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    

　　谈产业振兴

　　产业竞争能力说到底是靠竞争，而不是扶持。中国最多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志杰 | 北京报道

　　3月全国两会期间，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向决策部门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中国工业发展的若干判断》，阐述当前中国工业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后续经济刺激计划建议。

　　连续13年来，该所每年出版一本《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此前的2月6日，工经所所长金碚受邀走进中南海，参加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修改会，并专门就中国工业的现状和发展向温家宝总理做了汇报。

　　2008年下半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企业利润增速均跌至近10年来最低。振兴规划选择的10个产业，除了物流之外都是工业。这个报告对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一个延伸。

　　摆脱危机要在实体经济上着力

　　《瞭望东方周刊》：十大振兴规划中9个都是工业，怎样看这份规划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碚：这项规划释放了几个信号。首先，肯定了工业在中国现阶段发展仍处重要地位，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而以前一度有工业已经不重要的论调。这些产业占了工业的70%以上，其实就是工业整体振兴规划。其次，摆脱危机要在实体经济上着力，这一点美国就没有中国这样政策走向明晰。第三，这些产业要有序发展。

　　从长期来看，不能过度期待十大规划，规划肯定赶不上变化，政府不能代替企业，市场机制也不由着行政规划来。

　　规划主要是提出方向。而且，规划也只是各种政策手段中的一部分，其他政策也会发挥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振兴规划非常强调兼并重组，并且重组对象比较明确。怎样看待这类信息？

　　金碚：我们要特别避免一个倾向：简单通过行政干预、国家配置资源来实现产业振兴。60年的经验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如果产业振兴主要靠行政性规划的方式来解决，那就是历史的倒退。

　　规划的实施，应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和企业独立自由、公平竞争来实现。各类企业都应当有自己充分的空间，尤其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不能简单演绎成“国进民退”。

　　产业振兴对弱者应有更多关注，使它们也有机会参与竞争，才能使强者更强。列入振兴规划的产业中，钢铁、装备制造、石化、有色金属等等，都是国有企业主导，我们的政策还应有扶持民营和中小企业的部分。

　　工业浮躁的清醒剂

　　《瞭望东方周刊》：从长远看，中国工业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国际金融危机对此有无促进？

　　金碚：从长远来看，中国工业要解决精致制造的问题。有位经济学家说，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针清醒剂。

　　工业文化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危机之前，大家都比较浮躁，有暴富心态，期望通过所谓“资本运营”就获得很大发展，那种扎扎实实把手上的产品做好的观念不强。这次危机，真正受冲击的是那些经营理念浮躁、一般加工的企业，而精致制造、财务稳健的企业受冲击较小。金融危机后，企业家们也比较清醒了。

　　《瞭望东方周刊》：各界纷纷呼吁要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转型，为期3年的振兴规划实施完之后，会不会有所改变？

　　金碚：出口导向型经济不会有根本改变。这是由经济全球化规则决定的。

　　现在全球化规则还不如19世纪，不是彻底的全球化。19世纪时，自由贸易，投资国际化，尤其是移民自由。为什么会有美国、加拿大，就是因为移民自由。

　　现在全球化只强调自由贸易和投资国际化，但是技术转移困难，存在技术壁垒，同时人员流动反而倒退，特别是9.11之后，以安全为由，限制人员流动，造成世界资源配置极大不平衡。

　　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劳动力，但现在GDP不过才占全球的10%，占到25%才正常。劳动力需要就业、需要发展，但是产品卖给谁？按照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规则，工业品一定是卖到人均收入更高的市场，美国人均收入4万美元，中国只有3000，当然是卖到美国去。

　　实际上，中国大量产品还是用于国内，我们只是可贸易产品的出口，还有大量不可贸易产品例如造桥、修路、建房都在国内，没有那么悬乎。之所以说外贸依存度高，原因就是我们人不能出去，所以国外的资本到我这里，不是我们外贸依存度高，而是欧美国家企业(跨国公司)的外贸依存度高，我们出口的大部分是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这是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导致的。这是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

　　中国的出口本质上是劳动出口，不允许自由移民，就只能让生产产品走出去。

　　优惠时代早该结束

　　《瞭望东方周刊》：一些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比较有利，比如并购贷款，我们怎样看待产业政策的角色？

　　金碚：对一部分企业优惠，就是对另一部分企业的歧视。破除垄断，优化竞争规则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扶优扶强的时代也应该结束了。

　　产业竞争能力说到底是靠竞争，而不是扶持。越扶持，竞争力越差。

　　比如日本经济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问题？重要原因是产业政策，扶持一部分产业。因此出现“两个日本”，一个日本是国家没有扶持的，比如家电、汽车等产业，把它们赶到国际上竞争，结果成长很好，另一个日本是金融、物流、化工等历来受产业政策保护、扶持的，结果一直缺乏竞争力。

　　《瞭望东方周刊》：不少经济学家对当前中国重工业化阶段的经济结构提出批评，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金碚：中国最多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远远没有完成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份额、产值，还没有达到世界很多国家曾经所达到的最高点。石油作为主要能源起码还有二三十年。中国的重工业化最少还得15年。因为劳动力的吸纳、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进程、国土整治、环境工程、海洋经济开发等，中国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得依靠发达的工业，包括重化工业。如果没有工业，所有人都要退回到上山砍柴的阶段，根本无法保持青山绿水。

　　《瞭望东方周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不少标志性的年份，2009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金碚：1978年是改革开放元年，1992年是市场经济元年，2001年是中国经济全球化元年。再过一些年回头看，我们会发现，2009年将是强国战略的一个标志性年份。

　　今年，在国际经济危机下，世界将承认中国为主导国家之一；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份额将进一步增加，诞生一批有世界影响的企业；制定国际规则必须尊重中国的话语权；中国从自由贸易被动接受国，成为自由贸易主张国，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持必须有中国的积极作用。中国模式将得到更多认同。

　　同时，中国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将又一次显著增强。因为现在资源价格下降，而中国有条件进行大批基础项目投资。比如，2009年，中国可能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工业出口国。未来一些年，我们的铁路密度将进一步提高，不仅城市间而且农村公路建设也将有更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