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然是老大，但是老大一直是放下身段与大家平等地交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黄柯杰、刘伊曼   上海、杭州、宁波报道

　　“我20多岁从西部走出来，从广州、深圳到北京，最后在上海找到了归宿感。”44岁的杨彪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资产过亿的集团公司董事长，如今仍在北京、天津、广州、银川等地设有分公司，经营着投资管理、国际贸易、典当、服装、科技等产业，但是这些都已经不是支撑他梦想的平台。他告诉本刊记者：“更广阔的未来在上海。”

　　“到现在，珠三角仍是经济发展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上个世纪80年代到广州开始创业的杨彪说，“不过，更自由意味着竞争更惨烈，且不排除低端的同质化和恶性竞争现象。”

　　而北京、天津一带的首都圈，在杨彪看来，受行政因素影响较多，“不仅是各种规章制度、政策措施的条款相对繁琐、僵硬，很多时候，做事情得靠关系门路，这个主任的面子，那个局长的关照 ……”

　　2000年，杨彪把集团公司建立在上海之后，进入了一个被他称作“天时地利”的圈子。他认为上海的市场比北京更有活力，又相对于珠三角更为规范和高端。他所认识的很多朋友，都是从北京南下到上海发展的，相比较而言，从广东一带过来的较少。

　　公认的“大哥”

　　31岁的私企老板李旭波是杭州人，他的外贸公司在宁波，而公司的主要供货商是绍兴的一家纺织企业。这个年轻商人，也把自己的目标瞄准了上海。他非常关注上海到杭州的磁悬浮列车和高速列车的建设情况。

　　“那就是同城效应。”李旭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上海、杭州和宁波将成为一个城市，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意味着我远在美国的生意伙伴，在到达浦东机场一个小时后，就能在杭州见到我。”

　　但是，最后沪杭磁悬浮列车因为多种原因未能有效推进，而高速列车项目却进展顺利。“总之，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将越来越快捷，我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将公司开到上海去。”李旭波说。

　　每个周末，李旭波都开着他银白色的宝马320轿车从杭甬高速通道往返于杭州、宁波之间，“周末还是喜欢回杭州，西湖边喝一壶茶，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

　　在浙江，所有的经济体都在与上海接轨。

　　李旭波对本刊记者说：“宁波是一个商贸城市，杭州是休闲之都。我很多宁波的朋友也在杭州买房子的，两地的生活对我们是缺一不可。很多人在争论宁波和杭州经济上讲谁是大哥，我觉得这个问题没必要争——有上海存在，杭州和宁波有什么好争的呢？”

　　宁波与上海仅一水之隔，自上海开埠以来，就有宁波人前去上海谋生。“这是一个传统，现在上海有300万的宁波人，包括宁波在内的长三角很多城市，与上海有着很多文化共性。” 宁波市接轨上海世博会办公室主任张松才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公开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3698.15亿元，杭州是4781.16亿元，宁波是3964.1亿元。

　　“上海是绝对的领先优势。”宁波市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对外联络处处长方照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争相与上海接轨

　　在这种形势下，谋求发展的长三角各城市，争相与上海接轨。

　　杭州与上海的迅速对接，自然引起宁波的紧张，但是宁波也有自己的优势所在。作为东部沿海最优质的深水良港，宁波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如果选择做外贸，从经营成本和物流的方便程度来看，没有比宁波更方便的了。”李旭波对此深有感触。

　　“从产业角度来看，我们是接纳了上海的一部分转移产业。”方照强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是一种产业的协调发展，也是对城市自身定位的适应。

　　“宁波是一个制造业大市，不可能失去上海这个大码头。”商人李旭波与方照强的观点不谋而合。

　　彻底改变杭州湾格局的还是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这让宁波与上海联系更加紧密，路程从原先的4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

　　“这确实改变了长三角的格局，把宁波从一个边缘的地位，一下子提升为一个交通枢纽城市，这也显示出我们要和上海接轨的迫切愿望。”方照强说。

　　“跨海大桥的通车，多少会让杭州有些失落。”宁波市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随着杭州湾大桥的通车，位于宁波南端的台州也提出其城市发展新战略，“握手宁波，接轨上海。”

