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

　　我们刚才回顾了过去一年来中国取得的很多成就，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民生方面，还有一些政策创新方面都有，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进行到了对2010年的工作部署，对于2010年总理在报告中对当前的形势已经做出了一个宏观的判断。总理说到今年的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请各位专家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吧，我们目前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有哪些？

　　赵锡军：

　　总理的报告里面一开始讲“两难”的情况增多了，经济里面也体现了这种状况。大家比较关注我们在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项目，同时银行也发放了大量的信贷。用术语来讲，我们在2009年大量的投入带来了经济的增长扩张，同时大量的项目在2009年开工，包括2010年可能还有一些新的项目开工，带来的结果有可能使得某些方面可能会投入得更多一些，可能会带来价格的上升，有可能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加大，再发展下去如果控制不好可能会出现膨胀泡沫。如果2009年不做这个事情经济起不来，做了以后在2010年甚至后边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结果，这个度怎么把握好很难说。

　　赵锡军：

　　在“两难”中间包括“度”就今年来讲比较有挑战性。说到眼前很多人关心的，我们政策在2010年会不会有调整？调整的时候怎样来调整？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是不是要调利率？这些问题现在争论很多。另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关于房价，包括毛教授多次提到住房的问题，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投入很多，很多的资源可能推动了房价的上升，但是要收缩，收了以后地价下来了，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没有了，地方政府收入下降了，这对地方政府来讲又是一个问题。所以在经济领域里，各种各样的矛盾在今年表现得也比较多，社会方面可能也会有很多的矛盾暴露出来，国际上面也有，总的来讲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

　　中国网：

　　确实像总理说的环境很复杂。

　　毛寿龙：

　　今年从这个角度讲的确很复杂，通胀预期很大，通胀如果只是资产价格涨一涨好办一些，不会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生活，如果直接影响到粮食或者房租的价格，直接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担心的还是通货膨胀预期对大家影响更大一些，因为有这个压力，本来各个方面都预期今年的“两会”经济政策会有很大的调整，但现在看来比较平稳，这几年股市还会短暂上扬，这是一个预期。往年的股市也经常会有跌有涨，2008年是涨的，2009年稍稍涨一点。总的来讲，政府对经济的介入2009年是加深了，通过加深市场主体的地位和各种资产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

　　我举几个例子，第一，土地的属性非常不同，各种各样的土地，因为政策越来越复杂，土地的性质越来越复杂，土地的性质一复杂以后使得房子的价格差别非常大，纯粹的商品房，假如盖别墅都是三千万以上，破房子都是一千多万，但是这房子如果是农村小产权的话可能也就一二百万。

　　赵锡军：

　　到不了，那天我看北京哪个县开发的别墅25万一套。

　　毛寿龙：

　　我说差不多的地方。昌平山上的别墅一个亿一栋，山下的房子就比较便宜。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样的土地、不同的价格，这里面寻租的机会和每个人面临的风险非常大。现在房子又变成商品房，不仅地有不同的东西，而且房子政策待遇也不一样，又有经济适用房、又有两限房，又有国家补助的房和赠送的房，房子对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就是政策造成的。使得住房本身的经济功能和住的功能更不一样，所以今后对于土地和房子政策的防范一定要控制，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以后房地产市场就消失了，所以，消灭市场的结果是房子肯定买单。土地资源一定会滥用，而且大量的经济放到寻租领域，或者政策回避风险、问题，这对国家来讲成本太高。

　　第二，我们消费制度虽然有点变化，但很多政策在强化。比如农村和城市的户籍政策，户籍取消都没用，光是给他一个居民证都没用，最后会涉及到一系列的不平等。说你是农村的，找对象都不要你。从这方面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拉大，不仅是绝对数在拉大，而且政府的比例在拉大。农村涨10%，城里涨8%，去年相差1%不到，今年也差不多，今年的比例还要拉大。

　　赵锡军：

　　现在不仅仅是城乡收入差距在拉大，城市本身高收入的和低收入的差距也在拉大。

　　毛寿龙：

　　这跟一系列的政策不统一是有关系的，我说的是一个身份，这个身份通过什么控制？城乡的差别就明显了，农村的人到城里以后，做什么代价都是很高的。还有一个是国家的货币政策，低利率或负利率，结果是拥有的居民存款都是穷人的存款，26万亿，平均一个人2万块钱，这2万块钱搁在那儿是在缩水。但是投资价格，资产价格的贷款是低利率的，我们的资产低利率出来，这实际上是一个有利于部分有身份的，有投资的群体，这样差距肯定拉大了。

