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家对当前现实问题的思考

　　吴炳新

　　从深层分析，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理论的误区导致的结果。政府可以应对性地解决矛盾，但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这是理论家的责任 

　　理论是政府发展经济和国家管理的依据，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有严重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没有追根溯源的理论，就不能提供系统整体的科学指导。国家上层建筑的政府管理者，使用有局限性的理论发挥主观能动性，驾驭经济发展和国家管理，在经济发展进入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必然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周期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也只能根据实践的具体状况，采取临时应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历史的经验 

　　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从1929年10月美国第一家银行倒闭开始，此次经济危机波及整个欧洲，它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垄断经营所导致的。此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法律等手段，罗斯福依据这一正确的理论，提出了国家新政，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在美国取得成功。欧洲等国家学习这一经验，迅速纠正了市场经济(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负作用，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灾难，使经济走向较好的持续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指导，创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生机和进步。 

　　在1944年7月，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44国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开会，确定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1945年12月27日签字内容：双挂，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 

　　1971年8月，美国的黄金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自由浮动兑换。 

　　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以后，金融市场进入了自由市场。金融货币企业—银行和自由的金融市场，不断创造出的浮生产品(也称作是新的金融工具)迅速发展，资本运营企业从而大规模诞生，如：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信托公司等等浮生产品，这些公司都在经营货币这个特殊的商品，它并没有增加社会的实际财富。 

　　金融市场的这些浮生产品，一方面促进了实业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同时又产生了严重虚假泡沫--经济指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了这种严重的危机存在，但对它没有监控组织和措施保障。 

　　1987年底，国际清算银行“库克”委员会，提出了关于银行资本适度的国际标准，于1988年12月获得12个国家官方的正式认可，即著名的《巴塞尔协议》，从1990年开始正式实行。它的目的是：发挥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积极方面的作用，克服它的负面风险和危机。 

　　理论的误区 

　　从1990年《巴塞尔协议》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是并没有防范了金融自由市场的负面风险和危机。直至2007，还是爆发了美国次贷危机，严重影响了世界实业经济的发展。 

　　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它的根源是从世界金融组织到美、英及各国没有一个制度对世界各国和本国金融进行严格的监管。这次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世界金融市场，其主要原因，也是美国国家对金融失去监控管理。 

　　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是由美国银行倒闭引发，这次又是由美国次贷金融危机波及世界，导致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需要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组织以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共同认识和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各国必须严格监管金融系统的经营活动，制定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加强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理，赋予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组织一定的权力，对世界金融市场进行监控。 

　　但是，我们从深层分析问题，这次次贷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理论的误区导致的结果。政府可以应对性地解决矛盾，但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这是理论家的责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经济发展，而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就是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引向资本垄断阶段，导致毁灭性世界经济危机。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金融危机，也是这只“看不见的手”负面作用导致的结果。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理论也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再到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漫长的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从生产研究开始，他们的研究链条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研究的结果是：生产决定一切。用这种理论指导经济发展，必然会引向误区。 

　　消费与国家管理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消费和创造消费过程的活动。这一活动过程，是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消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它们相结合过程的消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过程又创造出生产，生产又创造出消费需要的产品，创造出消费方式，不断创造出新的消费水平。 

　　消费社会生产力又是继承积累的生产力。人类消费社会生产力是世代相传的。人类消费是人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物质生产力，有措施有方法地向自然界索取消费物质，和创造消费物质产品。 

　　在三大消费活动过程，对人类自身的消费过程的管理，对人类在生产消费过程的管理，对人类为三大消费向自然界索取消费物质和创造消费物质的活动过程的管理，要求人们尽最大的能力并要有科学发展观，实行科学的管理，以最少的科研经费和生产消费创造出最好、最多的有使用价值的生活消费物质和社会消费物质以及精神文化消费，并达到社会总的消费财富较公平的分配，较好地解决国内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幸福富裕的和谐社会。 

