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

　　“从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在深圳富士康，来自江苏宿迁的农民工李光斌的表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南京师范大学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2.7%的受访者将“拥有自己的公司”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首选项。

　　显然，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

　　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

　　“我们不停地加班、再加班。”在东莞一家日资企业打工的19岁农民工这样陈述她的感受，“城市想要的只是我们的劳动，并不是我们这个人。”

　　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下子投入半军事化的企业中，随着原有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

　　“涨潮般来到工厂，又退潮般地离开。除了很快卖出去的产品，这个企业，连同这座城市，没有留下他们的多少痕迹。”社会学家沈原对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描述。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

　　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但事实上，城市的建设和运转早已离不开这群人。”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佟丽华说，我们再不能漠视这个群体的人生诉求了。

　　中国目前拥有近1亿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者。

　　“但从认识、制度到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

　　尽管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国家已出台大量政策措施，但一些突出矛盾和障碍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现在需要的是，以更强有力的手段破解矛盾，消除障碍。”北京大学王锡锌教授说。

　　每一个人尊严和幸福的获得，除了有赖社会的公平调节与人文关怀，也取决于自身的奋斗。

　　28岁的周俊2001年到富士康工作，2004年从普工晋升为线长，2005年升为组长，2007年升为课长，在深圳安了家，把父母也接了过来。为了掌握数控加工的知识，他上班之余买回很多书籍自学，晚上经常读到深夜。

　　“这个杯子我看一眼，就能把它做出来。”周俊指着面前的一杯橙汁对记者说，“我觉得，只要脚踏实地努力，就有机会和上升的空间。我还年轻，会继续努力！”

　　“必须让年轻一代懂得，任何成功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只有更多地提升自己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更多地融入社会，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谢春风说。

　　在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争取城市文明一席之地的同时，还要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培养给予更多关注。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发出通知，强调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

　　一边是对“尊严生活”的渴望，一边是精神归属的失落——加快社会建设不容迟滞

　　这是一个渴望尊严的群体：

　　与物质生活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在幸福感、归属感等精神生活上有着更加强烈的需求。前不久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在杭州的440名外来农民工中，有66%的人把家庭生活、朋友交流、文化娱乐列在了“精神生活清单”的最前列。

　　这是一个几乎和社会隔离的世界：

　　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批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崛起于城市边缘的废墟上，又往往成为城市的“城中城”：大墙一围，自成系统，外人想进去十分困难，仿佛是一个“独立王国”。

　　巨大的反差折射，在这些“巨无霸”企业中，社会建设和管理还存在明显的“短板”。

　　“社会上的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好像被社会遗忘了！”一位富士康员工感慨。

　　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利益调整期。审视处于漩涡中的富士康，社会建设和管理凸显滞后和缺失。

　　党团群众组织存在“覆盖盲点”——

　　在2.3平方公里、45万人的富士康，“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对员工关系的贴切描述。富士康今年5月中旬举行的一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的室友名字，可以拿到1000元奖金。遗憾的是，没有人拿走这份奖金。

　　直到2007年底，富士康才成立工会，仅有的15名专职人员未能有效发挥维权职能。绝大多数员工游离在党团组织之外，得不到关怀和帮助。在深圳市总工会的问卷调查中，党团、工会组织被富士康员工列为“最少求助”的对象。

　　政府公共职能暴露薄弱环节——

　　改革开放之初，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前来投资办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当时的社会提供不了这些劳动力的公共服务，渐渐形成了包吃包住的“企业小社会”模式。加之保税区等政策背景，政府基本不插手企业围墙内的事情，很多问题因此得不到及时解决，遇到矛盾难以有效处置。

　　“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我们确实存在跟不上、不适应和需要改进的薄弱环节。”深圳市政府这样反思。

　　社会服务“跟进不力”——

　　企业已具城市规模，却没有城市功能；企业拥有一些公共设施，却无法满足员工的多样需求。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政府派出1000多名社会工作者进驻企业与员工交流，疏导员工情绪。投诉渠道不畅、情感问题、家庭问题……这些长期困扰于员工心中的问题被集中倾诉出来，一些员工感慨：“终于有人来听听我们的心声了。”

　　“在一个封闭的企业型社会里，员工压力随处可见，精神需求无法满足，迫切需要建立社工组织、心理咨询等一系列社会服务体系，增加人文关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说。

　　发展中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对社会成员各方的角色定位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

　　“富士康事件是一个标本，表明政府和企业在职能上还没有完全厘清。围墙之内，企业的员工实际上成了企业中的社会人，8小时内外的事企业都要管，但又管不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国仁提出，当务之急，是政府和企业合力，尽快补上“短板”。

　　记者注意到，“富士康事件”后，深圳市公安、劳动、文化、卫生等多个部门进入厂区，有针对性地提出强化、改进和弥补措施。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还是临时性的治标之举。要使社会建设不留盲区和死角，还需要在治本上下大力气，花大工夫。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均衡化，重点加大对基础薄弱和问题突出领域的投入力度；

　　——加大工会维权力度，切实保障全体劳动者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加快培养社会工作人才，健全社会工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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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点上，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等矛盾更为剧烈，更加频繁，管理和协调难度更大。”孙立平指出，但这是一道绕不过的难题。

　　“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警示作用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也同样包括社会层面、人文层面。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一个社会记忆功能的强弱，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进步。

　　人们期望，“富士康事件”能铭刻在社会的记忆里，为我们的科学发展提供永恒启迪。(记者：陈芸 谢登科陈芳；宋振远 车晓蕙 崔峰 彭勇 蔡国照 刘大江 詹奕嘉 孙闻 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