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新闻周刊》美国智库访谈系列之八：《沈大伟：中国和美国---从单纯的双边关系到充满国际化色彩的双边关系》：

　　【关于沈大伟】

　　作为第一位在中国学习国际政治的美国学生，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现在是国际公认的研究当代中国事务、美中关系、国际政治和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权威。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主管亚洲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从1998年至今，他还一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而布鲁金斯学会一直以来都被看为是民主党的核心智库。沈大伟所著的《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问题与前景》、《美丽的帝国主义者》、《权利转换：中国和亚洲的新动力》等书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沈大伟的开场白】

　　我的中文名字是沈大伟，是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项目的主管，而且也是华盛顿智库布鲁克林学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研究的领域主要针对中国，而且研究的时间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在过去的三十年，我经常去中国访问。

　　记者：您怎么评价奥巴马总统前一阶段的作为呢？

　　沈大伟：对于前一阶段的表现，我对奥巴马政府是非常乐观的。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率，通过民意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也是比较高的，超过了60%；他的夫人，更是受欢迎，超过了80%的支持率。没有人，包括奥巴马自己也没有想到会遭遇布什政府遗留下来的，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这么多难题，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么大规模的金融灾难面前，还有在诸多的外交政策，包括伊朗、朝鲜等问题的方面，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三年半的时间里，一切也会顺利。

　　他接受了来自欧盟的多项倡议，并且关闭了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他已经在考虑气候变化的议题，还有能源安全的议题。奥巴马还很重视国际机构的问题，尤其是联合国，倡导联合国更多地成为多边机构，而不是单边机构。这四项提议在欧洲国家非常受欢迎，而此前，欧盟把它们看作是布什政府的职责。而来自亚洲方面的反应也是比较乐观的。我们还需要看中东方面的政策，伊朗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在就职的前六十天，他就已经公布了对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新政策，他非常尽力，已经在许多领域提出了建设性的倡议，我想今后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记者：很多人都认为在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关系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正向发展态势。那么这种态势是否会在奥巴马时代发生变化呢？

　　沈大伟：我认为布什政府遗留政策的最积极的一部分就是中美关系，或者说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这是布什的外交政策里最值得称道的方面，而针对世界上其它地方的政策则相对要逊色很多。

　　对于中国，中美关系目前处于1989年以来，二十年里最好的时期。我们双方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来重建双方的关系，不仅是在双边的关系方面，同时在美国内部，在美国国会，也是一种重建。目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在如何看待对华关系和同中国的合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一致的意见。可以说，美国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又回到了中美关系的原点，也就是1989年时期的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都在促进中美关系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所以我对目前中美关系非常乐观，我不认为奥巴马政府会在对华政策方面有过多的改变，我认为政策上会有很大的延续性，变化会很少。因为目前中美关系发展得很好，其良好的基础在布什政府中就奠定了。当然你会看到有一些新的重点，比如希拉里国务卿在访问中国的时候强调了中美关系的四个新重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军控、还有全球金融稳定，可以说这四方面是对以往两国关系中战略政策的拓宽。当然我们还会继续在许多的领域进行合作，比如伊朗问题、朝鲜问题、反恐、还有其它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目前两国的关系确实是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了。

　　我认为目前台湾问题已经得到双方很好的处理，或者说是三方。海峡两岸的关系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台湾问题不再是困绕中美之间的最大障碍，这是过去十六年来的第一次，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使得中美双方可以更多地在其它领域进行合作，在其它更重要的议题上一起努力。

　　中美之间的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我想经济议题应该是首要的，当然安全问题也很重要，台湾问题也很重要，核扩散问题也很重要，气候变化也很重要，还有，朝鲜问题现在也非常重要，我想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的会晤会涉及到所有这些议题。

　　奥巴马总统已经接受了胡锦涛主席的邀请，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而且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开展对华关系上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对于美国总统何时访华，并没有一定的规矩或规章，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或者第四年都可能，他如果不想访问中国的话，他甚至也可以不去。但是我想希拉里国务卿和奥巴马总统都在尽早访华的这个事实说明，现在的中国对于美国以及全世界来说有多么重要。所以我想这里面的含义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与奥巴马总统见面的外长就是中国外长杨洁篪，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将把对华关系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领导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我希望胡主席同奥巴马总统之间能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因为这对全局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中美关系，在小布什时代，有个新的名词，叫“利益攸关者”，最近，希拉里国务卿则用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同舟共济。新的措辞背后，是否是关系调整的信号？

　　沈大伟：我们依然还是利益攸关者。奥巴马政府目前没有使用这个词汇，但是布什政府的确称中国是“负责任的国际问题利益攸关者”，这也很好地回答了你关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角色的问题，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中国成为了“负责任的国际问题利益攸关者”，而不是过去在国际问题上的“搭便车的人(FREE RIDER)”。中国开始更多地在行使其职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和中国同在一条船上”的不仅仅是美国，还有其它发达经济体，包括欧洲和日本，我们必须一起携手来共同度过危机，这不是单方的事情，而是共同的问题。

