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新闻周刊》。昨天，今年的两会全部结束了，在之后的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上，不出预料，应对金融危机成为提问量最大的主题。而无论是在两会中，还是在温家宝的记者招待会上，“心”这个字都是真正的关键字，这其中有代表与委员们对形势的“担心”，有总理和政府部门有关人员不断强调的“信心”，也有总理呼吁全体国民共赴时艰的“暖心”。然而，这一系列的“心”出于不同的角度都有道理，但是真正的道理却是我们今天节目要提出的一个“心”，那就是“用心”。方案与对策都已提出，但到了各地，人们能不能用心地去执行，而各个级别的执行者们会不会把“心”用对地方。可以说接下来的执行才决定着我们是否可以拥有信心，减少担心。《新闻周刊》本期节目关注散会之后的执行力。

　　短片一

　　2824票赞成、42票反对、22票弃权，3月13日的上午，97.8%的代表对今年的政府工投下了信任票，对于当下的中国，这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抉择。上午十点，总理温家宝又准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三楼的金色大厅。事实上，对于今年的这场记者会，主题应该早已明确，但是，大家还是想听听总理会有什么样新的说法。

　　两个半小时，12个中外记者的提问，话题主要集中在了已经让我们有些疲倦的金融危机上。 但是，看看国家统计局在本周刚刚发布的一组经济数据，外贸出口连续四个月出现下滑、消费需求进一步放缓、企业生产不足，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仍然在打击着大家的信心。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记得在去年9月24日，我在纽约就讲过一句话，就是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那时，世界还是一片迷茫，我们对于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也看不清楚。现在，时间过去不到半年，我们已经提出了一揽子应对计划。实现这个计划，我依然认为，首要的还是要坚定信心。”

　　3月13日的这场记者会，意大利《欧联时报》当天就发表评论文章说，如果说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国今年的全国“两会”提振了中国人的信心，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那么在13日刚刚结束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中外记者招待会，则把这种情绪推到了一个顶点。正如《欧联时报》所说，两个半小时，温家宝总理最想传递给大家的，还是信心。他说，“只有信心才能产生勇气和力量，只有勇气和力量才能战胜困难。我希望我们这次记者会能够开成一个提振信心和传播信心的会，我想这应该是每位记者的良知和责任，也是人们的期望。”

　　“信心”---这是我们开始出发前最需要的，也是在困难面前最容易失去的。有评论说：“中国用简短高效的一次两会，完成了对新世纪以来经济形势最为严峻一年的工作部署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全国总动员。信心与行动成为代表委员和民众的共识。”过去9天，意见、争论、对策，都随着2900多名代表表决那一刻，而形成了国家行动。

　　方向已经明确，而2009年中国经济能否顶住压力，最终顺利度过金融危机、恢复经济，接下来，执行力显得至关重要。所以，两会落幕，我们更愿意把目光投向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改革的决策者，下一步，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发展，他们的表现影响巨大。

　　人大代表广东省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中国完全可以实现8%的增长预期。”

　　人大代表浙江省绍兴市市委书记张金如：“我们的保增长必须要以结构调整为根本，只有抓好结构调整、抓好转型升级，才能保持我们持续增长。”

　　人大代表江西省南昌市市长胡宪：“我认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最终要落实到产业上，只要我们抓住产业发展的增长点，就能够抓住扩大就业的方向和工作重点。”

　　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市长蒋宏坤：“以自主创新为动力，来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我们就能增强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主持人：在今年的两会之中，也许人们能看到很多与往年的不同，比如会期缩短了，比如代表、委员敢说话的更多了一些。当然，也包括吵架的、争论的、交锋不同意见的明显增多。这一方面是大会更加开放、民主所致，但更重要的是，面对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一时间，应对方法很难统一，毕竟还很难说哪一个才是标准答案。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各级地方官员来说尤为如此。虽然很多人说地方应对危机大致是“三板斧”，第一，扩大投资，第二，刺激消费，第三，稳定房地产市场。但是想想看，中国大大小小六百多个城市，一千多个县，发展水平相差上天入地，特殊挑战千差万别，不争论，不交锋才怪呢。但是争论与交锋之后呢？

