总统葬礼的那一天,在尼克松图书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外交部长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会晤。即使在他的灵魂升天的那一刻,他仍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谢谢!

  顾:这位是齐白石的再传弟子,他准备了一幅画想送给你。

  张士鹏(画家):我叫张士鹏,我是齐白石的再传弟子,我给朱莉小姐带了一幅画,这幅画是齐白石先生的精品,画的是虾,我希望您喜欢。

  朱莉:太美了!谢谢!

  丁杏芬:我是丁杏芬,原来在中共中央联络部非洲局工作,后来到国家审计署。冀朝铸大使,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我陪同的南非共产党访问团时,有幸见到冀大使,我非常佩服他的为人和高水平的翻译。章含之女士是我校友,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北外学友,你比我高两班,我们在一个楼里住了四年。我们在一起接待过菲律宾的马科思总统夫妇,非洲莫桑比克的桑莫拉总统,还有泰国总理柯利,当时我们都在钓鱼台住,不晓得你对我还有印象没有?我非常佩服你,是一位又漂亮又有天才的女士。

  章含之: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基本上也是讲这一段经历的,我给它起了题目,现在我有点后悔,题目叫《昨日旧事残梦》。今天坐在这里,好像过去的事情又历历在目,所以说旧事不旧,残梦不残,而且这个梦延续到今天成为现实。三十年前,这次改变世界的七日,我和小冀还有很多同事有幸参加,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如果说那是历史上精彩的一幕,那么我想:它也创造了我们精彩人生的一幕。

  冀朝铸:我和章含之同志是几十年的老友,30多年, 同甘苦、共患难。在这30年中,中国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证明了现在的领导人确确实实非常有眼光,看出世界,也看出我们中国是如何发展的。这让我们对我们的前途更加充满了希望,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召开这么好的聚会,谢谢大家!

  朱莉:谢谢主持人,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场合汇聚一堂,今天在场的那么多人,每个人都对那段历史做出了贡献,我深受感动。你向我再现了1972年时穿的衣服,她向我讲述了对我父亲的精心照顾,是你们赋予了这次展览生命力,使那些原本已沉寂了30年的遗物,变得活灵活现,谢谢你!使我们大家在三十年之后相会,不管是坐在台下、还是在台上的,我都感谢你们让我成为你们其中的一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今天。

  顾:我们大家也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观众当中。谢谢你们!我们今天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希望中美两国的友谊万古长青!再见。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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