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92年1月在深圳，图片左一为陈锡添。陈锡添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此后他撰写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引发海内外巨大反响。 江式高 图

　　陈锡添  

　　1941年生，广东新会人

　　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67年起历任《湖北日报》记者、东风汽车公司设备修造分厂办公室副主任、《二汽建设报》记者组组长，广州外语学院教师

　　1983年底，任《深圳特区报》记者，后任部门主任、副总编、总编辑

　　现任《香港商报》总编辑

　　早报记者 陈良飞 发自 深圳 

　　“南国春早。 

　　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

　　跨进新年，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各族人民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到深圳来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小平同志的到来，是对深圳特区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是对深圳人民最大的鼓舞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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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登的这篇长篇通讯引发海内外巨大反响，该长篇通讯由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采写。1992年1月，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在深圳的5天时间里，陈锡添作为深圳市委派出的唯一一名文字记者跟随采访。

　　时隔20年后，陈锡添依然对小平同志当年在深圳说过的每一句话记忆犹新，当时“小平同志有很多话要说，于是他就再到南方去”，陈锡添说，“我当时就注意到，他每次聊天都是一开口就谈重要的话，谈的都是改革开放前沿最重要的话题。从这些方方面面来看，我觉得他真是心里有很多话要说，真是不吐不快。”

　　南方谈话效果超乎想象

　　东方早报：1992年您接受采访任务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次采访责任重大”，您当时是如何考虑这个“重大”的？

　　陈锡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前的深圳是什么样的呢？1992年之前的几年，深圳的改革开放已经基本上停滞了。特区刚成立时，深圳当地领导们认为，中央给了我们政策，就相当于给了尚方宝剑，有了尚方宝剑，我们就可以大胆去试，大胆去闯，成功或失败都是一种财富，所以深圳的领导们都敢闯敢试，搞得非常火红，包括冲破计划经济的工程招标，包括拍卖土地的使用权，这些作为都非常大胆，可以说是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

　　偏偏到1992年之前几年，深圳的闯劲大大地减弱了，不敢去冲，不敢去试，为什么呢？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前，姓“社”、姓“资”的争论很激烈，几乎是一个精神枷锁，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当时深圳的很多企业也好，所有的地方党政部门也好，要做什么事情，几乎都要贴个标签。贴个什么标签呢？我们这样做是姓“社”，不是姓“资”。“左”的言论很猖狂，你一旦被定性为姓“资”，你的乌纱帽就没了，就要下台，“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潮”、“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满天飞。

　　在这种情景下，深圳以前敢为天下先、敢冲敢闯的劲头都消失掉了，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不见了，改革开放停滞了。

　　接到采访小平来深圳考察的采访任务时，我就意识到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对深圳支持的信号，对改革开放支持的信号。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来深圳，给深圳打了一剂强心针，他有一个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个题词很明白地表明了他对深圳支持的态度。

　　1992年小平同志第二次来深圳，我相信他又会给予深圳极大的支持，给予改革开放极大的支持，我相信他这次来可以改变沉默的、改革开放停滞的局面。

　　东方早报：即使您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小平同志此行的“重大”意义，但您的设想和后来的实际结果是不是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陈锡添：我觉得南方谈话的实际效果应该说超乎我的想象。他的南方谈话，在全国人民群众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十几亿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十几亿人民改革开放的热情调动起来了，他南方谈话之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深圳特区的“特殊政策”变成全国的“普惠政策”。深圳的胆子也壮起来了，他在讲话当中明确表示，深圳姓“社”，不姓“资”。

　　对于姓“社”、姓“资”问题，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要求“不争论”，并说“不争论是我的发明”，发展才是硬道理。后来，他又谈到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可以了。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一下子就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识，给予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而且把姓“社”、姓“资”的枷锁打碎了，不争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做就行了。     

　　南方谈话只能小平来讲

　　东方早报：1983年的12月20日，您成为《深圳特区报》一名记者，小平同志是1984年1月22日第一次视察深圳，第一次你虽然没有参与报道，但是当时您也算是亲历者，您能不能比较一下小平同志这两次南巡的异同？

　　陈锡添：总体来说，这两次小平同志来深圳，时代背景不一样，历史背景也不一样，1992年小平同志来深圳显得更为重要。

　　1984年，深圳特区刚刚成立没多久，那个时候社会思想各方面的冲突没这么大，一切都是初步的。邓小平来深圳视察是一个鼓励，进一步鼓舞深圳要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1984年的深圳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时期，各方面的经验可能不足，还要摸索着前进。

　　1992年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一定的程度了，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给卡住了，停滞了，停滞的原因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使得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另外，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考虑要何去何从；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均在4%~5%之间。面对这种形势，小平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1992年邓小平来深圳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前进不了了，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去掉“肠梗阻”。

　　再一个，他还要扭转一下中国的发展方向，当时中国的发展方向弄不好就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他来了之后重点强调姓“社”、姓“资”的问题不必去理会，不要去争论。姓“社”、姓“资”的讨论阻碍了改革开放，是“左”的表现，一定要以经济为中心，不要搞别的中心。

　　东方早报：他在深圳的时候就把内心的焦虑很清晰地表达出来了？

　　陈锡添：我曾经有一个说法，要是把他1992年的南方谈话综合起来的话，基本上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框架了。

