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看中国

　　中国问题研究是人类可选择的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

　　文 | 唐磊

　　三卷本的《哈佛看中国》以学术访谈形式集合了哈佛大学46位顶尖学者谈论个人学术成长经历及中国研究的心得，该书主编张冠梓自述其耗时一年、颇费心力编成此书的深衷在于：“看看在改革开放30年后，在我们辛勤工作挣下点家底之后，那些站在世界学术制高点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如何述说我们的故事，如何预见我们的未来。”

　　被看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浑然如一的对象。在包括受访诸贤在内的许多中国学家眼中，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中国北方与中国南方差异之大足以令人怀疑它们是否是一个连续体或统一体。因此，才会出现目前知识界在有关中国发展模式、核心价值以及未来道路等问题上的莫衷一是。这是中国问题的魅力所在，更是困惑所在。

　　正如史华兹所说：“问题，由于是存在性的，所以是普遍的；答案，由于是人做出的，所以各种各样。”即使关于“中国”的叙事如万花筒般缤纷，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我们仍然可以清理出一些关键性的同时又是事实逻辑的必然问题。例如，经济持续进步与民主政治的相对滞后的矛盾、环境破坏对工业发展与城市化的掣肘、城乡差距与地区差距扩大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威胁、开放金融市场与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两难、缺乏共识的价值多元与核心价值观的诉求间的困惑⋯⋯凡此种种，都是今日中国遭遇的“存在性”且“普遍”的问题。

　　至于答案，也确实因人而异。比如在民主政治的问题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珀金斯教授认为不能像管理哈佛(主要由六位完全自我任命的理事会成员决定学校重大事务)那样管理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必须逐渐找到一种能让大部分人参与政治的方法。而社会学出身的傅高义教授则希望看到一个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公有制的中国。

　　又如在传统文化资源对当代社会建设的意义问题上，新儒家代表者之一的杜维明教授仍坚持儒家文明可能产生积极力量，问题只在于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而人类学家华琛觉得儒家思想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是财产体系和亲属制度体系这些基础东西的次生性产物。思想史家林同奇则认为儒家与现代民主、科学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只有在民主、科学已经开始启动时，儒家文化中的某些因素方可以推动它、平衡它的发展。这正是多面镜的意义，使我们得以从多角度投影中认识自身，让各种话语、各种可能相互碰撞，极大地拓展我们自我认知的视野与能力。

　　这本书更进一步的意义则是史华慈说的：中国问题研究是人类可选择的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对人类发展经验的认识。■

　　《哈佛看中国》

　　张冠梓 编

　　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