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成都全市中小学校开校。7岁的罗轩亦踏进自己就读的南华实验学校，发现班上多了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没有穿蓝黄色的校服。其中一个小男孩额前留着酷酷的小卷发，但说的普通话好听极了。

　　很多学校都多了一群这样的新面孔。他们——金融危机后随父辈返乡的农民工子女用谨慎而不失童真的双眼，重新打量着故土。

　　去年12月18日，省教育厅就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高度重视失业返乡农民工随返子女入学问题，切实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不让一名适龄随返子女辍学。

　　新学期开始了，随返子女现状如何？本报调查发现有诸多问题。尽管如此，每所接纳了返乡学生的学校，都在使出浑身解数，使他们尽快融入新的学习环境。

　　尴尬的测试

　　最高的还差4分及格

　　按照100分的满分标准，7人中最高得了56分，最低的仅为14分。

　　两分钟了，乔朗没动笔。他望了望老师，又埋下头，像是犯了错。

　　2月16日，成华区南华实验学校，乔朗站在一张齐腰高的办公桌边，紧攥钢笔，右脚尖不断蹭着水泥地。在他面前，一份摊开的试卷《2008～2009学年度上期学业水平检测题五年级数学》，轻盈如雪。但第一道题就让他看上去异常沉重：3/5+2/5=？

　　踯躅再三，乔朗歪歪扭扭地写了个答案：5/5。第二道题如法炮制：7/9-7/9=0/9。但第4道题让他彻底为难了：1/3-1/4=？斟酌一番后，他犹豫着写下：0/1。

　　看到这一幕，一旁的教导主任何建忠忍不住叹口气，摇了摇头。此前，还有6名和他年龄、背景相仿的同学，站在这张办公桌前，不知如何下笔。

　　乔朗还算是答完了每一道题。更多的人卷面干净整洁———许多题目一笔未动。按照100分的满分标准，7人中最高得了56分，最低的仅14分。

　　开学后，各校或多或少都接收了一些随返学生。有业内人士分析，随返学生散落各校，聚沙成塔，“数量应该不少”。

　　上学期，乔朗他们7人还在外省上学。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少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送回老家读书。

　　据粗略统计，南华实验学校当天一共拥进90名农民工子女，大部分是小学生，其中有一二十名是随返子女。还有部分学生来自资阳、巴中等省内各地，原因是其父母不再去外省打工，而是转战到成都。

　　金堂县教育局估计，全县随返学生约有两三百名。“秋季可能来得更多。”不少老师预测。

　　据了解，成都许多农民工子弟校和一些公办学校开学后，或多或少都接收了一些随返学生，但大都并未进行专门统计。“类别不好统计。”成华区教育局解释。有业内人士分析，随返学生散落各校，聚沙成塔，“数量应该不少”。

　　成都市教育局发文要求，市直属学校和各民办学校，应利用现有办学条件，妥善安置随返子女就学。乔朗成为这个政策下的“幸运儿”。他的父亲表示，由于刚来成都，许多证件都不具备，但他们向学校交了相关费用后，孩子还是顺利入读了。

　　问题接踵而至 最担心孩子背上思想包袱

　　问题1

　　教材不统一 教学进度不同

　　乔朗的数学试卷当场阅出：22分。

　　“这不怪他。”何建忠把笔丢到一边，有些无奈地看着这个瘦弱的孩子。

　　乔朗像是受到某种安慰，低低地说：“上期我的数学还考了72分……我没学过这些东西。”去年年末，他在深圳结束了五年级上期的学业。在南华，学校当然把他纳入了五年级下期。何建忠发现，乔朗原来所在的学校，使用的是人教版。而成都则用北师大版。分数加减法，北师大版的第9册就学了，人教版则要在第10册中才会出现。

　　同一天下午，小关庙旁的狮马路小学。面对两份语文试卷，相同的无奈，写在教导主任周洁脸上。

　　试卷的主人是一对亲兄妹：李强和李薇，曾随父母去浙江读书，这学期刚转回来。摸底测试时，李薇语文试卷上的“按课文内容填空”，10多个括号，一字未填。

　　周洁看过他们的教材：苏教版，部分课文不一致。

　　问题2

　　教材需预订 暂时没有课本

　　跟南华实验学校一样，许多接收了随返学生的学校，大都作了相应的摸底测试。由于学生来自东南西北，教材五花八门，成绩普遍不理想。

　　17日，何建忠草拟了一份文稿，通过电子邮件上书教育部，试图求助如何解决这道难题。

　　更为迫切的要求是，新教材必须立刻匹配对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缺教材。

　　18日下午，竹篙镇的陈大爷在电话中忍不住抱怨：“娃娃很委屈，新书到现在还没发下来。”他的外孙肖笑一年前随父母转到广东读书。现在回到镇上，只能和同桌暂时合用教材。

　　“估计还有二三十套书的缺口，我们正在和新华书店协调。”竹篙小学接收了40名返乡学生，该校车主任19日表示，学校每到期末会向县新华书店预订教材，随返学生临近报名才来，打了学校一个措手不及。

　　金堂县教育局德育科刘权也注意到，不少随返学生突然回流，并未在原校办理转学证。按照省教育厅“简化入学手续，为随返子女入学搭建绿色通道”的要求，当地特事特办，“先读书后办证”。

　　即便是成都市区的南华学校，校方也由于余书不多感到吃紧。“只有统一去新华书店订书。”校长蔺女士表示，这可能需要几天。“国家免收书本费，这些娃娃一来，当地缺这笔费用，乃至造成教材暂时缺失。”有老师分析认为。

　　不过，短暂的“慌乱”后，学校还是安定下来。“其实这批孩子化整为零，每个班级也就多增加一两人。”一名老师冷静地分析，这对教学设备、班额容量等方面影响并不大，学校足以消化。

