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朱镕基同志为国务院总理。新一届政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此前，朱镕基同志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改革力度比较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经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后组织实施。经过改革，撤销了9个工业部门，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到29个，机关工作人员减少近50%。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与会人员提出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等“五条要求”。并且对与会人员国内考察、出席会议和参加事务性活动提出了“约法三章”。1999年3月5日，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

　　(十一)1998年上半年，正在蔓延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逐渐加大。中央果断地把宏观调控重点从治理通货膨胀转向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并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相应增加银行贷款，用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1999年3月以后，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消费需求不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通货紧缩的趋势。1999年7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制止经济增长下滑趋势》的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重点是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增加社会需求，还要努力扩大出口，积极利用外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改革，确保社会稳定，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1998年到2002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共发行长期国债6600亿元，带动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了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使水利、交通、通信等建设显著加强，并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也多渠道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了消费需求，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对此，朱镕基同志在2002年12月25日接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作了全面的总结。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纷纷大幅度贬值，对中国出口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1998年5月以后，中国出口持续负增长，国外舆论普遍预测人民币将大幅度贬值。1998年6月26日，朱镕基同志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无论贬值会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我们也不能那样做。对别人损害太大，最后也会损害我们自己。”在随后继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几年间，中国一直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赢得了亚洲和全球舆论的广泛赞誉。事实也证明，这个决策有利于我国对外开放和出口贸易的长远发展。

　　(十二)1998年7月至8月，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九江长江大堤溃决。朱镕基同志多次亲临抗洪一线视察并指导防汛工作。8月8日至9日，朱镕基同志到湖北省直接指挥防汛抗洪工作。他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长江抗洪工作的决定精神，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大灾过后，8月28日至9月12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到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湖北、江西、湖南、四川、重庆等省区市考察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提出了“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的三十二字工作思路，并且作出了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决策。1999年8月6日，朱镕基同志到延安等地考察，提出为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要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

　　(十三)1998年7月，针对走私活动猖獗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深入开展反走私斗争。7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在全国迅速开展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和专项斗争作了部署，强调要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要深化改革，建立反走私新体制，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建立以海关为主，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联合缉私，对查获的走私案件由海关统一处理的制度。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走私问题，朱镕基同志指出要“着重打击法人走私，特别是要打击那些有特殊背景的法人走私”，“党政机关和军队、武警部队是吃‘皇粮’的，绝不能经商办公司”，“各地的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都要坚决清理所办公司及其挂靠公司，并限期同所办公司和挂靠公司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

　　(十四)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是朱镕基同志在新一届政府成立时提出的五项改革中的一项。早在1991年，朱镕基同志在东北地区调研时，看到居民住房十分困难，就提出要研究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此后，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国家、集体、个人一起拿钱，来解决住房问题。1994年8月4日，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的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根据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2日关于房改政策的谈话和上海市在1990年至1991年搞房改的经验，强调了城镇住房商品化和建设“安居工程”等政策。同时，他指出实行住房商品化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要让老百姓买得起，要多建普通住宅，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项目。在三年多的改革实践基础上，1998年上半年，朱镕基同志主持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于1998年7月3日下发。《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同时提出，要调整住房投资结构，重点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工程”)，加快解决城镇住房困难居民的住房问题。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出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

　　2002年1月9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议，研究加强城乡规划管理问题，针对当时在城市建设方面存在的浮夸、铺张和不顾实际情况之风，指出要制止城市建设盲目扩大的势头，城市建设要先规划后建设，“工作重点要放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像修上下水道、解决城市交通等。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是重点，不是去盖那些高楼大厦”。2003年2月1日，他到北京市看望工作在一线的公安民警和公交职工时，指出改善城市交通“一定要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不要放在发展小汽车上面去”。

