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记者 谭大朝 发自北京

　　北京西站。

　　无论是编织袋、牛仔包还是拉杆箱，变迁的只是服饰，不变的却总是身上的农民工烙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一直徘徊在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

　　今天，我们不管以何种理由去论证以户籍制度为“精髓”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合理性，都改变不了其制造社会鸿沟与不平等的历史荒谬。

　　顽固的户籍体制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民工潮和乡镇企业出现。郭书田在《失衡的中国》中，就描述了1亿多民工外出打工挣钱的盛况。

　　20多年过去了，民工潮依然涌动。“即使没有金融危机，农民工也不是市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成贵说，“当前户籍制度的限制，让他们只能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

　　户籍制度这道藩篱，之所以难以废止，是因为这背后附着了太多的福利。“拿社会保障和住房来说，城市的居民就能在医疗、养老和失业方面得到保险。北京的经济适用房也不允许农民工购买。”

　　“农民工子女上学也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国家提出过‘输入地为主和公办学校为主’，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是留守儿童成为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李成贵研究员认为，城市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但城市的福利，却始终将这群人排斥在外。他们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市民待遇。这是很不公正的。

　　艰难的破解之道

　　“坦率地说，我现在还是看不到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发展前景的。”李成贵无奈地表示。

　　会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了，李成贵并没有看到国家出台政策，专门用于解决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国家对于城市化率是多少？有多少农民都不清楚。但200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是中国有9亿多农民；而据统计，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是8亿多。”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统计局明显是高估了这个数字，他们只要农民在城镇居住了6个月，都是市民。这自然不行的。”

　　李成贵认为，国家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就要解决户籍问题。户籍改革关乎国之大本，这项改革牵涉公安部、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14个部委的工作。唯有通过城市化建设，让城市能够容纳这些人，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很多人认为农村建设好了，也能留住农民。但农村的生活，毕竟太单调了，我们这些客体的判断，不能代替主体的感受。”

　　被误读的城市化

　　城市化让玻璃建筑取代了四合院，冰冷的楼房掩埋了温暖的回忆。在媒体的一阵炮轰中，许多人对城市化有了固定成见。学者也担心这会造成农民最后生存保障——土地的丧失。

　　“这些人太保守，也没有认识到城市化一旦完成，农民转化成市民，就会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生存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李成贵说，“而在农村的农民，则可以当好农民”。

　　成为市民的农民，就不再像候鸟一样迁徙了，民工潮将划归历史，因为城市容纳了他们。

　　“城市化过程中，中国人口这么多，难免出现相应的社会问题。但是社会结构转型，不可能是零摩擦，我们也不需要零容忍。”李成贵认为，应该坚定地推进城镇化。

　　“城市化是考虑收益最大化，而不是追求风险最小化。比如，渔民出海之前，也担心遇上台风，但是，还是会出海。这就是‘两者相权取其轻’。”

　　潜在的社会风险

　　“城市对于农民工，在经济上接受，在社会上排斥。”

　　在现有的框架下，农民工中极少数，通过打工，在城里买了房子，感觉上融入了这个城市。但大部分人还是边缘人群，比如，修鞋、卖菜的群体。

　　李成贵认为，户籍制度目前还看不到彻底解决的希望。但这并不会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只是诸如春运、农民工讨薪难等痼疾，难以解决。在金融危机情况下，可能会引发系列社会问题。

　　“如果说2008年前，农民工因为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游离在城市边缘的话，工作把他们和这个城市联系起来。现在失业了，他们就是真的飘在了城市上空。这是很危险的。”李成贵不无忧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