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峥
印象最深刻的是陆川对《南京!南京!》的定位,他说:“《南京!南京!》比《集结号》的战争场面还要多,希望 越多人来看越好,这部影片就是部商业片。”
如今导演们光明正大地喊出“商业片”的口号本已无可非议,然而对于这样一部牵扯到国家屈辱史的片子,又有多少 观众会真的抱着看商业片的心态来对待呢?
影片最大的亮点就是日本兵角川的视角,展现了他从一个战争追随者到良心备受折磨到最后崩溃自杀的过程,这样的 叙事角度跳出了传统视角,然而却引发了此后最大的争议。
在每一个播放《南京!南京!》的影院里,我们除了会看到老人和年轻人外,还能看到被父母带来的孩子们,他们显 然把影片上升到了“历史教育片”的高度。
在文学作品的解读中,常常有一种“复议”现象,读者的解读超越了作者本身的思想。那么,《南京!南京!》的争 论是否也超出了陆川本来的想象?
真的存在角川?
现年87岁的李素云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南京!南京!》上映的时候她也去看了。当年南京沦陷的时候,李素 云大约十四五岁。看完《南京!南京!》,她认为影片中关于屠城的描述比较真实,但还没有真正的现实残酷。李素云回忆说 ,在还没有躲到难民营里去的时候,她晚上在家里亲耳听到邻家女孩的哀号,而她的舅妈被日军带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每天 早上,很多邻居都自发出来埋尸体,很多的尸体。据李素云的儿子王镇华称,南京中山路翻盖房子的时候,地下就挖出了很多 白骨。
而对于《南京!南京!》通过角川的眼光来看整个事件,李素云表示理解,但认为导演对这个日本军人强调得太多了 。她在战后通过媒体得知一些日本兵来南京忏悔过,但她自己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角川这样的日本兵。
日本兵角川的形象贯穿了始终,因为剧本的设置给了角川一个最完美的展现空间—从他进城后杀害平民时的害怕和迷 惘,到爱上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时的纯真和善良,最后又用放走小豆子以及自杀来体现他人性未泯。当电影中其他中国人死的死 ,伤的伤的时候,只有角川走到了片尾,角川无疑是影片的男一号。
在一次媒体所做的调查中,角川竟成为了最让观众感动的角色。观众余先生说:“我没有感觉到压抑和震撼,反而是 角川这个角色打动了我。在残酷的战争之下,居然有这样一个能够冷静地反思自己的人,并且最后以实际行动完成自己的反思 。”
一个被派来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兵成了让中国人最感动的角色,这的确不太符合逻辑。做为导演的陆川当然是有意为之 ,在《南京!南京!》的首映式上,有人提问为什么站在日本人视角,陆川回答,影片其实也只是1/4的部分是日本人视角 ,以前我们拍了很多站在我们自己角度拍的抗战影片,但是从来没有被世界承认过;希望这部影片能走向世界,让大家都看到 我们遭受过的苦难。
陆川的想法很明了,就是在放下了民族主义和爱国情绪后,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探讨人性,从而客观地反映历史。 这种想法无疑是可取的,在以往反映抗日题材的作品里,那种“高大全”的脸谱角色在让外国人觉得不真实的时候,也让国人 自己觉得云里雾里。所以,想要让电影作品变得更有力量,就必须直面人性。
但是,陆川真的做到了吗?
观众章先生看完电影后表示,“我很好奇,陆川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拍这部电影的?一般来说,所谓反思、谢罪这种 事情都要由当事人自己来做,很少有人在电影里替别人反思和谢罪的。这或许只能说明陆川导演已经超脱了中国人的身份,跑 步进入‘国际主义’了。”
争议的关键是角川是否真的存在,有专家指出,确实有一些日本兵因为在南京和中国犯下太大罪行而自责甚至可能为 了赎罪自杀的事,但有史可查的,全都是在战后,《东史郎日记》里老头子确实在真心忏悔,但就是忏悔到东史郎的程度,他 亦没有选择以自杀向中国人民谢罪。
更有影评人质疑陆川的“人性”视角,“陆川并没有做到直面人性,而是选择了拔高人性”。浏览最近的中国大片就 会发现,好像出现了一拨因为“良心发现”而自杀的日本小军官,这似乎从一种“崇高”走向了另一种“崇高”,从一种“脸 谱”走向了另一种“脸谱”。
角川的自杀,到底是《南京!南京!》的一个神来之笔,还是一个大败笔?
太完美的真实
《南京!南京!》一上映,立马成为了媒体们聚焦的热点,亦不乏赞扬美誉之词,著名写手胡赳赳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陆川的电影破解了某种思维:被体制内认可的影片一定是主旋律影片,被市场认可的影片一定是商业影片,被学院认可的 一定是知识分子影片,被专业人士认可的一定是独立影片,而陆川拍《南京!南京!》时学会了走这样一个‘四边形’。”
这样的评价简直是把电影捧上了天,一般的作品能走好一边就谢天谢地了,更何况是四边形!
于是马上有影评人反击道:“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事儿?一部电影可以四面讨好?一部电影如果谁都想讨好,完全不 知道取舍,其结果就是把电影拍成一个‘四不像’。”
判断《南京!南京!》是“四边形”还是“四不像”,关键还是在“真实”两字。
《南京!南京!》的确很感人,这些都是通过细节来展现的。但如果仔细推敲,大多数细节都是似是而非的。比如, 唐先生为什么要换那个不明身份的人?角川为什么会动娶随军妓女百合子为妻的念头?为什么唐小妹在屠城之日还有心情教孩 子唱戏?刚刚被放生、惊魂未定的顺子和小豆子为什么会马上有心情采摘路边的野花戴在头上?
