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一个革命者的告白

　　■徐迅雷

　　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在2009岁末出版了足本的《多余的话》。在很长的历史时光里，一提到这《多余的话》，给人的印记绝不是褒义的红色巨著，而是灰色甚至黑色的冰冷之作。从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到6月18日从容就义，年仅36岁的瞿秋白，所思所想一定比这几万字多得多，然而这些文字是精粹的精粹。在当今稀缺真话的时代，它让人看明白，什么是真话，是心里话，是能够传世的话。

　　非一般的经历，才有非一般的真切。在20世纪初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陈独秀和瞿秋白这些具有非凡识见的知识分子，不是只为自己找寻“出路”，而一心想着为民族为国家探索前途。历史的潮流于是把他们推上了中共成立后至关重要的领导岗位。他们所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两人都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替罪羊。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从来最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陈独秀和瞿秋白都受到王明“左倾”集团的打击、排挤、迫害；最后，他们都落入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陈独秀囹圄之苦，但威武不屈；瞿秋白面对枪口，大义凛然。

　　死生终归要置之度外。我真的很心仪那样描述的场景：瞿秋白临就义之时，独坐八角亭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他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

　　真话从来不多余。可是，对历史的理解，需要时光的洗涤。

　　1950年岁末，毛泽东为即将出版的《瞿秋白文集》题辞，个中评价是切中肯綮的：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瞿秋白先生杰出的人文文学才华，至今堪称典范。难怪大先生鲁迅都书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的杂文，今天读来都是那么的鲜活明澈，你一点也不觉得是近一个世纪前的人写的。秋白先生，真乃旷世之才子、睿智之学者。《国际歌》最早的杰出翻译，也来自秋白之笔。他将它翻译成了中文，其中天才的译法，就是经过反复揣摩推敲之后，将法文长节拍的“英特纳雄耐尔”采用音译，否则是怎么也找不到可替代的适合的中文语词的。于是，全曲的主题与灵魂，有了妥帖且含蓄的音韵寄托—“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然而—现实的知识者，与远大的革命理想，终究是有距离的，“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书生与革命者，成了他自己所言的“脆弱的二元人物”。而对“斗争哲学”—不仅与“敌”斗、也与自己人斗的“斗争哲学”，瞿秋白早早就开始了厌倦，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深入、深刻、深切。

　　毕竟，秋白本质是书生。每次开政治会议什么的，瞿秋白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逍遥终是成了梦魅。“我有直接的感觉他是个文化人，一个气质素质都具备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在杀害瞿秋白数十年之后，宋希濂如是有云。

　　忧伤蚀我心怀。瞿秋白，这位来自江苏常州的谦谦书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编辑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一位识见非凡的文人书生，但确实不是挥斥方遒的杰出的政治领导人。他如果纯粹从事写作，那大抵可以成为鲁迅第二的。然而，洪流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生命的年华在36岁上戛然而止。这是历史的笔误，不是他自己的错

　　秋白毕竟是书生，一个真实的、有骨气的、从而也是坦荡荡的—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