　　所以，我们国家不应该要去控制投资的门槛，现在炒房是控制门槛的，按道理我们也可以去炒一下，但是现在基本上炒不动了，工薪阶层只能租房子，不可能买房子，这说明工薪阶层从财产这个领域出来了。小额的投资风险又特别大，没有规范使得你只能控制，一控制老百姓有一万、两万怎么投资，怎么理财，这种机会基本上就没有了。老百姓从小额的存款里面、小额的资金里面获得这个，变成了一个投资阶层和非投资阶层的划分。包括财政政策也是一样，财政补助是按身份来的，按身份来的结果所谓的社保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没有办法平衡，平衡的结果是他拿到这个东西不出去工作。我出去挣1500块钱，我在这边拿农业补助500、600块钱，农村本身平均收入5000、6000块钱，出去挣点钱手指头断一根，或者身体病了就不值得了，所以最终发现生产力很有可能会下降。就是你给他补贴了，有可能使得生产力下降了，补贴收入下降了，没补贴的人拼命工作，努力工作工资还涨了。

　　毛寿龙：

　　今年不只是通货膨胀预期使得投资有紧张的关系，实际上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面临这个问题，今年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包括大排量、小排量简单的选择，说大排量的人开车很安全，小排量的不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鼓励小排量，穷人都买了小排量，最后连命都没了。这也是一个矛盾，不要说大说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宏观上讲，还要尊重平权，让所有的资产在市场面前身份是一样的，让所有的人在资产面前、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面前是平等的，所以政策的碎片化会使得市场失去应有的功能，而且权利进去之后政府的负担越来越大，副作用越来越大，从政府的角度讲还是要转变职能。

　　杨团：

　　我经常说政策的碎片化，一方面2009年是社会政策大量生产的时代，各个地方都成为新生产的主体，都出了很多很多的政策。一方面是创新很明显，另外一方面的的确确造成了政策负担。中国的社会政策从大量生产时代，怎么样能够从粗放走向精细。现在粗放性很多，规定一个什么标准然后就推行，推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具体的操作、设计这些方面都很欠缺，导致最后实行的时候会南辕北辙。

　　现在很多社会问题是积累的，比如收入，高低收入阶层的差距拉大，农村的收入差距和城市的人的收入差距，原来在几年前，大概3、5年前大约从现金收入上差2、3倍，但是一加上社会福利差5、6倍，这些年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中央下决心向农村倾斜，这块可能没有那么大了，可是现金这块收入的差距非常大，大大的拉开了，整体上看差距还是在拉大。还有财产收入的差距拉大，从来没有人认真算过，如果算起来不是5倍、8倍的问题，那就是几十倍的问题。

　　毛寿龙：

　　国有土地征一间房，城里的10平米的房子给你60平米的房子。

　　杨团：

　　从这讲农民最重要的是他那块地，70年不变，那是他可以在70年支配的财产，所以在农村对地的保护很重要，中央很重视，但是你保护并没有升值，什么时候升值？买它的时候升值，给的价格非常低，这样导致他就是一次性得到，得到了一次以后他的后代又陷入了贫困，甚至是极度的贫困。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深层问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浮现，不解决城乡二元的问题，不解决几亿农民的问题就会滋生更多的矛盾。我们在金融危机看到出来工作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农民工，几千万人回家了。还有新生代农民工，他生在城市，养在农村，到他打工年龄的时候又出来了，这些人对农村的农活不会做了。

　　毛寿龙：

　　我现在已经看到这样的人，小学刚毕业，初中读一年就出来了。

　　杨团：

　　所以现在这些社会问题是非常严峻的，而且这个社会问题有时候到了不能不极度重视。我听到一个朋友讲到，她家的小保姆说：“你凭什么住这么大的房子，你有这么好的收入，我就不行，我最后到死了也不瞑目。”所以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社会的稳定、社会的和谐安定是无法保障的，矛盾是非常大的。

　　毛寿龙：

　　有很多东西不是因为个人努力不努力，个人非常努力挣到的钱就这么点，就跟房子一样，盖得再好还是这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