　　(十五)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新一届政府提出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贸易锐减，加上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国内产能过剩，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供大于求。这种状况使历史包袱沉重而且经营机制转换又未到位的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大批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上千万职工下岗。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朱镕基同志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大有希望》等讲话中，对当时国有企业面临困难的原因作了全面分析，强调在国家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国内需求的同时，要坚决制止重复建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强调必须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使企业富余人员能够分流；强调办好企业的关键在领导班子，不要由行业主管部门管企业，要通过稽察特派员等制度加强国家对企业的监督。朱镕基同志指出：“整个这一套办法，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搞好国有企业的道路。”1999年7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省、部长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支持国有企业脱困的三项重大措施，即“债转股”、用国债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企业上市融资。在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和改革目标的同时，朱镕基同志力推打破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的改革，通过改革政府机构以实现政企分开，并在电力、电信、石油石化、航空、军工等系统推动分拆重组，打破这些领域独家垄断的局面，推动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

　　(十六)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建设，也是一个具有开拓创新性的重大改革任务。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擅自破产、兼并和下岗职工无人管等问题，1997年1月6日至8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提出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方针。朱镕基同志在到会讲话时指出，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就没法分离和安置富余人员，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搞再就业工程。1998年3月25日，朱镕基同志在东北地区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进行调研时强调，对于符合政策的下岗职工，一定要保障其基本生活。从1998年开始，为保障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我国逐步建立了“三条保障线”，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1月13日，朱镕基同志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把“两个确保”落到实处，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2000年5月26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座谈会，他在讲话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工作重点、范围、目标和要求。

　　(十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历经十多年的曲折历程，其中与美国的谈判最重要也最艰难。朱镕基同志1999年4月访问美国期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直接谈判，充分阐明我方的立场和诚意。1999年11月13日和11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关键时刻，两次会见美国贸易代表团。《实录》收入了他与巴尔舍夫斯基等人的这两次谈话，生动记录了朱镕基同志亲自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具体情节。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十八)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的问题。2000年3月13日，朱镕基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安徽省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农村实行“费改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根本性政策；为慎重行事，先在安徽省搞试点。农村“费改税”以后，只要是收费都一律不允许。为避免把收费转移到税负上，朱镕基同志提出要下大力气抓精简机构、抓转变干部作风，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

　　(十九)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具有重大和深远意义的战略部署。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朱镕基同志任组长。在2000年1月22日召开的西部地区开发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西部地区大开发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科技教育。力争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已经决定对西部地区实行重点的倾斜政策，在建设资金投入、项目安排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制定了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参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先后决定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一批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工程项目。

　　(二十)进一步完善财税改革，是朱镕基同志提出的新一届政府五项改革任务之一。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个人所得税全部划分为地方税，企业所得税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或地方收入。这种划分方法，不利于制止重复建设和促进企业公平竞争，也不利于中央调剂地区之间财力差距。2001年11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经过反复考虑，并经中央同意，决定企业所得税不再按隶属关系划分，全部和个人所得税合在一起，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中央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支援西部地区开发。这项改革是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的延伸和完善。

　　(二十一)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他多次强调“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问题始终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生命线”。2001年，为解决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泛滥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决定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合并，组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整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将国家新闻出版署调整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将这三个市场监管部门升格为正部级。同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办市场彻底脱钩。2001年7月13日、7月27日和12月13日，朱镕基同志分别参加这三个部门的干部座谈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强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能，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大举措。

　　(二十二)朱镕基同志十分重视加强审计和舆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1998年12月15日，他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时的讲话中指出，审计部门要站在国家和法律的立场上，对外公布和报告审计结果，谁干预就处理谁。2002年1月4日，他在听取审计署工作汇报后指出，要建立审计公告制度，使审计工作发挥效果，起到威慑作用。为表示对舆论监督的支持，1998年10月7日，他专程到中央电视台，看望了《焦点访谈》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并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2001年12月6日，朱镕基同志在新华通讯社总社各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对不良现象要进行揭露，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也才能使人民群众看到信心。

　　(二十三)2003年1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顾五年总理任期的工作时说：“这五年，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这么好，但是绝不可以盲目地乐观，然后就浮夸，就折腾。我们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形势发展都是有周期的。我们不要走历史的老路，这就是我留给同志们的一句话。只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毛病，其他问题上就好办了，就不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不可收拾的问题。”

　　《实录》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文风朴实，充分体现了朱镕基同志讲真话，办实事的风格。《实录》的出版，对于了解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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