　　短片二

　　消费券要不要发？房市要不要救？劳动合同法是否应该缓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是否应当提高？一场金融危机，让2009年的两会争论异常激烈。在中央政府推出一揽子经济计划后，各界的目光也迅速汇集到与会的各级地方官员身上。因为在中国经济大幅减速的背景下，这些兼有决策者、执行者等多重身份的地方官们，将真正关乎中国在今后的经济走向。

　　如何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这是每一个地方官员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在全国两会之前，31个省区市公布了自己2009年GDP预期增长目标，全都在8%以上。最低的是山西、贵州的8%，最高的则是内蒙古、陕西的13%，而京沪目标则是力保9%。虽然几乎所有省份都选择调低了今年GDP增长目标， 但“保8”，而且是调结构的保8，对于那些地方官员来说，绝不是轻松的任务。

　　从去年底，各地就已经开始“八仙过海救经济”，而巨额投资成为地方政府刺激经济的首选。在成都首度尝试发放消费券扩大内需的做法之后，各种类型的消费券、旅游券、就业培训券也在全国遍地开花。此外，各地针对楼市的扶持政策也不断推出。因此有人总结，地方政府救经济乏术，无外乎 “三板斧”——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和稳定房市”，而因此引来的争议也一直延续到了两会会场。投资计划巨额资金从哪里来？楼市该不该救？消费券发放能否全国推广，又是否公平合法？就在北京两会会场内争论未休的时候，本周，南京春季房展传来消息，政府将向市民派发一万张购房消费券。而在广东，由于楼市15条新政落地，当地开发商开始逆势掀起提价潮。这更让人们开始期待，三板斧救急之策以外，富有改革精神的新思维能在今年凸显。

　　一些官员纷纷发表思路——

　　上海市市长韩正：“上海经济今年要保持9%左右，包括民生的工程，今年会力度很大，包括住房问题，交通问题，就业问题，还有旧区改造的问题，这些问题会有很大的一些力度。”

　　河南省副省长史济春：“对于确保10%这样一个目标，所以我们提出了企业服务年活动，从县里、市里和省里各服务一百家企业大概就是一万五千家，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只要保住了，发展就保住了，稳定也保住了，就业也保住了，大局也就保住了。”

　　湖南省副省长甘霖：“目前这种形势下，旅游行业的解决就业应该说也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因为它本身带动性很强，本身也是很有韧性的一个产业。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旅游业一个人就业，可以带动相关五个人的就业。”

　　新提法、新思维，两会期间，深圳市长许宗衡一直被中外媒体追逐，作为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却推出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举措，比如将看似与救经济无关的“建设法治政府”作为今年的一号文件，许宗衡表示，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政府的理智和法治。而成都市长李春城因为开口必提“城乡统筹”，而被成都市民亲切称呼为“李城乡”，在两会间他表示“将在逆境中加快城乡统筹改革”。

　　成都市市长李春城：“在危机状态下加快城乡发展的步伐，很多人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这几方面，我们都会在原来的基础之上，我的说法叫咬紧牙关，加大投入，深化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创造条件。”

　　从在逆境中加快改革的成都，到准备“杀出一条血路”的广东，从成都的“城乡统筹”到广东的“双转移”和“腾笼换鸟”，面对危机，各级地方政府最需要的就是智慧。与之相对，西部龙头城市重庆的提法是“引凤入巢”。而传统农业大省湖南则选择逆势而上，提出“弯道超车”，一直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处于第二军团的的湖南，危机之下却期待能有所作为。

　　湖南省省长周强：“扩大投资、增加居民收入、调整产业结构使得我们在应对这场经济危机当中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和发展的机遇。所以我们认为这场挑战对湖南来讲叫做前所未有，同时也是机遇千载难逢！”