　　问题3

　　强烈落差感 担心自卑情绪

　　在乔朗做考题的时候，楼下一年级教室，6岁的韩磊正趴在书桌上，郁郁寡欢。

　　“我听不懂同学们说话。”韩磊满口京味地抱怨道。15日报名时，他的出现引起学校不少人侧目：打着一条领带，西装革履。阳光下，皮鞋锃亮。

　　韩磊在北京长大。父亲是四川人，在北京一家小厂做工。去年下半年，工厂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过去，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忙着加班，但去年惨淡时，工人一个月可以耍两周。

　　转回成都后，习惯了北方生活的韩磊，在新环境里处处“挑剔”：语文和数学课本比北京的大，就连米也太吸水了。同学们说四川话时，他只有在一旁“发愣”。

　　狮马路小学考虑到一部分孩子从江浙返回，可能怕吃辣味，学校食堂做的饭菜于是分为红白两味。

　　像韩磊一样对家乡语言不熟的同学，算是少数。竹篙小学五年级的代鑫把这次返乡视作一次解脱。她在广东待了一年，听不懂当地话。班上同学隔得远，想去找他们玩，但不知道怎么坐车。回来后，玩伴更多了。

　　在不少学校看来，环境的改变，可以用时间来适应和协调。对孩子的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学习成绩。

　　在摸底测试中，不少随返学生表现不佳。有老师认为，先前他们可能成绩不错，但进入新学校，学习明显慢半拍。这种强烈的落差感，或许会让他们背上更大的思想包袱，“有自卑情绪，变得沉默而内向”。

　　狮马路小学的周洁非常关注李强兄妹。兄妹俩比同学们的知识落后半期，而原班很多同学都认识他们，他们的心灵可能会受到伤害，“应该慎重对待”。

　　学校措施

　　抢时间补习 发掘孩子优点

　　不少返乡学生见多识广，聪明并且好学，有自己的优点。“最多半学期，他们的成绩肯定上来。”

　　16日上午，第四节课临近尾声。何建忠示意，乔朗可以回去上课了。

　　乔朗并不知道，针对他和其他几名随返新生的帮扶计划，已经迅速形成。每天放学后，何建忠将从托管时间中抢出二三十分钟，为他们专补落下的章节。

　　狮马路小学开校首日就出台辅导计划，准备请老师、优等生，利用每天一个小时的托管时间，进行一对一帮扶，计划随教学进度随时调整。

　　竹篙小学还建立了心理咨询室，配备老师、器材和书籍，密切关注返乡孩子的心理问题。高板小学则试图多开展一些手拉手活动，让孩子们在广泛交流中快乐成长……

　　相处几天后，老师们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群返乡孩子。

　　“许多随返学生见多识广，聪明好学，有明显的优点。”一名老师表示，比如韩磊，可以发很标准的“What's your name”、“pencil”。去年在扬州度过的竹篙小学学生沈芬，能歌善舞，梦想做一名演员，曾经获得征文大赛二等奖与科技竞赛一等奖。

　　“最多半学期，他们的成绩肯定能上来。”狮马路小学的教导主任周洁满怀信心。该校几乎每期都在接收农民工子女。几份往学期的文档显示，几名在第一学期还处在60～70分区间的同学，第二学期就都上80分了。

　　深怀感恩之意的沈芬，写下了一篇散文《我的学校，我的家》。她被老师们视为写作功夫在同龄人中非常突出的孩子。有一次，她的东西掉了后，老师和同学想方设法帮她找了回来。“我有难题，老师同学都会想办法帮助。”她饱含深情地写道，“我回来后，重新找回了自信，学校里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家长反省

　　不再迁徙 不再让孩子学业支离破碎

　　“我哪里也不去了。”乔朗的父亲准备一直留在成都，直到让孩子读完初中。

　　18日下午4时许，其他同学放学回家后，乔朗打开数学书。老师正准备为他和其他几人“开小灶”。

　　乔朗的父亲这时刚好从龙舟路挤上一辆公交车。他的心情不错，刚谈了一笔大单，为某企业做户外广告。

　　在狮马路小学，李强兄妹也留下来，准备补课。“估计要半个小时才回来。”望了一眼巷口，他们的母亲把视线迅速收回菜摊，伸手招揽顾客，“没削皮的土豆一块五一斤，削了皮的一块八。”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乔朗的父母作为四川外出务工大军中的一员，远赴沿海打工。两年前，他们把孩子接去，安顿在广州一所民办学校，“离孩子近一些，方便照顾”。

　　因为收入不佳，次年，他们在朋友的建议下，去深圳一家鞋厂碰运气。但新工作仅仅维持了几个月的繁荣。去年岁末，他们决计返乡。

　　从内江、广州到深圳，再辗转成都，不断的迁徙，乔朗的学业因此支离破碎。

　　李强兄妹的父母原本在正通街附近卖菜。几年前，他们把孩子从家乡转入狮马路小学。夫妻俩去浙江打工时，李强兄妹也随之转学。谁知去年工厂陷入萧条，挣不到多少钱。夫妻俩只得回来继续卖菜。兄妹俩也重回母校。

　　“家长们都得反省，老是跑来跑去，对孩子的教育不利。”乔朗的父亲开始反思。在他对面，乔朗趴在桌上，鼻子几乎贴着课本。带着柔和的眼神，父亲伸手轻轻敲打了孩子一下。以前放学后，乔朗丢下书包就去玩，现在总是一声不吭地做作业。这让父亲看到了改变和希望。

　　“我哪里也不去了。”乔朗的父亲准备一直留在成都，直到让孩子读完初中。

　　(文中所涉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辜波 实习生 唐筱