　　当时的社会各界意见有些不一致，有些人认为要继续维持计划经济体系，认为改革开放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意见；另一些人认为，要走富民强国之路，必须改革开放，不要管原来的理论框框。

　　东方早报：他讲话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呢？比如说语言风格、语速或者身体姿态？

　　陈锡添：他坐在那儿发表谈话的时候，经常打着手势，扳着指头，慢腾腾地讲，讲得很慢，但是讲的话逻辑性非常强，非常准确。

　　88岁高龄的邓小平，思维是很清晰的，而且讲的话反映出他非常坚定。谈什么问题，比如说不走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提高人民的生活，不走这条路，而走别的路，就是死路一条。讲这个话非常的坚定，不容怀疑，不容辩驳这样坚定的语气。他谈的很多话都是使用肯定的、坚决的语气，我们都听得出来。

　　应该说，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对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如何摆脱贫困的局面，走向繁荣富强，这些事情在他头脑中是深思熟虑的，所以他才能高瞻远瞩地谈了这么多话。邓小平的讲话针对性这么强，领导性这么强，理论马上变成了巨大的力量，把十几亿人民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改革开放才势不可挡，不可逆转。

　　他88岁高龄了，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改革开放的潮流滚滚向前，不要停滞，如果停滞了，他的心血白费了，而且也只有他，才能够力挽狂澜，别人不行。

　　这番话，同样的话，只能他来讲，要是别人来讲，没用。他就是两个结合：小平同志在长期革命战争和建设的岁月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德高望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威望，这是其一；其二，他的讲话高瞻远瞩，指导性强，针对性强，又非常正确，正因为如此，他的谈话才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

　　小平说深圳姓社不姓资

　　东方早报：小平同志在南方的讲话内容涉及面很广，您后来也总结说，小平同志内容极其丰富，题材极其广泛，针对性和指导性很强。那么，有没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呢？

　　陈锡添：我觉得主线就是他在考虑中国怎么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迅速地让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加速现代化的建设，加快走向繁荣富强的步伐，推动中国前进。这是他的主线，改革开放也是为了繁荣富强，人民富裕；抓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缩短跟发达国家的距离，也是为了国家富强，他的谈话，万变不离其宗，都围绕着这个主线。

　　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是必然的，美国CNN电视台采访我的时候就问，假如小平不在1992年南巡，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没有小平，还有另外一个人，总有一个人，历史会造就这么一个人出来讲这番话，做这件事。我说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这是必然的，但是时间就是问题了，什么时候能够走向繁荣富强，什么时候能实现现代化呢？

　　小平在1992年讲了这番话，加快了中国现代化速度，如果不是他这次讲话，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还要探索，在苦苦探索的过程中，还可能会反复，受挫折，甚至付出痛苦的代价。

　　2004年，有一批学者又一次质疑改革开放，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都十几年了，这个问题还在反复。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立刻表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这场争论才平息下去。实践已经证明，改革开放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不可逆转的。

　　东方早报：小平同志在深圳讲了不少话，在您看来，当年最受震动的是哪句话，或者哪几句话？

　　陈锡添：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段话是，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还有一句话，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深圳姓“社”不姓“资”。当谈到办经济特区的问题时，小平同志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东方早报：这句话是不是给当时深圳的领导干部和普通民众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陈锡添：作用太大了，深圳当年是备受攻击。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老一代革命家来了深圳，一次吃饭找不着他，到哪儿去了呢，他在房间里哭。他说，在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都变了，我们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江山变色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还有人攻击深圳是“租界”，新“租界”，但是深圳还是往前闯，往前冲，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一起，深圳的发展就停滞了，说你搞资本主义，你就受不了了，已经把你搞下去了。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前，我去深圳一个商店里面看到，服务员比顾客还多，非常萧条，非常淡。

　　你说，深圳姓“社”不姓“资”这句话说得多来劲啊！后来不得了了，真正深圳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还是在1992年以后，在这之前有很多挫折，有过一段时间还在斗，还在反复。  

　　小平对香港很有感情

　　东方早报：深圳邻近香港，是面向香港的窗口，从时间点上来看，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深圳的时候，恰恰是中英签署联合声明的前夕；1992年，很多香港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前景产生了疑虑，对回归后的前景很焦虑，小平同志又一次来到了深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可以说是小平同志视察深圳除了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之外，还在对香港喊话，展现中央政府改革开放的诚心和决心？

　　陈锡添：小平同志对香港回归是非常关注的，中英谈判的时候，他的态度很坚决，坚决收回。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直想以治权换主权，她说，如果现在香港到期还给中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小平同志说，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也要面对，收回香港的决心是非常大的。    

　　小平同志来深圳第一天，就驱车来到了皇岗口岸。他站在深圳河大桥桥头，深情地、良久地凝望着对岸的香港，一句话都没讲。

　　我在旁边看着他，他对香港很有感情。在会见的时候，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握着小平同志的手，向他问好，并邀请他1997年访问香港。小平同志连声说：好，好。 

　　东方早报：如果我们反推，小平同志在1980年设立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除了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不是已经将解决香港问题的需要考虑进去了？

　　陈锡添：应该说，小平同志是把改革开放和解决香港问题两件事情放在一块儿考虑的。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他的目光当然比较远大，所以小平逝世的时候，尤其香港的很多老百姓觉得很遗憾，就差几个月，他没亲自看到香港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