　　湖南师范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朱翔说，“弯道超车和直道行车还是不同的，那么就是说弯道超车原有的平衡打破了，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要突出优势，还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比如说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关系，还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生态效益的关系。”

　　“弯道超车”——是提高经济增速，还是保证安全？这显然需要湖南地方官员的大胆创新和精心驾驭。而2009年，也许所有的地方官员们都会面临投资天平上的艰难抉择。“腾笼换鸟”、“引凤入巢”，换什么鸟又引什么凤？刺激经济，选择基建还是民生？推动改革，选择急行还是渐进？无论是处于发展瓶颈的“改革探路者”上海、深圳，还是欲在危机中后来居上的“弯道超车者”的湖南，新的改革将如何驾驭？谁又将在危机中赢得先机？而危机中各地展现的经济新思维，是否意味着撬动深层改革的契机开始隐现？2009，无疑也会成为地方官员们的大考之年。

　　主持人：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我的同事张泉灵问温家宝总理“金融危机大敌当前，会不会忙于应急，而体制改革就先不着急了？”总理的回答是，“越是应对危机，越要加快改革”，这一个回答，我相信很多的地方官员也都听到了，但是执行起来又该是怎样的一个节奏呢？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一的地区，经历了改革30年，也大多面临转型与定位的现实性挑战，有的要产业转移，有的要新型工业化，有的要塑造宜居环保之城，有的要全面融入世界。梦想与变革的勇气各不相同，然而，金融危机来了，各个地方会用继续变革去应对危机吗？

　　短片三

　　东莞：金融危机在中国的“风暴眼”：

　　2008年 865家外资企业关停外迁；

　　2009年1月，外贸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下降42.8%，加工贸易进出口下跌44%。

　　根据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介绍，东莞的对外贸易在全国全省占有非常重要的份量，所以对外的经济贸易是东莞的生命线，这次金融危机对东莞来说确实是首当其冲。

　　面积不到2500平方公里的东莞，不仅是国内第三大出口城市，包括家具、电脑零组件、灯饰、玩具等多项工业产品，也都居世界第一。但是，金融危机正在改变一切。两会期间，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就带着19名当地的民营企业家，对浙江和安徽进行考察。

　　刘志庚说：“外资企业主要是加工型企业，加工型主要决定于人家的定单，一没有定单，他马上就走。再加上一些无良的老板经营不好，把水电费、工资拖欠以后逃逸了，结果把包袱都塞给了我们当地政府，但是民营企业恰恰它的根在东莞，就算他经营不好，他也不会跑。现在我们感到民营企业在东莞的第一位作用越来越大，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是我们将来应对金融危机，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重新确立民营经济的地位，对于刘志庚来说，这是金融危机给他带来的一个教训。事实上，2004年刚刚来到东莞的刘志庚，就已经感觉到这座面积不大、产业低端，但是经济发展却异常迅猛的城市，背后可能潜伏着某种危机。有人这样总结东莞的发展模式：“东莞在中国是有品牌的，但是这个品牌是制造业基地、加工贸易基地，是贴牌生产搞得最好的地方，是30年来传统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样的模式还能继续吗？

　　刘志庚说：“我们在06年就提出了叫经济、社会双转型，经济要转型，社会也要转型，经济转型的核心就是由过去的资源主导，向创新主导转变，这个所谓资源主导就是我们回顾过去东莞的发展主要靠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来获取高速的发展。”

　　转型，这是刘志庚在东莞五年最想做的，但是，一直到今天，东莞的产业调整效果却并不明显。

　　刘志庚感叹道：“我们提出了这个观点，有这个意识，但是推进的力度不够。实事求是说，它有认识上的阻力，也有利益上的冲突，因为其实本身就是利益的再分配。”

　　东莞为什么不能很顺利的完成转型？原因可以找很多，阻力看起来也的确很大，但是，东莞要不要转型却是一个非常值得思索的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终于让东莞发展模式的弊端暴露无疑。巨大的冲击之下，刘志庚看起来并不像外界想像得那么悲观，他说，他更愿意把这次危机看做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一些企业本来我政府想让他关停的，现在呢，这个市场的作用使它关停掉了，所以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加快了结构调整的步伐。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影响，我认为不能只谈负面的，它有正面的影响，正面的影响就是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刘志庚告诉新闻周刊记者。

