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是电影,残酷的是现实
——《拆弹部队》与伊拉克战场
本刊记者/吕娟综合报道
真实的拆弹部队终将从伊拉克战场消失,伊拉克人民将被迫成长为新一代的拆弹专家。
女导演凯瑟琳·毕格罗的作品《拆弹部队》包揽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6项大奖的前后,发生了两件颇具深意的事情:3月6日,美国一名叫杰弗里·S·萨维尔的退伍士兵站出来向制片方提起诉讼,称自己是影片男主人公“詹姆斯”的原型,“詹姆斯”的故事实际上是剽窃得来。
而3月7日,是伊拉克自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的第二次议会选举投票日,62%的伊拉克选民参与了投票,这样的热情,在投票日当天巴格达此起彼伏的迫击炮、火箭弹和路边炸弹的爆炸声氛围下,尤显悲壮。
是他们,不是他们
《拆弹部队》在美国驻伊士兵(包括退伍军人)中引起了两种矛盾的反应,一种如同萨维尔,认为影片的男主人公太像自己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电影过于夸张,细节处有很多不实,真实的拆弹部队,远比影片中表现的纪律严谨,面临着更严峻的生死考验。
影片编剧及原小说作者马克。鲍尔,原本是一名战地记者。
伊战期间,鲍尔曾跟随一支拆弹部队采访,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在《花花公子》杂志上刊载。随后,鲍尔又将小说改编成剧本。
鲍尔在伊拉克共采访了100多名美国士兵,萨维尔便是其中的一名。鲍尔曾跟随过他的部队,萨维尔称,他曾向鲍尔提供了他个人最有价值的信息,包括影片的名称,和“詹姆斯”这个角色的绰号“一号爆破手”——这也是萨维尔在伊拉克的呼叫代号。
在萨维尔看来,“詹姆斯”就是自己,在枪林弹雨中冒险,在危机四伏下求生。影片中,“詹姆斯”退伍后已经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他对自己的孩子说,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大体应该有一两件热爱的东西,而我,只剩了一件。于是,他选择了重返战场,决定在自己的最爱“怀抱”中终结一生。
退伍士兵萨维尔的选择是将《拆弹部队》告上法庭,因为它伤害了自己的感情。“他们(电影制片方)什么都没给我”,萨维尔愤愤地说,“好莱坞利用退伍士兵牟取了数百万美元利润,这是一场历史性的不公正事件”。
另一群美国退伍士兵对《拆弹部队》表现出了不屑,其中不乏华裔士兵,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博客中,列举了数十种影片与事实有出入的细节,但这些无疑反映了一个现实:真实的防爆工作,比电影中描述得更加残酷。
在伊拉克的大街小巷,炸弹无处不在。2006年至2007年,60%阵亡的美军并不是被子弹夺去了生命,而是被爆炸装置夺去了生命。而到了2009年年中,驻阿美军75%的伤亡都是自制炸弹造成的。为了应对自制炸弹日益增多的威胁,继伊拉克后,拆弹部队也被调入了阿富汗。
电影主人公詹姆斯上士是一名出色但是意气用事的拆弹专家,这与真正的拆弹专家相去甚远。“詹姆斯太像扛着枪的牛仔,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人。”美军驻伊拉克东部省份的队长飞利浦说。
事实上,无论在伊拉克还是阿富汗,美国及其盟国的拆弹人员都处在随时会死亡的境地。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丰富的经验、缜密的思维过程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十分的谨慎——但凡机器人能做的就不会亲自去做,能用密封罐转移到荒郊引爆的就绝不到近前去拆弹,穿着防护服,拿着工具箱,听着自己沉重的呼吸走向炸弹,这是他们最没有办法时才做的事,而且是最不愿意做的事。
“电影里的拆弹专家的性格并不合适这一行业。这样自大的人会使整个部队陷入危机。”
残酷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2009年10月31日,在阿富汗战场有“拆弹王”之称的奥拉夫·施密德在排除他在阿富汗遇到的第65枚炸弹时,被炸身亡,此时,《拆弹部队》已在美国公映。
适应危险的平民英雄
