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弟当时在上小学，他们同学不知道怎么革命，就拿把刀到体育器材室把排球一个个给剁了，以为那就是闹革命

　　彭大新/口述｜刘芳/整理

　　我出生在1948年，是长子，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是搞教育的，母亲在医院工作。

　　三年困难时期，人人都吃不饱，我还到今天西三环一带挖过野菜。那时候去学校食堂吃饭，我们都带着锅，吃完面条，把面汤带回家。

　　那个年代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崇尚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从小我就有一种军人情结，出操、军事技能训练都不错，还是西城区射击队队员，什么79步枪、三八大盖、762步枪都打过。

　　1966年“文革”开始，我正在农大附中读高二。当时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闹革命，我们也停课跑去支持。一开始觉得很高兴，后来感到越来越不像样子。农大附中是当时中学里发生武斗比较早的，8月26日就发生了学生打学生的暴力事件。当时全校基本上处于三分之一打人、三分之一被打、三分之一围观的局面。我是围观的，抄家、打人没有参加过，但也吓得不得了。

　　那时年纪小的孩子闹得更凶。我弟弟当时在上小学，他们同学不知道怎么革命，就拿把刀到体育器材室把排球一个个给剁了，以为那就是闹革命。

　　1966年9月，响应号召我们走上社会，我与一些同学步行到颐和园去义务服务。颐和园有一个回民餐厅，我们在那儿当服务员，洗碗、端盘子。有人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餐厅斜对角各站一个人，高声诵读毛主席语录：“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育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文革”时期，我们成立起“抗大之歌”宣传队。现在想起来，这个“抗大之歌”充分寄托了我们对读大学的无限渴望。因为当时各院校都处于破四旧立四新、大革文化命的状态，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一些大学被迫撤销。抗大是唯一可以公开歌颂的大学。读大学的情结，也只能这样宣泄。

　　后来我觉得这样下去没有出路，不知道前途在哪里。我至今还记得与一个同学一起去颐和园，他站在山顶看着北京城，感慨道：“偌大的中国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啊！”

　　1967年起，一些同学陆续离开北京支援边疆。我们决定去内蒙古，总归也是边境，当时中苏关系经常紧张，心想兴许还能赶上打仗。

　　走的那天，我只跟母亲说了声“我要去外地了”，就匆匆打了个小包离开了家。我们一行十人坐火车到了张家口，之后或者步行、或者搭车，走了10天，到了锡林浩特。当地安置办不接收我们。恰巧那时听说阿巴嘎旗白音图嘎公社乌格木尔大队没有知青去，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一通软磨硬泡，旗里的知青安置办主任同意接收。

　　我们的队部在甘珠庙，车一到，当地老乡就排着长队打着喇嘛鼓来迎接，每人手里都举着蒙文的红宝书。队里给我们配了皮袍子、毡靴、马鞍，又每人给了一匹马，感觉很新鲜。当时从大队到公社里要60里，有时去买东西，下了马已经麻木得走不动路，等再骑马回去，有些人的屁股就磨破了。

　　从我们大队到边防站有120多里，边防站之间的边境线上有哨所，每隔数十里地一个，我们就是在哨所巡逻放哨。我在内蒙5年，大多时间都是在边境线上度过。

　　1969年国庆节，我们正在边防站施工，有情报说中蒙边境有一个装甲车队正向中国方向开来。边防驻军赶紧向上级打专线电话报告，听说最近的一支野战军部队唱着语录歌向北火速开拔。公社驻地的骑兵连都赶紧抓马赶过来，情况十分紧张。

　　当时边防连马上给了我一门七五炮，能打坦克的，又给了我几个民兵配合。我负责带领民兵立即在山上演练，把军训时学的那点儿本事都使了出来，折腾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接到命令说任务撤销，原来是假情报，越境的只是马群。

　　当时除了站岗巡逻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就跟当地人学蒙语、捉旱獭子、串门聊天，再就是读书。我们那时起早贪黑地干活，晚上吃完饭就在煤油灯下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天打井时就把书中的句子当成劳动号子：“为什么骚动？为什么呐喊？因为彼得留拉，到了乌克兰！”

　　插队期间，我只回过两次家。第一次是在1969年，当时交通通讯都断了，我从同学的家信里听说父亲去世，将信将疑。因为父亲才40多岁，也没有重病。在回家路上我一直跟别人嘻嘻哈哈，以为这只是家里想我编的理由。一进家门，才相信这是真的，父亲是因公殉职了。

　　第二次回家是1972年，听说公社要整我，因为我跟人聊天时透露出对“四人帮”的不尊敬。那次回北京，听说甘肃省话剧团正在北京招人，我就去考了，第一天考试，第二天早上就有一位老师到我家来说“我们需要你”。

　　1973年夏天，我经北京到了甘肃。真正离开大队的时候，还是舍不得的。离开这么多年，我还是惦记着那里。现在我们还保留着学生时代的一些理想，诸如以天下为己任、先人后己等等，我想都跟这段时间的经历有关系。

　　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时，我被分到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这是我的人生大课堂，现任四位副院长都在这里工作过。

　　1983年全国开展大规模严打，以高法为主，研究室牵头，联合高检、公安部，出台了几批权威的司法解释，着重解决罪与非罪、定罪量刑及一些政策性问题，起到了稳定局势、拨乱反正的作用。后来，我还参与了司法文件选编、司法手册的编撰，青少年犯罪研究，全国普法宣传。

　　在这里我也没有脱离文艺工作，在机关搞过朗诵、小品。之后法院成立影视中心，我又开始负责这部分的事务。这些年我们搭起了班子，拍了一些片子，马上要在央视播映的连续剧《苍天》，算是给我在最高法院的工作画上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句号。

　　10岁的时候，看到过一本书《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没想到在这个世纪里已经又活了十年了，那就争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活吧。-

　　(本栏目特约主持陈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