　　目前，危机下的东莞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包括支持优质企业融资在内的一连“6个10亿”帮扶企业发展政策，到提速建设中的产业转移工业园区，从拓宽产品内销渠道到引导民营企业从第三产业向第二产业发展，前景虽然未明，但是各界的共识却在增多，调整、转型，不知道此次危机到底能不能真正成为东莞的一次机会？

　　刘志庚说，“当时我预计我们的经济社会双转型，在06年，没有金融危机的时候，人家问我要多长时间转，我当时就说在东莞最少要十年，最少要十年。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之后，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确实是一次大浪淘沙，是一个结构调整的最好机会，是一个优胜劣汰最好的时机。”

　　同样面对危机，位于内陆地区的湖南省娄底市遇到的，是与东莞不同的困境，这个拥有47种矿产的城市素以资源丰富著称，但全球经济下滑带来的能源和原材料产品需求减少，重创了主要靠输出工业原材料支撑的娄底经济。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娄底市市委书记林武说，“现在大规模的停产，基本没有，但是都处于一个减产，或者订单不足的状况。比如说我们的钢铁，娄底的钢铁在湖南省是产量最高的一个地市，占了全省的一半多了，现在整体看，由于价格的下跌，整个生产水平也开始下降了，甚至有一些企业处于盈亏平衡点之外，甚至出现的亏损。”

　　近年来，娄底几大支柱产业如煤炭、钢铁、水泥、化工和电力等发展迅猛，但产业水平低、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等问题也非常严峻。2003年，一场发生在这里的矿难、和矿工聂清文临终前用粉笔写在矿帽上的遗言，震撼了不知多少中国人的心灵，那之后，娄底开始大力整治官煤勾结，煤炭生产中的极度混乱状况得到改善，但是，整个工业生产的水平仍然有待提高。

　　林武介绍说，这几年以来，娄底的GDP的单位能耗在全省是倒数第一，因为娄底出的都是初级产品，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原材料，给别人继续提供原材料，所以它相对终端产品的能耗肯定是高，所以这就是娄底现在的整个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林武在当娄底市委书记之前，曾经做过湖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在懂经济的他看来，今年的危机，正是给娄底这样的老工业基地提供了一个加速产业升级的机遇，也就是所谓的新型工业化。

　　“像去年这样，需求非常旺盛，原材料大幅涨价，就企业本身来讲，不可能按照新型工业化这个路子去走，因为它都能挣钱，都能盈利，就生产最糟糕的东西也能盈利，它没有动力，所以这个金融危机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倒逼机制，产品结构调整，同时按照能力资源，包括消耗，环境，等等这些因素，对企业实行优胜劣汰。否则的话，在不健康的市场，时间积累得越长的时候，可能问题会越多，到时候可能是硬着落，损失更大。”

　　事实上，实行新型工业化，是传统农业大省湖南为了实现经济强省的梦想而提出的整体目标，娄底作为老工业基地成为这场转型的重点地区，也曾取得一些亮点，比如他的钢铁产业，升级后拥有世界第一钢水冶炼速度，曾生产出世界上最薄的、厚度还不到一毫米的钢板，现在还打算上硅钢等世界高水平产品。2009年，严峻的经济形势逼迫转型加速，相应的阻力也就随之而来。

　　林武：“现在的阻力，一个就是我觉得，一个思想认识上，这个问题上，总希望回到那种过去那样消费丰富旺盛，这几年以来不愁销的这么一种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总想现在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想很快回到那么一种状态，这种是人们的一种惰性，我觉得这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围绕着本身的结构调整，还有一个资本的能力的问题，特别投资能力，改造能力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经济困难的时候，往往有时候钱就很紧张，特别现金流就很紧张。”