詹姆斯无疑是被好莱坞工厂塑造出来的一个英雄,他勇敢,但同时充满人文关怀,甚至是浪漫,比如在漆黑的夜晚独自追捕炸弹制造者,比如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骑着美军的脚踏车闲逛巴格达,在最后时刻试图挽救那个被迫的自杀袭击者。
而这些在战争地区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如今,虽然距离电影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已过去了6年,隐藏在地下的武器和炸弹依然是伊拉克人生命的头号威胁。
在电影中,主人公詹姆斯把炸弹碎片藏在床下。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将会被控告藏匿证据。真正的拆弹专家是不能将战利品当作纪念物带回家的。
但拆弹专家们会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炸弹碎片,以便通过炸弹的构造辨别出炸弹制造者的身份。“每一个炸弹制造者都有自己的一套风格。他们有的一直会在炸弹上署名,有的一直是使用某一种电池。”一些美国的拆弹高手承认,尽管从未与对手谋面,但有时也不得不“敬佩”对手的制弹水准,他们显然正在不断适应美军的改变,自制炸弹的威力越来越强,触发方式也越来越多样。
但是,即便遭到很多美国士兵的指责,有一点是他们可以认同的,那就是对于拆弹专家来说,每当任务完成时,他们都会极度兴奋,正如电影里所说的肾上腺素快速分泌。
没有人天生喜欢危险,但是却可以适应危险。一个女导演,将她的镜头对准了现代社会中、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群,透过血雨腥风的战场来展现人性——士兵们在战争中发生心理问题、几近崩溃,最终习惯了危险的存在。这让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无法理解,或许因此,即便影片成为本届奥斯卡的大赢家,最终在全球只收回2000多万美元票房,其仅投资就花费了1100万美元,在历届奥斯卡影片中,这是票房最少的一部。
被迫“成长”的拆弹专家
目前,美军驻伊拉克总兵力约11.9万人。按照美伊驻军地位协议,美国计划在今年8月31日前撤出所有作战部队,留下3.5万至5万军队担任训练和支援等任务,并在2011年年底前全部撤出。
从这个意义上说,《拆弹部队》是为拆弹专家这个群体鸣奏的一曲挽歌——他们终会从战场上消失。
事实上,在这部影片正获得空前荣誉的同时,拆弹专家在伊拉克的工作性质已在发生改变。随着伊拉克的安全级别在日益提高,拆弹专家的任务也越来越少,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正在为今年9月前的撤离做最后的准备,拆弹专家们正忙着向伊拉克人民传授拆弹知识,后者将承接这项高危工作。
“其实,我们还不是好老师或好顾问。”24岁的参谋军士安德鲁。克鲁格说,“只有在你亲身操作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到底该如何处理某些细节问题。”
适应危险的人走了,却没有带走危险。
伊拉克的平民将被迫“成长”为新一代的拆弹专家
伊拉克人民喜欢怀旧,动不动就谈起30年前的伊拉克——自1973年伊拉克经历几次石油危机之后迅速暴富,人民开始享受高福利、高收入的生活。
然而,战争毁灭了一切。高失业率、贫困、武装袭击和爆炸缠绕着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和人民。
3月7日,是伊拉克自2003年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的第二次议会选举投票日,出人意料的是,62%的伊拉克选民参加了投票,许多选民甚至带上了自己的孩子,“要想改变就要投票”,痛苦催生了他们最朴素的想法,尽管很多人收到过“基地”组织散发的禁止民众投票的威胁信,尽管投票当天巴格达充斥着闷雷般的爆炸声,“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在为他们投票”。
影片《拆弹部队》开头有一句台词,“战争对于男性,就像毒品”,这或许是“詹姆斯”们内心的真实。但是,对于留在炸弹危险中的伊拉克人民来说,战争,提示了他们生命意义的存在。
(本刊综合《国际先驱报》、《京华时报》、新华网报道)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4月上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