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主：陈英(78岁)

　　●成员：11口人，老伴、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外孙女

　　●档案：北京人，现住丰台区方安苑

　　家庭相册

　　1970年，39岁的陈英和妻子发现，单位不再制作、发放毛主席像章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毛主席一句“还我飞机”让制作像章热戛然而止，可陈英收藏像章的热情却没有因此止步。

　　毛主席像章全国风行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手捧红宝书、胸别毛主席像章，早晨面向毛主席画像汇报工作计划，晚上则要检讨一天的言行，“狠斗私字一闪念”，神情庄严，口中念念有词。这是陈英夫妇当年每天的必做功课。

　　“现在想起来也不觉得荒唐，你们年轻人没法理解。”老两口说他们对毛主席、共产党和部队的感情无法割舍，永生不忘。

　　1949年3月，14岁参加革命的陈英随部队进入北京，从此驻守京城，他的一生离不开部队。在北京，他认识了史秀华，两人1958年结婚，陈英在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史秀华在糖厂工作，两儿一女相继出生。

　　1966年的“接见”高潮中，红卫兵开始向徽章厂订制毛主席像章。随着“大串联”的进行，各种像章南下北上东征西进，像章热迅速在各地蔓延。陈英一家从此与像章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用要求像章别上胸口

　　那一年9月，陈英拿到了单位发的第一个毛主席像章，用一个小纸包装着，铝制的，个头小，红底金色侧脸头像，有五角星，写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像章背面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

　　“那种高兴劲没法说。”史秀华也从单位领到了一枚像章。

　　不用要求，史秀华拿到像章就别上了胸口。每个单位制作的像章都不一样，那时陈英所在部队还会发套装。别人没有的自己有，别上胸口都觉得特美，“那时候像章就是一种时尚。”

　　单位三天两头发新像章，两人带回家。陈英母亲不识字，但毛主席像章必戴，新像章让老人先挑，三个孩子也会跟着挑。

　　穿上妈妈做的小军装，戴上爸爸从部队领的小号军帽，三个红小兵戴上袖章，胸前别上毛主席像章。老大还扎上腰带，腰里别把木头枪。“别提多美了。”

　　三人也会闹点小矛盾。一次发像章时，老大不谦让，嚷嚷着自己是红小兵队长。老二不说话爱哭，抢不赢就告状。“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怎么能欺负弟弟妹妹呢？”史秀华教训老大，常脱口而出毛主席语录。她知道，老大只要听说是毛主席的话，准低头不吱声。

　　家里墙上贴着毛主席画像。吃饭前，三个红小兵一定会手持红宝书，到“请示台”前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晚饭后，孩子们喜欢到楼下跳忠字舞。老三是女娃，跳得最棒。一手挥舞红绸子，一手握着红宝书，“有点像扭秧歌。”

　　纽扣做像章磨掉指甲盖

　　那时流行这样一句“名言”：“忠不忠，看行动”。这“行动”是：一跳“忠字舞”，二背“红宝书”，三戴“红像章”。

　　陈英说，那时候群众对毛主席有着无比的崇拜。毛主席说话，群众就听，政府有什么指示，百姓就拥护。有人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直接将像章别在胸前皮肉上。

　　人们见了面，交换像章算是礼仪之一。天安门广场，从各地来的群众都聚到那换像章。“平时从单位买一枚要4、5毛钱。在广场上，大家就是相互交换。”

　　1967年，陈英和一名干事到南苑机场办事。他发现干事掏出一个像章半成品，小锉刀、砂纸、牙膏，又磨又锉。受到启发，陈英开始了做像章生涯。

　　陈英做的像章很多都是用纽扣“改装”的，在纽扣中央镶嵌一张毛主席头像，再用一块圆溜溜的有机玻璃盖上。最小的一枚纽扣像章只有拇指盖大小。“磨有机玻璃得用劲，一来二去就把半边指甲盖都磨没了。”