　　记者：现在中美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似乎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比如，国际因素似乎就开始占据了更大的权重？

　　沈大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今天甄别中美关系好不好的最好表征，就是两国之间在国际层面上的关系。如今中美关系处在一个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新阶段。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开始建立一种双边关系；在九十年代，我们双方更多的是在亚洲的区域关系；今天，在这十年里，中美之间是一种国际化的关系。这是因为，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在任何一个大洲，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拉丁美洲、非洲、欧洲、中东、中亚，还有东亚，甚至是外太空。因此，中美之间认识到，他们在许多过去从未涉及的地域和领域都是相互交融的。许多国际问题都是中国非常关心的，并且在近年来，虽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确实对国际间组织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比如联合国维和行动、世界气候变化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反恐问题，以及外国援助问题等等。所以随着时间的变化，我认为中美关系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特点就是，两者的关系趋于国际化，而不再是简单的双边关系，或者说国际问题成为双边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记者：但就在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不断释放出关于两国关系的利好信号时，我们几乎同时听到的却是同样来自美国一些指责中国人权、西藏、军力问题的噪音。为什么？

　　沈大伟：美国有其自身的政治体制特点，就是行政权和立法权是分开的，国会也有其自身的职责，就是它可以通过法律，但是不能制定政策，只有行政机构才能制定政策。所以虽然国会经常会通过一些提案，但是并不具有强制效力，许多只是口头的决议，所以他们会讨论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中国人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还有许多议题，但是这些并不是美国对华政策。

　　记者：这次金融危机对于中美两国意味着什么？

　　沈大伟：我想(金融危机)会对中国带来一些潜在的好处。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国的经济都严重依赖出口，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达到了68%，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向全世界的国家出口大量商品。所以中国的经济需要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应该更多依靠内需和投资。在过去的两三年中，温家宝总理就相关话题做过好几次演讲，希望中国人更多地花钱，减少储蓄，更多投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重新进行整合，减少对外贸出口的依赖，达到一种更平衡的状态，所以我想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会发展得更好。

　　对于美国来说，目前也做出了一些结构调整，尤其是要加强金融监管，以保证这种情形以后不会再发生。

　　记者：现在很多中国人担心的是，中国投资购买的美国资产是否安全？美国的国家信用是否还值得信任？

　　沈大伟：许多欧洲国家也有这样的担心。欧洲国家也不太支持奥巴马政府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它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危险，而且会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比现在更高。但是确实没有别的选择，美国必须提出经济刺激计划来进行注资。奥巴马总统也提出了，必须提出这种短期的贷款，才能弥补金融危机的巨大损失，我们希望这是正确的。

　　我想说两个字就是“放心”(沈大伟特别选择用中文告诉《新闻周刊》记者)。你们应该放心，中国在美国的资产非常安全、稳定，受到很好的保护，美国的经济依然很强大，虽然其中发现了漏洞，但是美国经济会很快恢复。我认为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就像奥巴马总统说的，非常安全。

　　记者：虽然G20的伦敦峰会刚刚开过，但是，如今国际舆论高度关注的却是一个G2的概念，指的正是中国和美国。您怎么看这样的提法？

　　沈大伟：G20峰会对于中国、美国，还有其它主要发达国家，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包括巴西和印度，都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它不仅讨论了全球金融危机，还商议了重建全球金融体制，这是这次峰会最主要的成果，是非常积极的。

　　中国和美国必须携起手来共同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我们是世界上排名第一和第三的经济体，日本排名第二，所以我们同样需要同欧洲国家及日本携起手来，共同来面对全球金融安全问题以及其它诸多问题。现在有一个想法浮现出来，那就是应该建立一个G2，也就是美国和中国。G2这个概念并不是来自于一个经济学家，它来自伯格斯坦教授，是今年1月在北京外交学会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的。我不敢肯定这个提议是否现实可行，因为美国和中国之间虽然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但是我们之间仍然有许多分歧，包括对世界的看法，对一些国际问题，而且在国内的政治体制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还有价值观上，等等方面。所以只要我们还有这些非常关键的分歧，就很难说能够建立一个G2。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一些利益共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确实还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刻来建立一个G2并不是很合时宜。

　　记者：一些对中国少有深入了解的西方人经常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出责难，您对此是怎么理解的？

　　沈大伟：我想每个国家都会有其自己的政治体制，没有一个全世界都通行的政治体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并发展其独有的政治体制，包括民主体制，这都基于自己国家的状况来决定。美国有其民主体制，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民主体制；中国共产党在讨论党内民主，还有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民主。我对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改革印象很深，我刚刚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书，有关它所进行的改革和制度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是很强的，他们学习了其它一些国家共产党失败的教训，比如前苏联，还有东欧，他们还学习了全世界政党的情况，西欧、拉丁美洲、东亚、中东，吸取了其它国家的不同经验，将这些外来的经验应用于中国内部的政治改革，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在一种全新的独特的道路上前行，它是“对外”和“对内”的一种结合，这是一种不断地进步。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中国的经济体制一样，还有中国的其它方面，都是在不断地进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