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联盟

　　天真的赌客远道而来，却骤然发现自己已成这个利益同盟砧板上的“肥肉”。

　　所有参赌人都是通过“经纪人”介绍，偷渡前往边境赌场的，负责解救行动的丁仕辉警官总结说。经济发达的浙江省，由于拥有众多的民营企业主，业已成为边境赌场的觊觎对象。“赌场肯定要吸引赌客。最早是嗜赌分子，但这个资源是有限的。”丁仕辉说。

　　在公安部主导下，经过中国警方多年持续打击，“云南境外赌场已从最旺时的七八十家锐减到十余家。黄金城的赌场，原来有十二个大厅，现在亦只有七个大厅。而边境赌场的赌客资源，也随着更趋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变得越来越少。

　　情势的危急，迫使“他势必寻找有赌博倾向但无前科，或对世事懵懂的青少年，以免费机票、免费国外旅游、免费嫖娼等作为引诱。而只需一张身份证的门槛确极具诱惑性。”

　　在经纪人出现之前，每个边境赌场负责组织和接待赌客的是内设的外联部。

　　但外联人员，毕竟与赌客不熟。赌场很快找到了更容易拉拢客源的方法，他们和各地的职业赌徒或欠了赌债的赌客达成协议，结成了新的利益同盟——他们负责带赌客前往赌场，让赌客签单兑换筹码，可从赌场获得赌额的1.6%—2%不等的“洗码费”。而赌场则承担赌客们出入境的一切吃住行的费用。

　　这些以拉客为业的赌客，顺势演变成新生的角色——经纪人。天真的赌客远道而来，却骤然发现自己已成这个利益同盟砧板上的“肥肉”。

　　“一个赌厅的每年成本就有100万左右，承包费一年还要20多万。这么高的成本，假如没有巨额利润，根本无法维持赌场的正常运营。”丁仕辉分析说。

　　赌客一定要输，也因此成了赌场盈利的最高原则。“赌场因此往往规定了签单数额，不论输赢，要到5万元才能换算。不然，除非把来回的吃住行的费用用现金结掉。”

　　十赌九输，更多的赌客因为越积越高的赌债，沦为赌场向境内亲人们敲诈的“肉票”。

　　但“基本上没发现有大老板、有身份的人去赌博。这里毕竟需要偷渡过去”。丁仕辉证实说，云南边境赌场的顾客，更多是财力一般的普通人。“边境赌场的直接经营者，很多人本身都有赌博或其它刑事犯罪前科，这些人主持赌场，他只要赚钱，不择手段。”丁仕辉说。原本愿赌服输的赌场经济，最终演变成了疯狂的绑架游戏。

　　而且收益一度惊人，丁仕辉介绍说，浙江省公安厅曾掌握的一个账号显示，这个设于2008年9月21日的账号到今年2月14日，进出的款项就达到了750多万。

　　欺骗、侮辱、敲诈、虐待，或者威胁把人质的器官公开出售，利用这些手段，原本处境困难的边境赌场，回光返照般重焕生机。

　　传销渗透

　　疯狂的传销，在亲戚、朋友和老乡之间蔓延，最终将赌场的绑架之手伸展至更遥远的家乡，波及更多无辜的人。

　　“云南边境赌场正变得区块化和传销化。”一位参与解救的警官称。

　　被赌债所累的赌客们，不断发展下线，引诱他人入套以捞回自己的成本，最终让很多赌场，赌客骤成规模。

　　在浙江三门、舟山、奉化、桐庐等地，类似的情况已屡见不鲜。在浙江警方2008年12月11日破获的桐庐案中，涉案5名犯罪嫌疑人，就控制了10多名人质，再往下则是近百位参赌人员。

　　上文所提及的困守黄金城三个多月的义乌老板金明曾亲身见证这样的传销故事。

　　他回忆说，此前曾有名金华老乡与他几乎同时输了钱。由于无钱归还，经与赌场协商，他最终以妻子为质，自己回家骗了两个赌客。“他骗了一个很穷的老头，说是介绍炒菜的工作，5千元一个月。结果两个人上来了，签单欠了款，他靠洗码费平掉了账，和老婆一起回家了。”

　　而那位无辜的老人，由于确实身无分文、亦无下家可骗，在反复折磨中，“手指肿得馒头一样，连站都站不稳。”

　　来自金华婺城区的经纪人周丽华、周美华、周丽萍三姐妹的故事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作为最早一批的金华籍经纪人，三人都嗜赌如命，在金华就曾多次开设赌场，多次被罚，仍屡教不改。

