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吕娟 综合报道

　　2011年8月，在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尴尬离职前后，中国新闻发言人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人们蓦然发现，在如今的微博时代，新闻发言人这一职业群体已经从机构的摆设俨然转变成了“高危职业”，越说越错、遭遇公众口诛笔伐似乎成了近期政府新闻发言人无法避免的尴尬。

　　从另一方面看，作为舶来品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仅仅在中国正式立足8个年头。2003年“非典”之后，包括王旭明、王勇平、毛群安在内的66个部委和地方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被誉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国内首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这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初建和标志性的一年。但此后，官场上言多必失、“只说正确废话”的潜规则使得很多新闻发言人成为政府部门的摆设。

　　由此而论，无论是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的“建立媒体黑名单”事件，还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7•23”动车事故后的言行不当，抑或更早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媒体无知论”、“上学买衣论”，都不因仅仅归结于新闻发言人个人的能力与水平，而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遭遇瓶颈的体现。毕竟，对比国外已经发展过百年的历史，刚刚经历过七年之痒的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尤显稚嫩。

　　白宫发言人：最高会议“第五人”

　　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的总统发言人。

　　1829年上任的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最早聘用新闻发言人的总统。自他之后的几任新闻发言人都是以私人秘书身份出现。直到1857年麦金利总统上台，新闻宣传助理才开始领取政府薪水。

　　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期间，当过记者的史蒂夫•厄尔利被任命为首任白宫新闻秘书。罗斯福首个任期内先后举行了300多场新闻发布会，厄尔利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厄尔利向罗斯福阐述职业规划时就要求不受限制地联络总统，直接向总统汇报自己的观点和评论。他还取消了事先提交问题的做法，提醒总统注意记者们可能提出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白宫历届新闻发言人当中有85%是新闻记者出身或在媒体工作过。而在近30年来，这个比例几乎是100%。

　　在选任标准中，美国政府看中记者出身的新闻发言人在传媒界积累的丰富人脉和经验，他们比一般政客更懂得媒体的价值，知道“枪弹”可能从哪里来，知道记者喜欢问什么问题、想得到什么答案。

　　白宫新闻发言人可以列席所有最高级别的会议，除了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第五个人就是新闻发言人。在这些会议上他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决策权，但必须全程参与，最短时间内了解决策全过程并思考如何向公众传播。

　　在很多场合和历史事件中，白宫新闻发言人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闻界强化了“知情权”概念。1966年，美国又颁布了相关法律：公众有权向联邦政府机关索取任何材料，如果政府机关拒绝公众的特定请求必须说明理由。

　　在此法律基础上的新闻发言人“公开运作原则”，是由福特总统新闻秘书内森阐述并持续使用至今的，甚至被用于所有负责对外公布信息的美国官员。内森总结了一套原则：讲真话，不撒谎，不掩盖，亲自公开坏消息，越早公开越好，并加上自己的解释。这一规范新闻记者与政府官员关系的基本规则一直沿用至今。

　　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被性丑闻搞得焦头烂额的那段时间里，全世界的观众都会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虽貌不惊人却能言善辩的“绅士”，他不时地出来为克林顿说几句“公道话”。他就是当时白宫的新闻秘书兼首席新闻发言人杰克•西维特。在危机公关和媒体应对方面，西维特拥有丰富的经验，并因参与处理了莱温斯基事件而在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历史上留下了颇有价值的一页。 

　　作为总统的“传声筒”，从克林顿竞选州长时，西维特就和他一起工作，之后又入选克林顿的总统竞选班子。长期的合作经历使得西维特成为最了解克林顿的少数人之一。“总统想说什么、不想说什么”西维特都几乎能做到了如指掌。当然，他更重要的职责是需要告诉总统，“某个话题对哪家媒体说合适、什么时候说合适，接受哪个记者采访合适”。

　　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西维特表示，美国总统应当从莱温斯基事件中吸取的教训是，不应当将自己的私生活告诉媒体。但如果选择告诉，就必须说实话。事实证明，在协助克林顿总统处理危机和帮助美国公众行使“知情权”方面，西维特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不断用简短机智的语言引导公众不应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总统的私生活上，同时指责媒体不应往水里“洒血”，“使得鲨鱼(打探总统隐私的美国公众)更嗜血”。

　　西维特在多年的新闻发言人经历中总结出的最核心经验是：好消息永远要留给总统去说，如促进世界和平、援助贫穷国家这样的话题。发言人自己则要处理那些坏消息，要辟谣，要让主流媒体不要听信某些消息，虽然这些很困难。

　　中国的“外交面孔”

　　虽然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正式建立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但实际上，新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出现是在1982年，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而在此之后，中国外交部率先开始实行发言人制度，至今已有22位发言人站在中外媒体的聚光灯下。作为改革开放之后首先面向世界的中国“外交面孔”，他们风格各异，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2年3月，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受邀的数十位中外记者站在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周围，听其发布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这场发布会虽然很短，却开创了外交部发言人的先河。

