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由新竹法院、新竹地检署的司法人推动了台湾司法界“自清运动”，我们当时就觉得，检察官、法官应 该要有担当，特别在面对有权势之人时。“吴苏案”发生的半年前，我发起了一个法官“自觉运动”，最开始在新竹地方法院 发生，叫作“还给我们一个纯净的审判空间”，我带领全台湾法官发动了一个联署签名。

　　1989年，新竹地检署高新武检察官办了划时代的“吴苏案”，我也见证了这个事件。那时，台湾“司法院长”林 洋港任用吴天惠担任掌管司法风纪的台湾“司法院第四厅厅长”，吴天惠的夫人苏冈是律师，在苏冈代理的案件中，夫妻二人 共同利用吴天惠的厅长身份，长期向法官、检察官行贿。

　　结果，高新武检察官决定主动侦办吴苏二人，并由知情的法官、检察官担任告发人、证人。1989年1月11日， 台湾“司法节”这天，吴天惠和苏冈二人被高新武检察官主动拘提审讯，全台湾震惊了！台湾的司法也开始逐渐获得台湾人民 的信任。

　　虽然最后吴天惠被判无罪，只有苏冈被判有罪并服刑坐牢，但“吴苏案”激起了司法界的一种自觉：有为者亦若是。 无论在台湾社会还是在司法界，“吴苏案”都树立了一个典范。

　　我记得1989年我们做台湾司法改革时，有个律师就公开说：台湾只有新竹法院、新竹地检署的法官、检察官够格 做司法改革，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办案认真，绝对清廉，操守没问题。

　　也是在1989年，桃园地检署李子春检察官侦办了“萧天赞关说案”，把时任台湾“法务部长”的萧天赞轰下台。 李子春检察官也遭遇很多压力，那时我们面都没见过，可大家彼此知道是一条心，他在桃园做，我们在新竹声援，大家都是有 理想的人。那时，敢声援我们的司法人很少。

　　“吴苏案”和“萧天赞关说案”之后，台湾社会开始对司法肯定，后起之秀也开始效仿这些不畏权势、挺身而出对抗 行政强权的法官、检察官。

　　6年后，在台中地检署，由朱朝亮、吴文忠检察官发起了“对抗上上级关说案”……

　　很多事情很奇妙，就这样一个个地下来。我们都算一条战线的。台湾的司法独立，就是通过我们这样的慢慢探索，逐 渐实现的。

　　我们很清楚政治掌权者一定想要掌握司法，当时我们做一切司法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竭尽所能地希望给司法 人独立的空间，我们希望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让掌权者不能操控司法。

　　当时我们已经铆上去了，就觉得，大不了丢掉这个位子，没什么了不起！当时我们也没有政治目的，就是为台湾司法 做点事。因为我们知道：司法永远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这道防线都没有了，就不得了了！

　　我很庆幸的是，在李登辉还没成气候之前，我们这群司法界的“改革派”刚好都成长了，我们有相当的司法经验，也 在当地老百姓、律师中树立口碑了，当时我们做事，大家会相信。大家都清楚我们是认真办案的法官、检察官，我们不是作秀 ，我们绝不可能受贿，也不可能昧着良心办案。

　　“吴苏案”后，参与其中的许多新竹司法人都离职了，高新武检察官也自认使命完成，请职离开司法界，他离职前对 我讲了一番重要的话，“深受司法界不良习气影响的现职司法人员已经很难改变，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未来的司法人，他们现 在可能还在学校就读，或者刚进入司法系统，还没有被‘污染’，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树立一个典范，让他们知道一个好的司 法人应该怎么做。我们正在播撒种子，六七年后我们会看到第一批司法新苗出现，二三十年后就会逐渐成林。”