　　而绍兴市在多方争取后，成功立项嘉绍跨江通道的建设。这一工程也被称为杭州湾第二跨海大桥，这一大桥的投资金额大约是128亿元，显示出绍兴对接上海的迫切愿望。

　　泰州、镇江、常州、无锡等15座“上海圈”的圈内城市，其官方都设有“接轨办”，而这个“接轨”，就是与上海接轨。

　　各城市都盯着“老大哥”的世博会

　　让方照强感到最欣慰的还是上海作为老大的低调、海涵。

　　如果追溯长三角城市之间合作的历史，可以推到20多年前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方照强对此记忆犹新，“起初是各市的经济协作办主任进行的一些商讨会议。”在计划经济年代，各城市都以自己城市出产的产品，通过上海“老大哥”的平台，来换取自己需要的商品。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经济协作的会议升格为市长会议。而会议商讨的层面也由经济向教育、科技等纵深方面发展。

　　让方照强颇为感慨的是这一机制，“上海当然是老大，但是老大一直是放下身段与大家平等地交流，这样的机制类似于联合国，每个城市不论大小，都有平等的地位。”

　　每个城市的地位平等，最能体现的是对一些具体事务的表决，“每个城市都是独立的一票，少数服从多数。”

　　“每年大会都会选定几个特定的选题来让大家参加，各个城市可以选择参加，也可以选择不参加，都是非常自由的。”方照强说，近年来在市长会议的指导下，已经陆续举办了10多个专题论坛，涉及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

　　“每年的市长会议，上午都是闭门开的，市长们一起自由平等地交流，到下午正式开会时，才进行一些程序，闭门会议是拒绝媒体报道的。”方照强说，“闭门会议的交流都是推心置腹，容易形成共鸣。”

　　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各城市都盯着“老大哥”的世博会，想从中分得一杯羹。上海的态度也让各兄弟城市十分欣慰，早在2003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就在市长会议上表示，上海要放下龙头老大的架子，以“世博会”为契机，与长三角其他15个城市(台州2005年加入)一道，联手打造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预计有7000万人参加世博会，这预示着巨大的商机。”宁波市接轨上海世博会办公室主任张松才说，“宁波希望与上海进行对接，吸引上海的人流和资金流到宁波来投资。”

　　“大哥”角色面临重整

　　虽然上海之于长三角的核心地位从未动摇，但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小弟”们的奋起直追下，其强势的角色相对地被削减。

　　根据已经统计完成并公开的GDP数据，从1978年到2006年，上海在全区域中的经济份额整体上呈持续下降态势，从1978年的47.31%下降到了2006年的26.12%。这种比例的下降是因为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的迅速发展。以苏州为例，其占都市圈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2.19%，经济总量上仅次于上海。

　　而在制造业方面，浙江省的发展更是迅猛，大有盖过“老大哥”上海之势。

　　2008年的金融风暴席卷了全世界，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城市的上海立即受到了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外贸出口受到重创，经济增长首次跌到两位数以下。

　　不过，这也有可能是一个拐点和契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区域经济专家高汝熹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虽然对上海乃至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它对改革与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上海重新调整定位产业升级，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而言，都是一个契机。”

　　高汝熹说，首先，他判断这次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是2008年，已经过去了。特别是对上海而言，虽然受直接影响来得最快体现得最早，但并没有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而且应该可以逐渐恢复过来。反而在2008年没有反映出受太多影响的中西部地区，可能因为农民工失业等问题，逐渐呈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其次，因为金融危机的压力，上海会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高汝熹认为这必然是第二产业进一步弱化，建立起以第三产业服务经济为主体的结构。他说，比如金融、贸易、设计等服务经济，上海原本就有很强的优势，而医疗和文化经济，也是上海应该重点发展的行业。上海应该发展成为服务型的城市，服务上海，服务长三角圈，成为以服务拉动经济高水平增长的龙头老大。

　　“以前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好像还无所谓，反正好赖都有得吃，现在金融危机了，迫使大家更理性地思考更谨慎地调整了，就必然促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高汝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