　　同样将危机看作机遇，又同样遭遇重重阻力，2009，刘志庚、林武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决策者，都面临着一场对他们智慧和能力的巨大考验。2009年，他们能真正走上转型之路吗？

　　主持人：每年的两会期间，各级的地方官员不管是作为代表或委员参会，都是日程繁忙，既有会上的忙，也有会下的忙，会见领导，跑部门；会投资者，为本地解决具体问题，称之为“一面开会、一面公关”不为过。在今年，相当多的地方官员更是如此，只不过少了一些悠闲，多了更多的紧迫和实用。比如，人大代表、河南三门峡市委书记李文惠，今年会前要率团在北京召开大型农民工劳务推介会，会中，利用间歇或休息时间，要走访北京相关企业或主动去面见有用工意向的企业界的代表和委员，为本市外出的农民工争取就业岗位。相信这样开会的地方官员并不少，因为在中央的大政方针之下，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独特问题，找到自己最需要的出路，这就需要地方官员们付出更多的智慧、勇气和魄力。

　　短片四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昆明。铁腕官员，这似乎已经是仇和深深印在公众脑海中的形象。从江苏宿迁到云南昆明，仇和新政之风似乎从未有过衰退的迹象。

　　仇和：“有省委省政府的直接领导，有历届市委市政府打下的良好基础，我们现代新昆明建设一定能够做到一年一个样，三年五年能够大变样，八年十年能够彻底变样。”

　　如果对比仇和刚刚就任昆明市委书记时说过的这段话，不少昆明市民恐怕很难理清自己的情绪。2008年，昆明启动"四环十七射"交通体系建设，原本计划三年完成的二环路改造工程，力争一年完成，而需五年完成的三环建设则被压缩至两年。原本就交通拥堵的昆明，似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市区改造中，更是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

　　事实上，被人讥讽为休克疗法的昆明交通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昆明城市规划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老城老化、街道狭窄，城市交通拥堵不堪，近年来先后从微循环到禁左，从单行道到北二环手术，却又不见成效损失不小。缓解交通压力，成为昆明难以甩脱的沉重包袱。

　　如今，随着昆明二环的多个工程动工，昆明变得更加拥堵，但仇和却希望市民可以给予理解。按照他的解释，如果是以前的计划，昆明还要堵很长一段时间，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一气呵成，用一年的十分拥堵换一年后的畅通无阻。面对城市发展的瓶颈期，仇和似乎试图用自己一贯的铁腕，带领昆明尽快走出尴尬境地，其成本，就是昆明市民至少一年的出行受阻。这个代价是否过于庞大？民间的智慧是否还能找到更好的出路？2009年2月，昆明市科学发展决策咨询中心正式成立，仇和担任中心主任。在昆明未来的发展中，这个机构将借助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对昆明进行“会诊”，并提出决策咨询建议。显然，一贯以铁腕示人的仇和，或许也在尝试以制度代替人治，以民智辅助政治。

　　联合出拳应对危机

　　新欧亚大陆桥沿线讨论会现场，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世界金融危机逐步蔓延，整个全球的经济陷入低谷，这次危机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显现……”

　　3月8号，星期日，人大会议召开的第3天，在这个并不在两会正式议程的会议上，却聚集了10多位人大代表，他们是从沿海城市连云港到我国境内最西端的新疆阿拉山口的新亚欧大陆桥沿线14个城市的市长，经过讨论，他们联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21份议案，建言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协同发展区域文化经济。

　　洛阳市市长郭洪昌：“因为我们有很多城市具有互补性，如果把这些资源能够进一步的得到优化配置，就很可能实现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比如洛阳市，我们现在和连云港市已经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就是我们的很多企业在洛阳封装之后，在连云港出海出关。加快相互间的合作，特别是在一些资源的配置、在一些产业的转移方面，能够达到合作、共赢。”

　　河南省副省长史济春：“大家相互交流了经验和做法，如何去应对经济危机，如何促进地区的发展，如何促进区域之间的合作。形成一条中国的产业链，形成一个新的增长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条欧亚大陆桥，它是从沿海发达地区到中部的崛起地区，和西部的大开发地区。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产业的转移也具有非常强的意义和带动作用。”