　　高新武检察官是对的。20年后的今天，当陈水扁犯下这么多贪渎案时，台湾已经有一群正直勇敢、敢于对抗权势的 法官、检察官能对抗强权了。

　　《新民周刊》：在你的体察中，现在的台湾地区，司法的地位是怎样的？

　　谢启大：比起二三十年前，现在司法在台湾社会已经逐渐被肯定，司法在台湾还是具有相当的公信力。

　　台湾司法是三级三审制(中国大陆是四级二审制)——地方法院、高等法院与最高法院，法官、检察官需经严格考试 ，他们素质蛮高的。因为台湾对法官和检察官实行“终身制”，他们的身份有相当的保障，除非司法人的自身有刑事犯罪或被 惩戒(因行政上的错误被弹劾、纠举)、被禁治产(丧失意识能力)，否则不能迫令他们退职。这个保障最大的好处是：只要 法官、检察官不在意升迁、考绩和调动，他们就可以依据良心处理案件，他们的权力是很大的。

　　在我们台湾，司法圈很小。据我了解，司法官彼此很清楚：有些人油盐不入，而有些人是有价码的……法官、检察官是有口碑的。在台湾，如果一个好的法官、检察官，能真正秉着良心、法律办案，他很快会被社会肯定。那些拿钱或乱判案的法官、检察官，不可能留不下证据，台湾司法界很快会注意到，马上会办他们。

　　《新民周刊》：在台湾，如果出现收黑钱或贪腐的法官、检察官，通常这种情形怎么处理？

　　谢启大：一般这种案子都会用监听的方法收集证据，当然办法官、检察官，证据的要求更严格。

　　我知道，大概在20年前，台湾“调查局”用了几个特别干练的侦办团体办司法界弊案，曾有段时间抓了十几个法官 、检察官，被关到监狱里的好几个，对于那些司法人是有喝阻作用的。

　　在曾被这样大刀阔斧地砍了一段以后，几乎不会有行事太过分、太离谱的司法人了，贪腐的司法人在台湾司法界很难生存下来，台湾“司法黄牛”没那么猖獗，风气还没那么坏。如果真的很爱钱，他不需要做法官，他可以改行做律师。

　　《新民周刊》：陈水扁、李登辉都曾在台湾检调系统高层安插过自己的心腹，在你看来，台湾的法官、检察官能够规 避这种来自高层的行政力的干扰吗？

　　谢启大：很难。从李登辉当时任命的“检察总长”卢仁发到现在陈水扁任命的“检察总长”陈聪明，他们都是在台湾 检察系统里公认的能力、操守被质疑的人。在司法系统里，我们自己很清楚每个人的能力、操守如何，这是透明的。

　　但陈水扁2000年曾任命的“法务部长”陈定南相当好，他耿直，形象很好、做事认真，也会真正放手让检察官去 办案。陈水扁用了陈定南以后就很难换掉，直至2005年陈定南辞去“法务部长”，回到宜兰去竞选县长，可惜失利。

　 　离开政坛是“意外惊喜”

　　《新民周刊》：你自认在做一些评断时，有你自己的政治或党派立场吗？

　　谢启大：我们长期受到了法律的训练，在办案时心中没有蓝、绿，我相信民进党中也有好人，蓝的也曾有过贪赃枉法 的事。每个人都是多面向，我只是很客观地去看这些人、事，我有机缘曾在司法界、政治界呆了这么久。

　　《新民周刊》：后来你辞掉法官、步入政坛，是因为高新武检察官的劝说吗？

　　谢启大：我不是一个喜欢政治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进入政坛。我进入政坛完全因为当时高新武检察官看出来， 李登辉存心毁掉国民党、利用国民党搞“台独”，而这是我们不愿接受的。我觉得李登辉的“台独”更可怕，是皇民化即所谓 日本军国主义的“台独”，他就是想利用“台独”逼使大陆出手攻打台湾、毁掉大中国的发展机会，他挑起两岸人民之间的仇 恨，制造两岸之间可能擦枪走火的危机，这是我觉得最危险的。

　　我是真的为了这个目的去从政。我们都是属于“大中国主义者”，我们都爱台湾，也希望中国大陆好。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两岸和平，中国统一，大中国才能崛起。

