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你说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我们看现在就业市场上，我们宁愿要博士不要硕士，可以要本科的，我们一定要硕士，这样的一种需求，怎么可能不去培养那样的孩子呢？

　　白岩松：

　　是啊，这就是一个要全方位地进行改革，单独谴责哪一个人，我首先觉得目前对中国教育的一个谴责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冤案，而且是“窦娥冤”，就是把责任都推到了我们的校长、教师的身上，我相信所有学校的教师，中小学所有学校的教师，所有学校的校长都愿意减负，都愿意让孩子思考、创造、实践，他们也愿意更轻松的，他们也会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但是他们敢吗？

　　我们山西省的一个县委书记曾经因为本县的升学率倒数第一向全县的人民道歉。哪个学校如果一旦升学率不行，不光是高考，还有升高中呢？包括小升初，一旦升学率不行，那钱想拉很难，然后家长、学生，生源就会受影响等等，他敢不玩命地逼着孩子，用鞭子抽着孩子天天去加负吗？

　　主持人：

　　所以问题就出来了，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描绘出了我们社会需要这样的产品，但是我们现在整个的生产线还是老生产线，我们怎么生产出这样的产品来？

　　白岩松：

　　所以必须是强制，必须是实行有力的监管，管提理念不行，有理想的人多了，能实现理想的有几个？我觉得在总理的这段话中是一个理想主义。我想起了总理之前说的另一句话，在一个国家要有一批人是仰望星空的，什么意思？别那么功利，天天都盯着眼前的这些事，鸡毛蒜皮，然后功名利禄等等等等，大家都低着头互相竞争，要有一些人想想大问题。可是我们现在谁敢想大问题，只有下岗之后才敢想大问题，因为平常要想大问题就下岗了。我们的校园里都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句话非常得罪人，因为这句话最早来源于战争，是，已经容不下一张书桌，但是现在由于浮躁和这样的一种不切实际的考核，各种因素，我们校园里能容下几张安静的书桌？有几个人敢仰望星空？所以我觉得理想要想实现，总理教师节谈要仰望星空，这次提到要让学生思考、实践和创造，真好，但是光真好不行，强行地要推行，并且有严格的监管，让它变成现实，否则的话说说舒服，听听舒服而已。

　　主持人：

　　面对这样一个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媒体是怎么评价的。

　　解说：

　　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文章，孩子的苦没道理，没价值。

　　文中指出，经济发展要看GDP，教育发展要看升学率，这种分数高压之下，学校的管理行为与教师的教学行为都发生了“异化”，育人为本的价值追求被忽略了。

　　必须彻底扭转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这种扭曲的政绩观，同时推进社会用人制度改革形成重能力，而不是重分数的人才评价标准。

　　《成都日报》的评论文章中曾提到，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减负，必须找到其合力和支点。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学校和老师，再到学生和家长，甚至社会舆论，恐怕一个都不能少。

　　套用一句广告语，大家减才是真的减。换言之，教育减负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却始终只有教育主管部门这一个“链条”在跃动，如何能运作长久呢？

　　同时，针对中小学生减负这一话题，许多教师、家长、网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校长在网上跟帖说：我也知道应试教育的做法损害学生全面发展，但观念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县的教育什么时候最受关注？就是高考成绩公布的时候。教育局长算了一遍又一遍，县委书记、县长在办公室等着，考好了皆大欢喜，考不好很难交代。这种教育的大环境不变，素质教育能成功吗？

　　央视网上有家长表示，很多学校都在组织考试，特别是名校，在这样的环境里，家长们只好拼命给孩子报班，两代人都身心疲惫，而各种类型的辅导班和名目繁多雷同相似的辅导材料赚了家长的钱，也让学生的负担雪上加霜。

　　一位70后的家长则留言说，从我上学那时候起，“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这句话就非常流行。从应试教育喊到素质教育，中小学生减负减了这么多年，这句话怎么还不过时呢？

　　网友则建议说，什么时候能够把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成长记录、学业成绩、思想道德水平、社会实践经历全部纳入高考录取范围，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才谈得上解决。

