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幕：河南 民权县

　　家门口的招工启事(半大小子)：这个只召女的，不召男的；这个底薪1600……

　　民权县产业集聚区办公室副主任 李智：2010年，我们还要入住50家企业，用工将达到18000人。

　　解说：短短两三年，这样的产业聚集区在河南已经建成了175个，再加上一些重点工程进入攻坚阶段，估计今年360多万人将实现省内就业，这个数字是三年前的两倍多。随着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曾经的劳务输出大省，不仅“截流”了东南飞的务工者，甚至自己都出现了用工缺口。

　　人民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温铁军：二十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现在二十一世纪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而这些都因为投在农民家门口，农民可以就近打工就业，他不必长途跋涉支付那么大的成本，相对来讲进入门槛又低，风险小成本低，假如人都是理性，人都愿意选择对自己更合适的地方，就不至于每到年底年初的时候出现大规模的候鸟型的、钟摆型的春运潮。

　　解说：在务工者一年一度又出发的时候，“分流”、“截流”、“回流”成为被媒体放大的新闻，虽然他们的绝对数量只是庞大务工群体的零头，但是在近年持续的政策倾斜下，终于让农民工兄弟有了选择换一种活法的可能，用新华时评的话说，有选择就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主持人：

　　就在春节之前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不出预料地将三农问题再次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然而，略有些出乎预料的是，这一次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想想也是，80后、90后的农民工已经是现在农民工的主力了，他们知识水平大多起码初中毕业。电子交流沟通工具使用频繁，不太会田间地头的活，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但普遍对公平保障等因素的关注超过以往。显然，他们走上农民工的前台并且成为主力军，必将为这个队伍以及相关因素都会带来变化，甚至是变局。回到用工荒这个话题，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连带关系呢？

　　短片三 变局·求变 

　　(一组招聘场景)

　　同期 广东河源市高新区企业招工人员

　　70前后的工人他们注重的是‘我不怕辛苦，只要能赚钱’，但是80后90后(这代人)就觉得，我不要钱太多，但是第一要健康，第二要好玩。

　　解说：为什么用尽招数还是招不到人？现在，恐怕每个企业都不得不绞尽脑汁去认真地想想，究竟如今的农民工们究竟希望得到的是什么。虽然体会各有不同，但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今天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已经完全不同了。

　　电话采访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周德文

　　第二代的务工者至少是比上一代的人更有文化知识，更懂得法律知识。那么他们一个对法律的意识比较强，他希望能够按照劳动合同法来执行，现在许多的企业劳动合同法是没办法很严格执行的。所以产生了冲突。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所长 蔡舫

　　其实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接受过去血汗水平的工资，不愿意接受那些不好的就业环境，这是一种反映，是一种用脚投票的机制。

　　解说：有评论认为，今天的“民工荒”，实际上也是“民工权利荒”。这就意味着，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今后究竟要留在那儿，很大程度上将不再取决于多涨一点工资的诱惑，而要看哪些城市，哪些企业能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接纳条件。事实上，可供他们选择的空间也的确越来越大。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韩保江 教授

　　这几年从投资增长来看，中西部的投资增长要快。这也说明东西部地区在它崛起和发展过程当中，它要有大量的用工需求。

　　解说：此外，近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也专门针对中国此番“用工荒”撰文分析。文章最后写道，从长远看，“用工荒”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将要面对的，而且很可能还会发生规模更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庞大的人口老龄化，而这才真正是中国的大难题之一。此前不久，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预测称，中国在2010年达到人口红利最高峰，其后中国的人口红利逐年下降。中国未来发展潜力将受到严重的制约和挑战。虽然如此结论在更多的学者看来有些夸大其辞，但萎缩的劳动力数量也确实是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而本周，中国劳务输出的第一大省河南披露，2013年到2014年，河南省劳动力供应总量将达到峰值。而事实上，观察最近几年的数据，这个省的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已经开始明显降低。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韩保江 教授

　　由于中国劳动力的供过于求，就使得中国劳动力价格非常低。应该说这30年，我们大量是靠这块人口红利支撑中国的发展，来维持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现在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说从70年代到现在已经40年了，这40年由于我们人口减少，新出生的人口将近减少三亿多。由于这40年人口增长的下降，新补充的劳动力与六七十年代那轮高成长起来的劳动力相比，无论从量上，还是从整体的规模上，应该说我们叫二代农民工这代来讲，应该说他供给的能力下降了。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所长 蔡舫