　　新竹当地人民对高新武和我非常尊敬，我们才可能在没有政党支持的情况下，1992年在新竹以高票当选“立委” ，一般司法人士觉得这不可思议，我在新竹当法官的9年里，判了多少人刑？在一个小小的30多万人的新竹市，我不是把人 都得罪光了？可我居然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因为9年里，我们得到了新竹地区人民的信任和尊敬。

　　我在从政的9年中，没有为自己争取过利益。在台湾“立法院”的9年里，我修过70多部重要法案，我把最在意的 “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军事审判法”、“陆海空军刑法”及人权保障、弱势群体保障的法案都修订完成了。那 时，我要守着议场，提防李登辉利用修改法律达到独裁目的。“立法院”那9年，我耗尽了一切，我的家庭、孩子、健康，我 几乎完全顾不到。

　　《新民周刊》：现在看，从政留给你怎样的感受？

　　谢启大：从我开始决定选择辞去法官、参选“立委”那天开始到我离开“立法院”，那9年，是我人生的黑暗期。别 人看到我风光，可事实上我极度疲惫、焦虑，从政9年，是我最痛苦的时期。

　　我是职业妇女，我也是一个“教育妈妈”，我很爱我3个孩子，但在我最小的孩子才6岁时，我就开始关注社会、踏 入政坛，最近我与孩子谈心时，他还会告诉我，“那时我们也非常痛苦，我们不能接受一下子就没有妈妈了！”

　　我最近也有种很深的感受：将近10年，我的人生是空白的，我没有欢笑、没有家庭，近10年中，孩子所有成长经 历我都没有参与，我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没有停下来看我在过什么日子……我唯一记得的是，我每个法案是怎么过的、我每 场战斗是怎么打的，我所有印象都在“立法院”，我的回忆就是政治。

　　《新民周刊》：离开政坛，你有过遗憾吗？

　　谢启大：我从政时期的两件事使我的声望达到最高点，一是帮宋楚瑜查“兴票案”时，二是在轰李登辉下台时。

　　2000年3月18日晚上，我发动群众包围李登辉官邸，轰李登辉下台，李登辉太太李曾文惠吓得3月19日带着 8600万美元逃往美国、在纽约机场被查获，美国再用此要挟李登辉、让他必须辞去国民党主席，达成了我们的目的。如果 不是因为这样的事件，再让李登辉继续把持国民党主席的位子半年，他会把国民党党产移转光，把连战、宋楚瑜、马英九贬下 来，再把他那些“台独”人士包括黄昆辉(台联党现主席)、黄主文(台联党前主席)推至国民党要职，那李登辉将永远把持 着国民党，国民党就变成最大的“台独”党了，这个后果非常可怕。

　　当时新党帮助宋楚瑜，但宋楚瑜在2000年成立亲民党后趁势并吞新党资源，新党由台湾第三大党变成支持度瞬间 急降，我从郝龙斌手上接过党主席时，新党已经很虚弱了。我当新党主席的8个月内，完全处在一个选举战斗准备期，为了激 励士气，我放弃了我的安全选区台中市，选择了一个最危险的高雄市，但是我们还是失败了，我也辞去了党主席，以示负责， 离开了政坛。

　　现在回想，我听到我落选，第一个念头是：我终于可以离开政坛了！之前我一直以为我在政治上是无期徒刑，忽然听 到被改判有期徒刑、立即释放时，感觉愕然，不敢期盼的好日子突然来临，一时之间不能适应。

　　离开政坛，对我而言是一个“意外惊喜”！当李登辉已失去“总统”位子、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时，我觉得我的责任 和使命已经完成。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心怀感恩。

　　 入狱3个月是人生最轻松时

　　《新民周刊》：为什么当时你执意选择回台湾服刑？

　　谢启大：上天居然能让我这个小兵完成拉下李登辉这样的大功，单凭这点，我觉得我该付出代价。

　　我的一个原则是，对得起自己。首先，虽然台湾法官的刑事判决是扭曲事实、违背法律的，但我身为法律人，仍然要 依据法律行事；其次，我回去坐牢，不选择易科罚金，是预留了我将来可以继续追查李登辉夫妻这个涉及8600万美元案件 的余地。