　　根据业已被抓获的周美华供述，周氏三姐妹成为经纪人，同样源于一次边境赌博。

　　2007年底，三姐妹经上线福建人“水哥”介绍，在黄金城赌场身陷囹圄，大姐周丽华随后被扣在赌场，两个妹妹则筹钱营救，在凑足30万后，周丽华被放回国内。类似的赌博反复多次，三姐妹轮流充当人质，不断筹钱赎人。

　　2008年7月，是周氏姐妹正式充当经纪人的开始。周和上线“水哥”一起帮这些赌客洗码，逐层赚取洗码费。尝到坐收渔利的周氏姐妹还发展了自己的下线——同乡赌客吴某回国时物色客人，带到赌城内洗码。

　　警方掌握的资料证实，单在周美华一人名下，已经有三条带人的下线，仅有名可查的赌客就有40多人。

　　疯狂的传销，在亲戚、朋友和老乡之间蔓延，最终将赌场的绑架之手伸展至更遥远的家乡，波及更多无辜的人。“到现在最严重的是桐庐地区，这种传销游戏竟发展到5个层次，波及88人。”丁仕辉说。

　　打击掣肘

　　面对这样的司法环境，有时解救人质几乎成了外交和政治的问题。

　　“边境赌场情况复杂，很难禁绝。”丁仕辉无奈地说。漫长的中越、中老、中缅边境线，森林密布，跨越非常方便。除了正常的通关关口，边民随时可以出入。边境管理难，成了赌场继续生存的重要边境条件。

　　更大的困难在于国家间的司法差异上，利用这些差异，犯罪嫌疑人往往能成功规避国内法律的打击。

　　丁无奈地说，“刑法规定，一个中国公民在国外犯罪，只有他国认为是犯罪且判处三年以上徒刑，我们在国内才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而赌场所涉的非法拘禁、赌博、开设赌场、敲诈勒索和轻微的故意伤害罪，量刑都在三年以下，在国内无法得到刑事处罚。”

　　赌博的犯罪嫌疑人所触及罪刑种类繁多，故意伤害、偷越国境、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运送他人偷越国境，总共将近十个罪名，却分由公安机关不同警种管辖。“如何配合协调，究竟以谁为主，也成了一个公安内部需要协调的问题。”

　　取证也成了一大难题。赴境外赌博，几乎很难采集证据。“一个案件如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办案取证的成本如果太高，各级机关在打击上的积极性就很容易被挫伤。”

　　丁仕辉说，只有“整合内部的警力，找到合适的罪名，找到核心的取证方式”，才能解决上述问题。

　　去年12月，浙江省警方与管辖边境的云南省警方合作签署了联合打击协议，随后确定了重点打击“偷越国境、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和运送他人偷越国境”三项罪名的策略。赌博犯罪被暂时不提。“这三项罪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打击的行为，也是目前所有犯罪最容易取证的。”丁介绍说，“只要查询犯罪嫌疑人有无办理合法出境手续，一旦没有，就可以拍照片证明他在境外，在证据链上锁定他的犯罪行为。”

　　但后续更实质的抓捕仍涉及到两国的司法协作。浙江警方要抓人，往往需要熟悉情况的云南警方出面协调。而这时放不放人质，移交不移交犯罪嫌疑人，主动权往往在赌城所在国政府。“有些时候，简直是靠人情在实施解救和抓捕，维护法律的尊严”，有警官无奈地表示。

　　更现实的问题是，很多赌城所在地，都是所在国特批的特区，黄金城和迈扎央，都设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宛如自治的国中之国。

　　以黄金城为例，虽然老挝也象征地在赌城内设有警察机构，但警方基本不管。实际的掌控权，几乎全在黄金城的地区机构，而其又是赌场经济的受益机构。

　　面对这样的司法环境，有时解救人质几乎成了外交和政治的问题。

　　云南当地人士分析说，年前缅甸迈扎央的赌场能够关闭，除了中国境内断水、断电、断通讯的手段施压外，缅甸国家层面对地方武装的警告亦有不小作用。

　　早就虎视眈眈、意图消灭地方武装的缅甸军政府，借助国际舆论的压力，迅速在迈扎央周围部署1200名士兵后威胁说，如果赌场再继续下去，他们就打进来了。“克钦地方武装很害怕，迫于压力才最终关闭了赌场。”

　　即便困扰重重，但亦非束手无策。丁仕辉说，“虽然你在境外有他国的法律保护，我奈何不了你。但你这种犯罪是骑跨式的，一只脚在国外，另一脚在国内。”“赌客在国内，经济往来都在国内。赌场经营者的社会资源也在国内。他的钱赚过来也是要在中国花的。只要他割不断这层联系，我们仍能有所作为。”

　　(文中人质均为化名)(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发自云南勐腊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