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制度化

　　2009年，山东省兖州市委组织部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意见》，试图以强化党员主动退党和推行处置不合格党员票决制为突破口，使党员队伍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这份旨在完善党员退出机制的文件中，将党员的退出分为主动退党和被动退党两种情况，明确党员退出程序，细化退出具体步骤。

　　主动退党只需要经过支委会审核、党员大会讨论、上报备案即可退出。

　　该文件称，按《党章》规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如果一名党员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不愿履行自己的入党誓词和党员义务，或不愿接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愿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可以提出主动退党。本人提出要求后，经党支部大会讨论同意后宣布除名，并报上级党(工)委备案。另外，在民主评议党员中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经教育不愿改正缺点和错误的，也可以主动退党。

　　对于被动退党的则需要经过调查核实、初步会审、谈话、讨论表决、上报审批以及材料归档。

　　被动退党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1.“三不党员”，即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缴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的党员，按自行脱党处理；2.在民主评议党员中被评定为不合格党员，经核实确实不符合党员条件，且帮助教育后仍无转变或不愿转变又不愿退党的党员。对这类党员应当劝其退党，对坚持不退的提交党支部大会讨论决定除名；3.上年民主评议党员中被做限期改正处置，限改期满后仍被评为不合格党员的，党支部应及时劝其退党；4.影响较大，严重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党支部应及时劝其退党。

　　同样，该文件中要求：要分清党员主动退党与被动退党的区别，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使退党者能心情平和，没有思想包袱。“对平时表现较好，能发挥党员作用的党员，要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进行必要的帮助教育，使他们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如果经过帮助教育后还坚持要求退党，则不做硬性挽留。”

　　山东省兖州市委组织部组织科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材料时主动介绍，“自文件出台后，那些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的党员，都及时与党支部联系，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因此他们至今未启动过党员退出程序，也未处置过一名党员。

　　显然，兖州的试点更像是一次警告，其规范意义大于惩处。

　　朱昔群补充说，虽然目前没有为主动退党者设立专门的退党程序，但存在类似机制，只是现实中一直没有严格执行而已。党章规定，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支部大会应当将其除名。

　　叶笃初则认为，现实中并不存在大量退党的事情，只是某些人对有些问题不高兴或不满，发牢骚喊退党。“党历来重视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硬性劝退、开除党籍的规定，也有柔性的一面，对于一般的不是原则性的错误，一般还是批评教育，进行挽留。”

　　甄小英建议，有些人不一定非得犯罪才清退，对于那些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影响不好的，要坚决清退，“这部分人混在党内，不利于提高党员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影响党的执政形象”。

　　上述专家均认为，如何完善退出机制，使得入口严格，出口通畅，形成组织内的良性循环，正是下一步中共党建工作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

　　中共向现代政党的制度转型

　　革命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执政则必须建设一个新世界

　　文/邓聿文

　　中共建党89周年纪念日前夕高调推进的几个举措，如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11个中共党务机构的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亮相；中组部召开党内统计专题新闻发布会，罕见公布最新党内统计数据；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接受中外记者提问，向外界介绍这所培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最高学府的有关情况等等，无不显示出中共正有意对外打造党务公开透明的现代政党形象，因而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引领人民实现。就当下情形而言，这个政党只能是中共，因此，中共所担当的历史使命，令其自身建设一直被民众寄予厚望。

　　中共经由革命获得执政权。革命可以砸烂一个旧世界，执政则必须建设一个新世界。因此，如果仍然沿用革命的逻辑和思维去引领人民从事建设、治理和执政，必碰壁无疑。也就是说，取得政权后的革命党，对于其在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党自身建设的思想、思路等一套东西，必须改变，以适应执政后的新形势。这个革命向执政的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

　　长期以来，中共的这个转型比较缓慢，不用说改革开放前的30年，即使是目前，中共的一些思想、体制、架构、手段还停留在革命党建设时期。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认识方面的问题，长期执政形成的部分党员干部的利益刚化，以及监督弱化而导致的腐败等。对此，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有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议作了清楚的表述。

　　中共向现代政党转型，走向民主和开放，更基于以下两点：其一，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利益的分化和整合导致执政基础发生改变，惟有民主才能保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利益、市场主体和组织结构，要保持社会和谐发展和运转，就必须对市场中的不同主体的产权和民主权利进行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和治理结构。惟有民主才能做到这一点，并在公开参与的过程中形成能够指导人们集体行为的决议。换言之，民主为容纳和协调各种社会差异和以正义的方式调解价值冲突提供了基础和制度途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超大国家、超大民族中，中共如要始终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发扬民主，善于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及其有效执行。

　　其二，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的发展，特别是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大众媒体如电视、网络等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使得政党运作模式发生变化，由过去的相对封闭走向开放和透明。今天，如果还有哪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向党员和民众垄断信息，不但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民众信息权的扩大必然要求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改变封闭的运作方式尤其是信息传播方式，使党的决策更好地反映民众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在民众和政党的互动中，民众不再是政党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也成了一个信息的传播者。这无疑让民众能够更直接了解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行为，从而更好地行使对执政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初步实现了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即分权式的市场化经济改革。但客观而言，包括党内民主在内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化则发展比较缓慢。从中共的现状来看，经过89年的发展，目前党员人数达到7799.5万名，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还多，党员构成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带领这样一个超级组织前进，必然要求中共按照现代政党的标准，重塑自己。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行党务公开是使中共成为现代政党的必要一环。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推进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十七届四中全会又首次提出要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今后需要加强的，一是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全体党务部门推开，尤其是中南海应该设立发言人，这不但能体现和展示中共推进公开透明之决心，而且对全面、准确地传递中央的政策、立场，加强“新闻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二是改变党务部门新闻发布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上公开多，实质上公开少；结果公开多，过程公开少；原则方面公开多，具体内容公开少”的现象。发言人制度必须做到货真价实，否则，有名无实，反而有损中共的形象。

　　在党务公开的基础上，建立中共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对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也刻不容缓。中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在经济成分多元化尤其私人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共有必要拓展自己的阶级基础，将更多的经济精英纳入自己的麾下。不过，党的“扩容”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很多人并不因为真诚地信仰党的主义，而是怀着其他目的混入党的队伍，要防止这种“入党动机不端正”的情况，以及党员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对党的侵蚀，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清理、处置不合格党员的退出机制”。

　　目前，中共对党员的入党要求有考察期、教育期，入了党还有预备期，应该说，“进口”还是很严格的。“出口”除了自己退党外，还有两条途径：一是组织处置；二是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对不合格党员的清退，虽然《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一些规定，但由于对不合格标准的制定过于原则，定性多、定量少，柔性多、刚性少，伸缩性比较大，实际操作性不强，除非自己退党或违反党纪国法，否则很难处理。应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不合格党员的处置程序，包括建立党员资格审查制度，定期对党员资格进行审查；坚持党员民主评议制度，严格教育处罚机制；加强对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及时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等。

　　总之，对一个有着89年历史，执政也逾60年的全球第一大党来说，中共从幕后走向前台，用制度化的手段加强和民众的沟通、了解，让自己在聚光灯下受到党内外的更多监督，这份用心值得肯定。如此下去，中共必定会完成向现代政党的制度转型，从而引领人民更好地实行民主。 ★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