　　陈英痴迷做像章，家中的大小事情全丢给了妻子。

　　“他是个不会生活的人。”史秀华说。“她是我的后勤保障。”陈英回了一句。

　　陈英做像章入迷时，每天都要妻子催着他休息。“一干就没停了，3、4个小时不挪窝。”史秀华没少叨叨，但效果不好。

　　一次，连续打磨了几个小时后，陈英突然看不见了。“把一家人吓坏了，赶紧把他扶到床上躺着。”他闭眼休息了一个小时才缓过来。那之后的半个月，陈英没敢再碰毛主席像章。

　　100多个自制像章是陈英的宝贝，从不与人交换。

　　他曾做了一个夜光像章，像章里装上了米粒大小的灯泡，开关放在口袋里，一到天黑摁下开关，像章就亮了。

　　夜光像章成了抢手货，同事都抢着戴，后来像章被戴坏了，修了一次。再后来，陈英已不记得是谁戴走了，再也没找回来。

　　同事都知道他的爱好，领导上班先来看他。走到跟前，把大衣一打开，亮出里面别着的一堆像章，“挑吧，看哪个是你没有的。”

　　偷偷销毁像章残次品

　　那时候，任何亵渎毛主席的行为，都会被说成是反革命。损坏毛主席像章，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旦被人举报，立马会被打成反革命。做手工不可能避免失败。陈英做坏了的像章都会偷偷销毁，绝不能让人发现。

　　和家人相比，陈英的所见所闻让他有时也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只是这种怀疑，在当时只能埋藏于心。

　　“那么多老干部，难道他们都有问题？”陈英所在的部队，有200多士兵因同情被看押的老干部遭举报，或调离岗位、或退伍。

　　陈英夫妇根正苗红，那时候，他所在的部队不允许搞大字报，但日子还是过得提心吊胆。

　　“我也犯过错误。”陈英说，他曾在两个连的战士前宣读贺龙平反文件，误将贺龙念成了林彪，台下一片哗然。为这事，他提心吊胆了很长时间，所幸无人举报，他归结为自己的“人缘好”。

　　迎接奥运举办像章展览

　　因各地兴起了制做像章的高潮，消耗了大量当时紧缺的铝，毛主席上世纪60年代末曾说过“还我飞机”，对滥用铝材料制作像章提出了批评。

　　可是，人们的佩戴热情并未因此消退。不过，陈英发现找到新的像章是越来越难了。

　　为了搜集像章，陈英变着法地“抢”或“骗”。“老李，你这像章挺好看的。借我戴几天。”“借”到了也就算到手了。过几天，老李要像章来了，陈英翻出一枚给了老李，却不是老李原来的那枚。

　　原来，陈英的小抽屉有个秘密，里面放的都是他重样的像章，专用于交换。

　　像章热退潮后，陈英仍然继续收集。如今，这万枚藏品都躺在他客厅的几个大木箱子里。

　　2008年，为了迎奥运，陈英在呼家楼办事处的帮助下，在朝阳文化馆开办了毛主席像章展览，展出两个月。

　　如今，陈英还想办展览，让更多人回顾历史，可史秀华不大乐意了，“折腾一次准生病，身体不好了。”

　　老物件儿

　　“红宝书”

　　“文革”期间，单位时不时发一本毛主席语录，或是最高指示，大小各异，内容却差不多。有时候我还会去买，现在家里一共有300多本红宝书。

　　(陈英口述)

　　我家事儿

　　1945年

　　14岁的我跟着驻扎在村里的八路军，当了兵。

　　1949年

　　我穿着露着棉絮的破棉衣跟着队伍进了北京城。

　　1958年

　　我结婚了。通过组织认识了史秀华，妻子解放前在资本家开的糖厂工作，后来在政协礼堂工作。我在武警北京总队工作。

　　1959年

　　大儿子陈小宇出生。

　　1966年

　　我领到了第一枚毛主席像章。

　　1967年

　　我身上长了个瘤。术后每天挺不直腰，忍着痛也要参加“早请示，晚汇报”。

　　1980年

　　老二考上北京医科大，成了宿舍楼少有的大学生，全单位都轰动了。

　　1990年

　　我退休了。看着攒下来的近万枚毛主席像章，有了想办展览的念头。

　　2008年

　　为了迎奥运，我在呼家楼办事处的帮助下，开办了展览。

　　(陈英口述)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王卡拉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吴江(老照片为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