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稿

　　省委书记只改了二十几个字

　　刘子富向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了自己的想法，委婉地提出：“您的事情比较多，我写出来，您找个水平高的秘书看一下就行了。”

　　石宗源的回答是：“我哪怕一天看30页，也要把书看完。”

　　今年2月27日，书稿初成，刘子富请人把书稿递送给了石宗源，石宗源当天即让人把书稿送了回来，并附了一封信：“子富同志：书稿粗略看完了，你辛苦了，向单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为此书作序)表示感谢。4处有修改，仅供参考。”

　　“他是当天就看完了，而且提出的修改意见，都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如标点符号和时间顺序上的错误。”刘子富很感慨，对一个如此敏感的事件，在事件发生仅8个月就同意公开出版书籍，已经非常不易。而没有对书中的观点提出修改，更见石宗源对他的尊重。

　　定稿时，刘子富为书起名为《新群体事件观》，那么何谓新群体事件观？

　　他的解释是：“我国的社会进入了转型期，在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断会遇到新的矛盾和挑战，社会矛盾高发。而发生矛盾和摩擦时，已不能用传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是内部矛盾，不具对抗性，不具有政治诉求和目的。应该用化解、疏导、服务的原则和方式来处置群体性事件。”

　　对应瓮安事件，刘子富将其定义为：“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群体性泄愤事件。干群关系已经由‘鱼水’转化成了‘水火’，而一旦群众走到山穷水尽别无路的时候，就会采取极端手段来泄愤。”

　　这是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上的判断，而刘子富也在手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来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这要求党委和政府找到全新的机制、手段、理念和方式。”，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

　　首先是“现场第一”及慎用警力。刘子富告诉记者，现场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焦点所在，如果党政负责人能在现场指挥，并与群众沟通，让他们的怨气消除，群体性事件扩大的可能性就不大。而警力的慎用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警察在场并动粗极易引爆事态，“要慎用警具，更要慎用杀伤性武器。”

　　但在瓮安事件中，党政主要领导却丢掉“现场第一原则”，躲开现场，回避矛盾，不敢面对群众，以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次，是公开原则。瓮安事件和其它一些类似群体性事件一样，都有一个很强的推动力，那就是漫天飞的谣言。“在瓮安事件中，谣言的说法太多，说女孩是被奸杀，在场者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亲戚，但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当地电视台和广播对这一在民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毫无反应，任由谣言乱飞。”

　　再次是问责，这是重塑政府形象，让群众恢复信心的重要途径。

　　刘子富告诉记者，经历了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了高度的敏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告诉记者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自己在瓮安与新任县委书记龙长春谈话，到了晚上10点多钟，龙突然匆匆离去。他告诉单光鼐，当地又有一个孩子溺水身亡，他必须立即去现场处置。

　　刘子富的书中记载了另一件事：去年8月，一名吸毒并自称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员，来到瓮安县公安局大门前用刀将手腕划破，以死威胁，高喊“公安局不公道”引来上百人围观。刚刚经历了“6·28”事件的当班民警心存疑虑，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瓮安县公安局新任政委周胜立即赶到现场，面对当事人，严厉指出：“吸毒人员到公安机关无理取闹，这种错误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并喝令他立即把刀放下，不然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吸毒人员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刀，答应不再无理取闹。围观群众也随即散去。

　　“敢于面对当事人，就能有效控制事态，”刘子富说，瓮安党政干部现在把弦绷得很紧，但具体到实践层面，还需要系统的培训。

　　《新群体事件观》一书，将瓮安事件作为标本予以仔细剖析，分析了事情的成因，一起少女自杀事件何以演变成一场灾难？干部们为什么不在现场，他们应该怎么做？年纪轻轻的孩子为何失去了理智？干群关系又为何紧张到这种地步？14万字的书给出了详细答案。

　　本月中旬，《新群体事件观》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短短几天，在贵州一时洛阳纸贵。

　　在瓮安，县公安局给300多名民警每人配了一本。瓮安县公安局负责人给刘子富打来电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起点非常高，因为我们参与了事件的处置，读起来倍感亲切。处理类似事情，就可按书中提出的原则去处置，这是最好的教材。”而在贵州息烽县，此书已被当地作为教材，向全县党政干部推荐。

　　“没有不讲道理的人民群众，主要问题在于瓮安原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干部作风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偏差，”刘子富说，他希望借此书，让社会更良性健康地发展。□快报记者 言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