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本报评论员 肖擎

　　在全国政协的各项提案之中，关于房地产市场的提案几乎占据半壁江山。民革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明确建议修改宪法，增加“国家保障公民的基本住房权”条款。该如何看待住房作为一个法律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三位嘉宾来讨论。

　　嘉宾

　　秦前红 宪法学家

　　张剑华 武汉市九三学社常委 市政协委员

　　易楚钧 江夏区政法委 公务员

　　肖擎：新中国历史上，从82宪法以后的几次修宪来看，国家制度、立法的指导思想、国家的价值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先不管细节层面的操作，首先，住房权入宪，是用力不当，还是理所应当？

　　张剑华：我觉得应当。我曾经在积玉桥看到一家三代人住在8平方米的房子里，像他们这样的人有很多。衣食住行，住房是国民基本权利，国家负有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住房权的义务，宪法是关系国家和国民的根本大法，基本权利应当入宪，世界上已有一些国家有先例。

　　秦前红：动机是需要嘉许的，但修宪是法治大事，住房保障权入宪是多余的，没有必要通过修宪来体现。从法律专业角度讲，一个事情能不能进入宪法，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它重不重要，另一个是现有法律条文中是不是已经包括了这一精神。住房保障问题当然重要，第一条是符合的，但第二条就有问题了，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人权、社会保障都有强调，基本住房权完全可以由此延伸出来，通过具体的司法解释来完善，而不是直接修宪。

　　修宪对普通人的意义

　　肖擎：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住房权入宪，对普通百姓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易楚钧：首先是在保护自己的住房权的时候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其次是一旦基本住房权入宪，各地在今后的房屋拆迁中，也必须依法进行。

　　秦前红：接着讲。现在有一些人士对法律有错误的解读，我在一些法治讲座上也常常讲“宪法浪漫主义”，什么意思呢？一个事情很重要，就要写入宪法，但我们的问题是没有宪法法院，没有宪法委员会，不能具体操作宪法，对普通人的住房权益保障来讲，通过人大出台相应的住房保障法律更可靠。

　　立法的限度

　　肖擎：立法固然重要，但也可能被忽略的是，制度、政府本身是否有足够的执行力为法律保驾护航，是不是需要考虑有可能法律不被信仰，有一些因素可能消解法律的力量等问题？

　　张剑华：我们此前已有很多的政策对住房保障都有具体的规定，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需要反省是法律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的确，住房保障不只是个立法的问题。

　　秦前红：没有法律，希望立法，法律不能解决问题，又会失望，这是中国当下法治所面临的尴尬。住房保障有与现实发展相匹配的问题，如果过早背上福利保障的包袱，会不堪承受。最赤贫，靠自己的能力完全不能解决居住问题的，毫无疑问这是政府的义务，但住房成为改善性的、享受性的问题，不能因此对政府有更多要求。一个《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一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们通俗地称它们为A公约和B公约，相比A公约，B公约中关于公民权利有更加深刻的强调，以致由于一些国家的现实发展，难以落实，这是国家现实的制约，非单一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