　　此外，钱其琛还是外交部发言人中最后任职最高的，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离开中国政坛。同时，他还是任外交部发言人时间最短的，“任期”只有几分钟。

　　在以男性为主流的发言人队伍中，外交部发言人中却出现了四位巾帼英雄，她们是李金华、范慧娟、章启月和现任发言人姜瑜。

　　作为外交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最早的女发言人，李金华在1987～1991年间的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频频亮相。后来，李金华被任命为中国驻新西兰大使，成为中国第二位派驻大洋洲国家的女大使。

　　在2000年之前，提起中国外交部最年轻的新闻发言人，人们想到的是被外电誉为“北京美人”的章启月。她在1998年获任命时刚过39岁生日，被誉为“中国最年轻的外交部发言人”。直到前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2002年上任，以年轻章启月一岁的优势成为迄今为止外交部发言人获得任命时最年轻的一位，同时也是任期最长的一位。

　　从“官职本位”到“专业本位”

　　2003年SARS疫情暴发后，从当年的4月初到6月24日，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也成为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标志。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了首批新闻发言人名单。

　　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与清华同事李希光、董关鹏等教授一道培训了包括王勇平等来自66个部委和地方的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开班时，究竟由哪一级别的官员来担任新闻发言人仍未最后决定，而且这些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另外还有自己的工作主项。

　　这个被称为“黄埔一期”的培训班为期不过5天，首批学员对于媒体和传播几乎没有概念，相当一部分人从未面对过镜头。在史安斌看来，这一切均为日后酿成的各种事件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作为“黄埔军校”的首批学员，王旭明、毛群安、王勇平等均属于“个性”一族，在大多数新闻发言人选择“言多必失”的集体缄默时，他们能够站出来面对媒体和公众直抒胸臆，在史安斌的眼中实属难得。

　　只是，这些有个性的新闻发言人还未来得及接受循序渐进的磨练，就遭遇了以微博为标志的中国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缺乏实战经验的他们根本无法跟上媒体发展的速度。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和“奇迹”在网络中一夜之间成为热词的时候，王勇平无可避免地被置于新媒介生态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困局的夹缝之中。此时的人们，很难忆起他曾经的“温和、文雅”以及每次在遇到采访围堵时都会坚持答完记者的最后一个问题。

　　同样，王旭明曾经是“黄埔军校”中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颇有建树的一名。他在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时候，第一个在网络上直播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第一个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与当事人连线，第一个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网民的提问。但也正因为这些密集的曝光，使得他日后的不当言论被媒体放大，备受争议。

　　如今，王勇平和王旭明都离开了新闻发言人的岗位。从“栅外人”的角度，他们似乎更能够看出制度内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可以容忍许多该说话而不说话的官员和新闻发言人，却不能容忍一位发言人说错一句话，这不公平。只有有了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才能让更多的发言人走到台前，张开口”。

　　在史安斌看来，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只有从目前中国特色的“官职本位”转型为国际通行的“专业本位”，才能真正走出新闻发言人制度发展的瓶颈。“目前的政府发言人都是‘官员’出身，新闻发言人只是他们的兼职，擢升与否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这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因此，新闻发言人发言与否成为一个自选动作。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危机管理专家王微则指出：“中国许多新闻发言人的脑袋不是长在自己肩上，而是长在背后机构的脸上，甚至是为领导挡子弹的。功夫在制度之外，没有制度的改革，再好的新闻发言制度也只能半途夭折，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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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前白宫发言人的一天

　　杰克•西维特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首席新闻发言人。他这样描述自己在白宫的一天：

　　早晨6点，开始看一大摞报纸和情报部门送来的简报，这么做是为了知道得比媒体多一点儿。

　　7点，看电视台早间新闻报道，了解他们是个什么调子。然后，打电话给一些官员了解他们对热点新闻的看法。

　　7点半，参加白宫办公厅主任召集的高级官员例会，知道总统要做什么。

　　9点，有一个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提出的问题，了解媒体今天想报道什么。

　　9点半，政府各部门的发言人要开一个电话会议，要把上一个会的内容告诉他们，特别是要告诉他们媒体今天可能要了解什么问题。

　　10点，总统会见记者，会做一个简短的发言，要先跟总统介绍一下今天的情况。

　　下午1点，要站在讲台上回答记者的问题，大概有1小时时间，这是一天里最困难的时段。

　　2点以后，有时会上电视台接受采访，或者推荐支持政府政策的人上电视台，还要确定晚6点各大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哪位官员上镜合适。

　　6点，晚间新闻节目播出时要盯着，因为有时报道会出错误，报道政府的立场时不够准确，我会打电话过去跟电视台说，这样重播时就可以纠正。

　　7点，是报纸截稿时间，我有时会打电话告诉他们有些事情不能报，但是他们很少听。

　　下班时，叮嘱值班的人，如果记者打电话来打听消息，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可以说。

　　回家后，还会上网看新闻，之后打个电话给值班的人，询问哪家媒体又来打听什么消息了。

　　晚上11点半，休息的时间大概到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9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