　　这就需要实行科学的组织管理，这种管理从整体上可分为两类，即：一是消费与宏观管理；二是消费与微观管理。 

　　消费宏观管理是国家上层建筑对三大消费的整体管理。消费微观管理是企业的生产消费经营和销售经营服务的管理和家庭生活消费管理。消费与宏观管理的目的是，保证一个国家三大消费的、正常活动的、正常科学的有序进行，并迅速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消费需要，同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的安全，并为人类世界和谐和三大消费健康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国家的利益也就在其中了。 

　　消费微观管理的目的是：保证一个企业在生产消费过程中，要以最少的消费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较好的、较多的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以最佳的优质销售服务满足直接消费者的需要，获取较多的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消费社会生产力的最大化，担负起社会的责任，解决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好和摆正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解决好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之间的矛盾；处理好企业生产消费与自然界的关系之间的矛盾。 

　　家庭生活消费管理，是人类生活的最基本的消费目的和管理。管理的目的是使有限的消费基金收入增值、增收和合理地安排生活消费，提高生活消费质量。由于消费基金的来源和满足人们日益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消费需要是复杂的、多变的。因此，它牵动社会总体经济活动运转过程对微观消费管理，有全面性的意义。 

　　消费与金融管理是国家管理的重要要素，国家必须加强对金融的管理，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必须控制金融企业，对金融企业实行绝对的控制和绝对领导，包括国家对国家主导银行实行绝对控股权；国家对大的证券公司实行控股权；国家对基金、证券等市场的经营企业公司依法实行严格的监控和严格的管理；对全国银行的经营状况实行监控，设定银行的风险金指标，经济失误达到超限标准，取缔经营权，指定经营好的银行兼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在当前则可以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如果放松了国家对金融的管理，那么有可能使货币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中断，影响着三大消费的整体活动过程。同时，如果不加强国家对金融的宏观管理，面对着金融危机，往往也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所以国家对金融的管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不可动摇的，这是国家上层建筑的责任，也是国家干预市场自由经济规律负面作用的重要手段的要素。 

　　综上所述，理论家应为政治家和国家管理政府提供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政治家和国家政府管理国家，要以理论为依据，发挥上层建筑、国家和政府的聪明才智，开创性地发挥管理才能，管理好国家，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满足国民生活消费日益不断增长提高的消费需要，这样的政府才能受到全体国民的拥护和爱戴。 

　　(作者为三株集团董事长) 

　　金融海啸给经济学理论的冲击 

　　龚 刚 

　　金融海啸(以及之前无数次的经济危机)再次证实了凯恩斯的“非完美”假说是对市场经济更为真实的解说。尽管凯恩斯所提出的药方并不能解决市场经济的所有问题，尽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认为其理论体系不够完整，然而，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弃凯恩斯主义，相反，这些正是需要我们去研究、创新与补充的地方。 

　　毫无疑问，金融海啸将在学术界呼唤新的理论和新的声音，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新的理论和声音将离不开凯恩斯主义，或者它将和凯恩斯主义相暗合，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是温和居中的理论，是第三种声音。 

　　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一分为二”(字面含义上)地看待事物，“红与白”、“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等等，却对两极之间的广袤调和态度轻佻、漫不经心甚或熟视无睹。究其原因，或许“中间”便失去了鲜明，故难造成“狂抓眼球”的轰动；或因“调和”便失去了对约束条件的简单化处理，使得思维方程从一元、二元一跃成为复杂的多元，实在消耗脑力；或因“缓冲”便失去了明确的敌手，使得那些由人类伊始便扎根心中的竞争意识所演化成的斗争哲学难以淋漓尽致的洋溢。 

　　然而，“中道”与“中庸”是世界文化史中人类共同的诉求，也是我们当前和谐社会理念下文化的深层架构。因此，我们在学术界呼唤第三种声音，尽管此种声音在许多情况下因没有站队而缺乏大后方的掩护、支撑与声援，但它往往集第一、二种声音之优点于一身，并能有效弥补它们的缺欠，因此常常是温和而没有偏颇的；同时，第三种声音避开了意识形态之争，避开了因争论而争论、因反驳而反驳的亢奋，于清净淡泊又沉稳缜密的土壤中便更容易结出客观性的硕果。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