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一村》的爱与哀愁
宝岛一村的爱与哀愁
1949年，100万中国人飘洋过海逃亡台湾；2010年，这段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被演绎成话剧，在舞台呈现。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北京报道
1949年9月，20岁的王志刚带着16岁的未婚妻孙绍琴跟随国民党部队从北平“逃到”台湾。
在国民党的统一安排下，王志刚和孙绍琴住进台湾嘉义市一个临时搭建的村子。望着一间间用土墙和篱笆搭建的临时棚户，16岁的孙绍琴这才意识到：原来逃到台湾也并不能过上好日子。那时正逢农历春节，一整村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的军眷彼此慰藉背井离乡的凄凉。
2010年农历春节前，他们的儿子、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王伟忠带着一部描写台湾眷村生活的话剧《宝岛一村》来到北京演出。一切仿佛宿命，60年前，父母从这里离乡，60年后，儿子又带着父辈的记忆回到这片土地。只是，他的父亲王志刚已溘然长逝于台湾，母亲孙绍琴这几年，也因身体不便，很少回京探亲。
临来北京前，王伟忠向母亲辞行，特地告知：“《宝岛一村》要来北京演出。”76岁的母亲听后，只笑笑说：“真是的。”语气带着嗔怪。
他唏嘘道：“轻轻一句‘真是的’，流转过的是六十年的时光。”
1949年
王伟忠一直在给赖声川讲故事。前者是台湾电视圈的大佬，后者是两岸三地话剧界教父，这些年，两人每每凑在一起，王伟忠就会绘声绘色开始讲故事。
王伟忠的故事发生地在嘉义市的建国二村。在这里，他的父母成婚，三个姐姐成长，他出生。在王伟忠的少年记忆中，村口有棵大榕树，树下坐着操着各色乡音的老人。放学，孩子们穿过一排排低矮的平房，母亲们在烧饭。家家燃起炊烟。
后来，王伟忠离开眷村，去台北求学，再后来，他制作的《康熙来了》、《全民乱讲》掀起台湾的收视革命，再大牌的电视人见到他，都会毕恭毕敬地叫他一声“伟忠哥”。只有建国二村的老邻居们还可以肆无忌惮地敲着他的头，骂他“臭小子”。
1996年，为了推进城市化进程，台湾逐渐拆除整改眷村，规定全台1000多个眷村必须在2009年前完成迁移、改建。
2004年，建国二村也面临拆迁。王伟忠用家庭摄像机记录这段经历，最初动机是为家族留下点什么，但慢慢却发现：一部纪录片远不能讲完眷村的故事。“它代表的是整整一代人从游子变居民的历史过程。”王伟忠说
于是，王伟忠找到赖声川，希望合作把眷村故事制作成话剧。彼时，王伟忠已推出了以眷村为主题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收视率惊人，但他觉得不过瘾，因为电视剧“太廉价”。
赖声川告诉王伟忠，“眷村故事很好，但一时想不起如何串联”。这个擅长在大时代下讲小人物命运的戏剧导演，对建国二村100多户人家的故事一筹莫展。王伟忠不急，继续给赖声川讲故事，一讲就是一年半。2008年的某一天，赖声川灵感乍现，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形容，“就是脑子‘咔嚓’一下，一切都有了。”
2008年12月5日，《宝岛一村》在台北首演。大幕拉开时：建国二村100多户人的故事被浓缩成三户人家。1949年至今六十余年的光景，用三个小时演绎。
1949年，王伟忠的父亲王志刚在当时的北平服役，他是一名国民党空军的地勤战士，没事爱去西城的胡同里转悠。在那里，他碰到了16岁的孙绍琴。
“我姥姥是个小脚，出不了门；我舅舅出门打仗，把空着的一套房子出租出去，所以我妈妈就得老往外跑，帮我舅舅收租。”王伟忠向《中国周刊》记者讲述。