　　合作、互补，集思广益、联合出拳。当金融风暴席卷，国际上一些榜样不在之时，身边相似处境的城市、人群互相交流借鉴，更显得格外的重要。

　　上下齐心保就业

　　3月10日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今年1月份和2月份城镇新增劳动力开始出现了止跌回升的现象，1月份是69万人，2月份是93万人。这样就和去年11月份、12月份的55万人、38万人相比出现了明显回升。”

　　在《小崔说事》的录制现场，湖南省副省长甘霖说：“小黄要考，参加培训。政府不是组织有培训吗，有免费培训，然后考一个导游证，做一个正式的导游……”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的一号提案谈的就是金融危机下的就业问题。进入2009年，“就业”成了被关注最多的词汇，就连新年的拜年祝福语里“财源广进”、“招财进宝”等与“裁”字谐音的词都成了新年的新避讳。2500万农民工面临就业压力， 610万应届大学生和150万往届未就业大学生，加起来近3300万人将直面就业难。

　　温家宝总理说：“失业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采取一揽子计划，加大财政投入，是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其实，解决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中小企业吸纳就业达90%。”

　　温总理在两会前和网友交流时，以及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两次提到“就业关乎生计、关乎尊严”。找份稳定的工作，挣份不错的薪水，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恐怕目前他们最期盼的莫过于此。中央拿出4万亿拉动内需、促增长、保就业、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拓宽就业渠道，给失业者从事公共事业的岗位。两会上代表委员纷纷呼吁建立有效机制帮助“大学生自主创业、帮助农民工融入城市、为待岗人员进行实用的就业培训、以及鼓励开放新型经营模式”等，用较短的时间缓解就业压力。

　　3、争议中的楼市改革

　　3月11日，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说：“今年在全国范围内要新增解决260万户低收入佳通住房苦难，其中70%左右要通过政府提供的实物房子解决。”

　　3月6号，改革前沿省市——广东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近百名记者将镜头聚焦在这里。而几乎是与此同时，会场外，广东高调推出了直系“亲属可共享公积金”等15条促进楼市新措施，力度在地方政府楼市新政中，堪称之最。本周，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表示，当地房地产交易活跃，没有必要救市。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根据目前的深圳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基本趋势，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现在出手什么特殊政策来加以调整我们房地产的方向。”

　　尽管对于楼市该不该救，还有不少争议，但这并不阻碍各地楼市新政相继出台。本周广州有关部门统计，广东新15条出台后，6天内广州卖出2431套住宅，成交量比上月同期增长了一倍多，二月份，北京、杭州、成都、长沙、哈尔滨等地的房产交易量同比都明显增加。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我相信在推进这十五条政策落实的过程中，对不同城市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但是从政策的趋向和省政府做出的制度安排来讲，我认为是积极的。”

　　面对金融危机，对于那些地方决策者来说，最需要的是智慧、勇气和信心，改革，不限于经济改革，还包括经济以外的改革，在坚持市场取向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公平公正。对于他们来说，要学会在两个鸡蛋上跳舞谈何容易。既要寻求经济效率，又要选准社会公平的最佳均衡点，不能出现任何偏颇。

　　当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都明确无误时，任何一座城市，决策者都是不容推卸责任的指路人。他们的个性，他们的行事风格，他们的自身能力，他们的取舍判断，恐怕都是影响这个城市未来发展的因素。步子能不能再快一点，代价能不能再小一点，这是普通市民对自身生活改善的要求，也是压在每一个决策者身上的沉重期望。

　　主持人：今天，绝大多数的代表与委员都已回家，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各地的官员，如果说一年一度的两会是中央政府交试卷，让代表、委员们考核的时候，那么一散会，就到了各地官员要开始答试题的时候。中央政府再好的对策，也不过是一个考试大纲，而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回答，还需要各地的官员考生们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用心回答。半年后、一年后，让我们期待他们的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