　　主持人：

　　我是70年代、80年代上完的小学和中学，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多累。而且今天为了准备这个节目，我们查了一下历史，从中国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曾经提过给学生减负的问题。从毛主席一直到现在的胡总书记，四代领导人一直没闲着，一直在提减负的问题，怎么越减负担越重？

　　白岩松：

　　是啊，小孩的书包倒越来越重了。我也没记着我上大学之前的时候那么累，很开心地就过来了。

　　的确，这是从高考制度恢复了很多年之后开始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为什么呢？整个社会的评价系统是考上大学，考上重点大学，考上名牌大学，就会在这个社会中得利，看重一些硬指标，而不看重人的全面的，做人怎么样，是不是做很多公益活动，素质如何，而是硬性的指标，就会逼着大家去往这条路走。

　　我举一个例子，我的舅舅当初文化大革命前的时候考大学，是以当地极高的分数考上大学的，考上大学上了不到半年，不开心，不上了，回家了，后来还成了我们市里中学的校长，一生很开心，为什么？他始终按照自己的兴趣走。

　　主持人：

　　这是什么年代的事？

　　白岩松：

　　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80年代他当了中学的校长，你敢想像今天有一个孩子上了大学，半年退了，退学之后按照兴趣走，将来有一天能当中国哪个城市中学的校长。

　　主持人：

　　路上补学历吧。

　　白岩松：

　　对，他补吧，恨不得补到博士去。所以我认为的确现在才是负担最重的时候。

　　主持人：

　　那怎么会喊了这么长时间，这个问题就这么难解决？

　　白岩松：

　　指挥棒。我觉得刚才还有一个，如果说最大的一个冤案是把责任推到了校长和老师那儿，那绝对不公平，校长、老师都愿意素质教育。

　　另一个误区是说呼吁人们观念转变。别逗了，所有的人全是转变的，他们都明白，素质教育比应试教育好得多得多，但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包括你我这样的家长等等都是被逼的，因为你要不在自己的孩子上也给他去报班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全班45个同学，44个全报了，然后已经报一年多了，你的孩子一年之后还没报，成绩就不如人家了，你敢不报吗？你敢不报吗？

　　另外，上高中的时候需要你的成绩非常好，否则你就考不到重点中学，你敢不让他好好学吗？你现在鼓励他去做志愿者，然后去学校当学生会的人员，多做公益活动，美国大学有这个要求，美国大学说如果你要是做过很多社会工作，公益的，你反而更容易考上美国的大学，我们没这要求。所以平常孩子谁有敢的？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是指挥棒，是考试这个指挥棒逼着人们这样。

　　主持人：

　　我们老说一个失灵的问题，你看，学生希望减负，学生家长希望减负，教育部门也希望减负。

　　白岩松：

　　总理也是。

　　主持人：

　　连总理都希望，那为什么所有人都有这个美好的期望，为什么这个愿望却实现不了？

　　白岩松：

　　因为大家都要务实，眼前的那根指挥棒，高考的独木桥、中考的独木桥和社会评价的系统就决定了你只能违背自己的心里头，只能按应试教育才能占着便宜，你愿意为了理想吃大亏吗？而且是别的孩子全占了便宜，就你孩子吃亏，你扛得住吗？

　　其实好多人也都是，你看，福建的一个网友在新浪网上给我们留言，中高考和录取办法要先改革，没错。

　　第二个，要加强教育均衡，取消重点中学，是，有重点，大家就会挖空心思交钱，或者各种方法往重点里走。

　　第三个，下令严惩周末补课、节假日补课、有偿家教，政府想办法办一些免费的专长辅导班，孩子们自愿去参加，什么合唱啊，真好。

　　第四个，其实学校老师都希望减负，主要是政策和导向。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好。

　　我刚才说的话我再强调一下，比如说英语干嘛要小学就开始学啊！

　　主持人：

　　跟国际接轨啊！

　　白岩松：

　　接什么轨啊，我觉得从初一开始接轨不行吗？那么早就接轨，人家都素质教育，你这儿应试教育，你怎么不在素质教育上跟人家接轨啊！我不建议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一直到小学学英语，给大家累的一塌糊涂。

　　主持人：

　　最后还说一口蹩脚的英语。

　　白岩松：

　　就会考试，不敢张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