为了追孙绍琴，王志刚掩盖了地勤的身份，“谎称”自己是空军飞行员，那时，在北平城，飞行员很神气，城里的居民都听闻，这帮年轻的军官曾经被送往美国受训。
在那些靠在胡同口等孙绍琴的日子里，王志刚都会向过往的人群，刻意拽拽系在脖子上的白围巾，这是一条由美军制作的降落伞改造而成的围巾，空军士兵人手一条。
为了扮足戏份，王志刚哀求班长：“班长，我今天带女朋友去红楼戏院看戏，路过时，拜托你跟我敬礼，说声：班长好。”
如今已76岁的孙绍琴，常在台北的家中凝望墙上挂着的那张北平旧地图，她在地图上指出一条从西城胡同到红楼戏院路，告诉王伟忠：“你爸爸就是在这条路上，骗了我。”王伟忠嬉笑感叹，自己的“坏劲”遗传自父亲。
1949年，国名党守城将领傅作义向共产党投降，北平城内，国民党大部队陆续往台湾撤退。在决定携带老母前往台湾前，王志刚去孙绍琴家提亲。王伟忠的姥姥不让。王伟忠的姥爷思量再三说：“带走吧，兵荒马乱的年月，女儿有个依靠就行。”
订婚后，王伟忠的姥姥告诉王伟忠的奶奶：“我有一双眼，您也有一双眼，我们都要看着这世界，女儿交给你，希望你能待她像待自己的女儿。”
来不及办婚事，孙绍琴被父母拉着在胡同里转了一圈，告知邻居：我们的姑娘不是跑了，是跟王志刚结婚去了。
临行前，王伟忠的姥姥嘱咐：“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想着给我写信。我好知道孩子你到底在哪儿？”
16岁的孙绍琴并没有太伤感，她以为自己不过是去台湾玩玩，很快会回来。她走时，这里还叫北平。
眷村的女人们大多是怀揣着这样的心态登陆台湾。
当时，为了严明军律，蒋介石规定军属和当地的居民不能混住一起。
1949年，国民党在台湾省内陆续建起了800多座眷村，共有60多万外省兵和50多万军属被收拢在眷村的竹篱笆之内。
眷村按照等级分房。王伟忠所在的建国二村，有头衔的82个军官得到日伪遗留下的官邸；其余479户分到临时由竹篱笆搭建的简易房：六坪，两面涂上泥巴，上面只有一层石棉瓦，蒋介石一直在向军队传达：房子简陋，因是临时居住，我们早晚会回到大陆。
分房时，孙绍琴才知道，自己嫁的并不是空军，而是一名地勤战士，分口粮时，王志刚军衔不够，只得到了一份。一家三口，连饭都不够吃。显然，那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岁月，在眷村，孙绍琴学会洗衣做饭，带孩子，为了补贴家用，她办起家庭作坊，把家乡的食物摆在家门口，沿街叫卖。每一个眷村里的母亲经历都出奇的相似。王伟忠回忆：“有些食物，只有在眷村才能吃到。”
儿时的王伟忠学会说天津话，河南话，山东话��但他更擅长说地道的北京话。妈妈把姥姥的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提醒儿子没事看看，说不定哪一天会回到北京。“开始老看，后来慢慢不看，最后，照片真的仅仅是一张照片。”王伟忠说。
在台湾“反攻大陆”的时代，经常从一些飞行员的官舍里传来电话声，然后就是一阵女人的哭声。王伟忠说：“这意味着飞行员出任务，没有回来。”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退守台湾的蒋介石被迫退出。1975年，蒋介石去世，无数眷村人嚎啕大哭，他们多年翘首企盼的回家路成了一场梦。
“这两件事无疑是眷村重要的历史节点。”赖声川说，“眷村人做梦也没想过，退出联合国，然后‘总统’去世。这意味着，先是‘国’没了，然后是‘家’没了。”
在王伟忠拍摄的纪录片里，一位眷村军官泪流满面地回忆：“老‘总统’带我们来(台湾)。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没有比这更特殊的民族迁徙。他死了，谁带我们回家？”
台湾著名的文学家王鼎钧是眷村二代，他评价那个时刻，是“国破家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