　　我们预计大概在2015年的话，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就是0了，在那之后就是负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劳动力总规模是负增长，绝对量减少的。

　　解说：从“全面换代的农民工”到“大幅调整的经济格局”，再到“即将面临拐点的劳动力供给”，等等等等，这就是如今“用工荒”背后的复杂变局。显然，当下中国的确到了亟待全面审视“用工荒”问题的时候了。

　　(转场)

　　解说：在富士康公司的深圳厂区，从大年三十开始，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招工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里招募5万名农民工。可同样在这里，就在一年前，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刚刚因为金融危机丢掉他们的饭碗，带着行囊无奈地走出了工厂的大门。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韩保江 教授

　　你需要我的时候，我自己支付成本，来了，自己买车票、自己风餐露宿很辛苦，你不需要我的时候，把我踹出门，又是我自己带着沉重的行囊回去。/每年农民工为讨工资血泪控诉，为各种各样的工伤、尘肺病，血泪控诉，为黑砖窑之类的对人权的践踏，血泪控诉。/所以因此要解决用工荒的问题，从企业本身我觉得你本身要检讨自己。你怎么去尊重这样一个你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根本的要素，/怎么做一个为社会负责任，为劳动者负责任的雇主。

　　解说：然而，与此同时，对大量中小企业有着深入了解的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也指出了另一个客观的现实。

　　电话采访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周德文

　　中小企业要处于两难的境界。它要解决用工短缺的问题，它要拿出更多的薪酬、福利来吸引这些务工者。同时他又面临着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这个压力。因为中小企业，像温州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它的利润都很薄，甚至毛利只有3%到5%。如果劳动力成本上升，也直接影响到它生产，成了它生产的压力。

　　记者报道

　　按照公司的计划，这个车间的这片区域是要新增一条生产线，但是由于招不到人，这里临时用来堆放原材料，而新买的设备也只能闲置。

　　东莞某企业管理者

　　因为人力的问题，我们在国外有200万到300万的订单，我们一直不敢去接。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韩保江 教授

　　一方面怎么样让企业能够在中国存活，同时在企业存活的基础上让企业又能够用得起工，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需要找一种平衡。/而这个(劳动力)配给单纯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不行的，你政府一定要拿出你这只手，帮助破解这样一个结构矛盾。

　　解说：既要让农民工享受到更好的权益保障，又要保证中小企业有能力继续发展；既要面对国家经济调整转型的发展大势，又要正视沿海城市中小企业的现实作用。显然，要解决好这场复杂的“用工荒”，我们还期待看到政府更加有力的作为。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所长 蔡舫

　　我自己写过一个短文叫《双城记》，就是在东莞大规模的裁减工人的同时，其实你走上几百公里你去看泉州市，它还在承受着民工荒。那么同时发生，在金融危机时期同时发生了两种现象，那么这个我想充分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功能还不够健全。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韩保江 教授

　　原本一个国家劳动力是最稀缺的资源，尽管过去我们人口红利很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珍惜过这块红利，我们怎么把它配置好。用人地区的政府部门，跟提供劳动力的部门之间，互不搭界，/就使得这种对接成本，相互的寻找带来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巨大。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在市场上，通过对劳动力的供求进行合理的组织引导，把培训跟需求最有劲地对接起来。没有政府真正主动地做这些东西。

　　主持人：

　　看相关的报道一些数据细节很有意思，为应对用工荒，企业涨薪的幅度希望是9%，而农民工们希望是14%。这落差其实就是一个谈判博弈的过程，在用工荒的局面之前，博弈与谈判自然会慢慢带来整体社会对农民工阶层的善待以及农民工阶层的生活改善，当然还有保障、公平等一系列环节的变化。然而，另一个层面中国短时间内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又不太现实，成本的过快增长恐怕使刚刚复苏中的企业也无法承担。这两难的局面就是一种博弈，相信市场会给出一个答案。而与此同时，围绕着用工荒一些新的问题却必须提前思考。用工荒的现象不会大为改善，只会一年比一年严峻。我们将如何应对？但愿今年不会在用工荒平息了之后，大家就都忘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