这些细节在推敲真实性上是可疑的,但在增强影片感染力上却有着无可置疑的巨大作用,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刻意的 真实”的观点。
有观众提出,这部电影如同一个虐待狂,把倒悬的头颅、中国妇女的裸尸、被扔下楼的小孩这些细节源源不断地提供 给观众,提供给他们恐怖与绝望,别的却没有了。除了巨大刺激、惨绝人寰的视觉体验之外,陆川什么也没有给。他所以为特 立独行的、基于普通日本兵的人道主义视角几乎毫无作用,由于过于用力,所有与士兵角川有关的戏都显得做作而且拖沓,对 于在民族情绪压力笼罩下的观众,根本无法在人性本位和切肤之痛中平衡自己的情感,这带给他们的只能是烦躁。
这也许就是陆川那个“客观”角度所引发的问题。电影展现了一段段血腥的屠杀场面,但因为想表现的完满,从而愈 加支离破碎,或许导演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太多想要表达的元素,可是也因了这太过于想要表达的心,在某些情节的处理上略显 刻意了许多,而一旦刻意,剧情便会远离了真实。
面对质疑,陆川表示,这其实是一次对中国、对日本都“去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要追溯到他开始阅读《魏特琳 日记》。
《魏特琳日记》的作者明妮·魏特琳,是一位来自美国的教会教育工作者。在大屠杀期间,她利用所供职的金陵女子 学院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和年轻姑娘。她在日记中关于人性和战争的记述,让身为电影人的陆川深刻地反思。
“我们过去更多是在哭诉屠杀的事实,我们习惯于把日本兵塑造成魔鬼,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符号化了。但如果一直 把他们当作妖魔去描述,一味去哭诉,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会真正认同这种仇恨的情感?”陆川认为,要让世界认真思考南京大 屠杀事件,就必须首先把日本人作为“人”来描述,这是必要的叙事策略。
历史片里的历史
我们每每面对历史片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拿那段真实的历史和作者的创作进行比较,这就涉及到一个艺术与历史创 作博弈的问题。
《南京!南京!》电影里的日本侵略者被当作有情感有自省的人来描述,这是颠覆性所在。这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经 典抗日电影相比,导演的确跨出了一大步,站在超越种族、普遍人性的高度,去同情与怜悯。
但对于日本军官角川这一角色,问题并非导演所担心的那样—这个日本人角色会被民族主义者拒斥,而是这个形象的 艺术与现实真实度问题。
张纯如在《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中写到:“人类残酷对待自已同胞的历史纪事,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故事。 如果要将这类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较,那么,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与规模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 大屠杀相抗衡。
在世界舆论法庭之前,日本对其战时行径毫无悔意,直至今天仍如此。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即使战争法庭判定日本 的一些领袖触犯战争罪,日本仍处心积虑地设法避免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德国受到这种道德审判,对自己的罪行坦承不讳; 日本却持续逃避审判,遂成另一种罪行的罪魁祸首。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维厄瑟尔几年前提出的警告:‘遗忘大屠杀,就是二次 屠杀。’”
根据史料,日军在南京屠城,没有丝毫犹豫。皆因为之前的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调集百万大军与日寇血拼,虽苦战 终负,败走南京,但第一次打痛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师团。于是杀红了眼的日本兵直接对南京百姓下了毒手,全无《南京!南京 !》里所描写的进城初始的犹豫、徘徊,以及内心的善恶相争。显然,为了刻画日本兵之善良本质,为了赶上艺术时髦,陆川 有意无意地将个人的艺术观凌驾在了民族的历史观之上。
有人提出,《南京!南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展现日本军官、士兵、日籍慰安妇之间的亲情、乡情,相互慰藉, 以及本性的善良。在1937年冬天闯进南京城的十数万日本侵略军里,难免有个别的脆弱者、少数的当场愧疚者,但他们绝 不是这十数万人的主流。连几十年后有勇气回述南京日子的若干日本老兵,笔下都不曾流露出对屠杀的悔意。假以支流,夸大 支流,虽有艺术上可造之处,但其传播效果,却是模糊了今人对史实之主流的认知。
一位看过此片的南京人写到,“陆川塑造的南京,即使知道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也不接受。我宁愿深刻同情,畅快痛 恨,也不要模棱两可地冷静。历史这个东西,于南京人就是,它会一点一滴融入你骨血里,教你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
我们从小春游就去雨花台,我们清明去万人坑默哀,我们儿童节去参观抗日战争展览,我们青年节在30万人纪念碑 前默哀,我们每年12月肃立静听响彻石城的防空警报。我们是南京人,我们从小就知道,1937-1938年,我们死了 30万同胞。有人说南京人那时候被杀尽,现在的南京人都不是南京人,就好像研究古罗马历史的人说,现在的罗马人不过是 外来者而已。那又如何?南京城空,即使是涌入南京的外地人,被这时间熏陶着,已经融入石城的历史。”
到底什么是南京?我们无法知道确切的历史,我们也无法知晓日本兵们的真实心理,但至少确定的是,艺术家在获得 自由的思考和表达之前,最好以一种更慎重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人心灵上的疤痕,否则真的对不起南京死难者的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