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性的社会责任运动正在中国企业界兴起，

　　背后往往是企业的品牌战略诉求，隐藏其中的企业价值观引来社会追问

　　-本刊记者／陈焱

　　比尔·盖茨为自己打开了一扇叫Windows的视窗，于是，他的财富人生便隆重登场，闪亮着的不光是他的技术 ，社会更认同他显性身份里“慈善家”的作用。去年。当这位IT巨鳄高调宣布打算退休并将进军下一个人生主场——公益慈 善事业，同时提出要裸捐个人资产时，这一事件引起的社会轰动性着实让不少公众睁大了眼睛想对“慈善”看个究竟。

　　一个民企的符号意义

　　很长时间以来，慈善在中国是一个暧昧的语汇。一些隐匿的利益诱惑或者利益交换的因素存在使其文化核心价值观产 生混乱和缺失——就有人在其慈善的光环褪去之后，最终又跌回原型，比如曾经的上海慈善大亨张荣坤。

　　传统的慈善价值观里，它是以财势彰显个体本位主义。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公益事业并将慈善活动 与企业的责任感挂钩，正逐步将其设计为企业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慈善，在这个国度里正在不断地形成习惯或是信仰。

　　引发转变的事件来自2008汶川大地震，它带来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全民慈善运动，媒体敏锐地将这个年份 称做“慈善元年”、“公民社会元年”。全民捐款风潮后是公众对企业的高声议论：捐与不捐、捐多捐少都被快速传播后进行 道德批判。高调者更加高调，他们看到了慈善的良性循环；低调者更加藏紧了自己，他们看见了前车之鉴，更多的人在观望。

　　于是，中国行善者们开始分歧了，做慈善到底应该高调还是低调？

　　高调者中陈光标最引人注目。这个被称作“中国首善”江苏民营企业家在大地震发生半小时后就决定把60台原本送 往华北的工程机械全部转至四川地震灾区。参与救灾，他背出208具遗体、救出11个幸存者，他把带来的200多万现金 散给沿路的受灾群众。

　　熟悉陈光标的人都知道，他做善事有个习惯：要拉上自己公司里的专业摄影师还得叫上个把媒体，绝不悄悄干——这 和那些遵从低调行善的企业家截然不同。其实，陈光标的这种张扬作风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2003年前他做善事也是悄 无声息的。可后来，和父亲的一次谈话改变了他的认知，父亲认为：做了好事就应该让大家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好榜样，这个 榜样应该给大家看看，让更多的企业家学习，不要管别人说三道四。

　　785万元现金、2300顶帐篷、2.3万台收音机、1000台电视机、1500台电风扇、8000个书包， 地震发生后，陈光标以一个民间救援者的身份创造了这些数字，他的行动力感动了整个中国。电视上有他的身影，网络上有他 的“标哥粉丝团”，高校预约演讲的日程从6月排到了年底。2009年农历春节前夕，为了让灾民过好这个地震后的第一个 春节，他携妻带子重返灾区派发红包……一个从小受穷、白手起家创富的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人生声誉的高峰，2008年，陈 光标进入了被大灾难所映衬出的大写的人性符号中最打眼的那个行列。

　　从冲动到行动的距离

　　当“公益”成为一个极具普世价值的词汇，它与财富、公众观念、社会责任感等等融合在一起，就逐渐成为中国当代 的精英思想。有人提出，中国正在进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转型时代”。

　　自愿性的社会责任运动在中国企业界逐渐兴起，背后往往是企业的品牌战略诉求。而一些企业家抱着不同的诉求在捐 款中上演了“捐款竞赛”，作秀成了一种常态。评论人士认为，当“乐捐”成为罕见，“劝捐”或“迫捐”成为主流，这是慈 善文化不成熟的表现。

　　公益应该怎么做？公益事业是否一定要匿名？在公众基本上拿捐款多少判断名人和企业道德高下的现实当下，原本隐 蔽在这些表象社会问题背后的企业价值观问题就常常被浮出水面，引来更大范围的社会追问。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西方发达国家有更浓的全民慈善氛围，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暂还不具备全民慈善的能力 ，但也正在进行慈善信仰和文化方面的补课。

　　民间社会该不该成为孤独的前行者？行政部门与条例制定者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那些条例规章适应善意的民间社会 新事物，以法律化的形式给民间善行一个制度出口。

　　文化学者吴祚来认为：和谐社会不是来自冰冷的管理，而是来自善意的参与，民间社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他们 或弘扬传统或借鉴创新，用民间社会独有的方式创造文化、宣传善行、践行道德理想。尊重民间社会的道德理念，并积极主动 地扶持新的道德力量，我们的社会才是一个有道德理想的社会。

　　“地上本没有行善者的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愿行善的路上，多一些开路的人和护路使者。”吴祚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