　　当时很多人有疑问：李登辉怎么可能这么笨？他为什么要把现金运到美国，而不用汇款？最近陈水扁的案情越来越明 显后，当时很多人都质疑的问题，现在陈水扁都帮我们解答了。

　　陈水扁是以他的前任李登辉为榜样，陈水扁的手法跟李登辉很相似，他也是现金搬进搬出、直接飞机运送国外，他租 人家金库放现金，一车一车运、一纸箱一纸箱搬，几亿元(新台币)现金搬进搬出！因为汇款会留痕迹，而现金不会留痕迹。

　　在追查李登辉的案子时，我发现李登辉的手法比陈水扁高明多了，李登辉懂得隐藏，懂得把很多证据消灭。而陈水扁 的技巧差得太远了，他做得非常粗糙！

　　现在我还在继续追查李登辉“私运美钞案”，最近又调到一些新证据，常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我希望最后能追查出李登辉曾贪赃枉法，掏空国民党党产、掏空台湾这些事实真相。

　　《新民周刊》：台湾许多政治人物都以坐过政治牢为荣，你呢？

　　谢启大：真正坐政治牢的人，我很尊重，他们不是犯罪。但我不赞成把坐政治牢当成谋求个人政治前途的一种手段， 就像陈水扁，我不太看得起这种人。

　　我把坐牢当成我在政治上画上的一个漂亮句点，而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政治资源去加分或造势。我在政治上得到的太多 了，我相当疲累了，不会把坐牢作为我晋升的工具。

　　《新民周刊》：你自认在你的人生中，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时候？是入狱的3个月吗？

　　谢启大：呵呵，那3个月是我最轻松的时候！(开心地笑)

　　一方面，台湾的狱政改革还不错，从典狱长到管理、戒护人员，素质都很高。这也有我的部分贡献，我在当法官时关 心少年犯罪，访问过台湾一半以上的监狱；在我当“立委”时期，我坚持把外界社会资源带进监狱，帮助充实台湾狱政软件。 并且，我事实上是坐政治牢，他们都对我相当尊重。

　　我曾问过政治前辈施明德、林正杰两位先生对于坐政治牢的感想，他们认为这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提升。我已经太久没 有关心自己了，从我18岁开始工作，我就是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白天当老师、晚上当学生；我当法官，一个人做三个人的 事；当了“立委”，我一个人做四个人的事……我永远在超负荷。

　　我把这3个月当作是闭关修炼，看作是给自己的一个礼物，这3个月我不必关心别人，只要关心自己。我趁机读了过 去想读的《圣经》、《佛经》、《易经》、《六祖坛经》、《贞观政要》、《诗经》，也看很多小说，包括二月河的《雍正王 朝》、《康熙大帝》，还有《哈利·波特》，最重要的，我读了很多养生书籍，也写了很多文章。

　　那段时间我觉得很幸福，我很感恩。我把我欠了30年的睡眠补回来了，出狱时我气色很好，还减了一下肥，我做了 很多好玩的事！我出来后看到我那些朋友都忙翻了，像台湾现任“法务部长”王清峰，那时她在查“3.19”的案子，我笑 她说，真该把她送进监狱休息3个月。那时有很多朋友包括我同学都是“检察长”、“院长”、“典狱长”级，来监狱看我， 被挡在外面，我出来后才知道。

　　我的人生中曾有两个很奇妙的3个月：一是我坐牢的3个月；一是我去年备考中国大陆律师执照的3个月，当时我专 心只读一种考试书，我用了有趣的方法，很坚定地有规律地生活，尽量用平和快乐的态度读书，虽然每天读书十五六个小时很 辛苦，也因为我坐得太久，腰痛严重，可是我能健康地撑过来。

　　日子都看你怎么过，你用愉快的心情过，念头一转，都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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